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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国的武士不一样。光春、利三等五人重臣，他们采取了怎样的行动？他们对光秀的计划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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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重臣当然知道谋反的恶，知道相当危险。光秀以下全员皆死的概率很大，如果还讲点是非善恶的话，至少要反对一下。但是他们对斩杀信长，没有一点是与非的议论。这是令人注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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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日本人的行动样式？或者就是山本七平“空气支配”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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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存在永远惩罚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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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本将棋里的“持子规则”，是否就是杀死主人可以再重用的思考模式再现呢？是否就是山本七平“空气支配”的伦理呢？如是这样，那么玉碎呢？那么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呢？将棋里为什么不折射不反映？如果说，日本战国时代的伦理遗风使得将棋规则改变，从而迎合了日本人的心情，那么，织田信长以后的武士道精神，二战时期的玉碎精神，为什么没有促使日本将棋再改变规则呢？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心情可以不迎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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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想起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面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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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完全没有想到日本战俘的这种转变，这同我们的信念是不一致的。日本人的行为似乎是先把每一件事都纳入一条行动路线上，一旦失败了，他们就自然而然地采纳另一条行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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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当为玉碎、为忠诚的对象变得不明确，或者这个对象干脆已经消失的情况下，那么日本人就会很快地放弃旧主选择新主。这也是战中的神风特攻队员，之所以能驾驶着“零式”战机，高喊天皇万岁的口号撞向敌舰，就是因为他们还明白自己为谁玉碎、为谁忠诚。但当占领军占领东京，脱下军装的日本人之所以不干像伊拉克式的炸弹自爆袭击事件，就在于那时的玉碎对象、忠诚对象已经变得模糊、变得不确定，或者干脆已经消失了。还为天皇吗？天皇已经走下了神坛，意味着旧主淡出视野，新主浮现。新主是谁？就是美国人。山姆大叔。那时日本的全体都是美国人的战俘，然后就发生了日本将棋里的“持子”情况——拥抱失败。全体日本人为原本是敌人的美国人效忠与服务。日本人就是这样的势利、就是这样的易变。这样言之，日本人当然没有必要修改将棋规则了。因为培育这种风土与心情的文化土壤一点都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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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将棋里的“持子规则”既然讲被对方吃掉子，对方可以再启用，那么转换思维的话，战死的敌方是否就是永远的敌人呢？日本人认为不是的，这里，他们引入佛教文化中怨亲平等的思想，认为不存在永远惩罚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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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本人也吊唁战死的敌人，这是从平安中期的朱雀上皇开始的。民族战争也是这样，如元兵战死者的亡灵日本人也吊唁。北条时宗在圆觉寺安置千体地藏尊，悼念敌方战死者的幽魂，日俄战争也是这样。东京都涩谷区神南，有历史上2.26反乱军指挥者被处刑的纪念地，并建立观音像，供花。明治十年的西南战争，如果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看，应该说西乡隆盛的确是革命队伍中的叛徒，新政权的绊脚石了，打入冷宫永世不得翻身才是历史。但20年后在上野公园出现了西乡的高大铜像，昔日对手胜海舟为其立下诗碑：“毁誉皆皮相，熟能察微旨？唯有精天在，千载存知己。”这也表明了日本人没有永远的敌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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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宗教战争也是这样，如岛原之乱后，岛津义久为了祭祀敌方的战死者，纠集了日向、大隅、萨摩，肥后的僧侣1000多人，面向岛原，建造55米高的卒都婆，并举行盛大的法会。天草的代官铃木重成，在战乱之后，在所在地创建东向寺，为战死的教徒冥福。在西方文化里，宗教战争中的敌人是绝对不能救助的，更不用说追悼了，但佛教讲万善同归，日本人就把它放入了将棋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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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胜者败者死后一律升天成佛”向来为日本人的生死观。然而对于会津“贼军贼民”，明治政府的民政局发出布告，一律不许收尸，收尸者同罪，几千尸体喂肥了野狗、硕鼠，城内外成为腐臭熏天的地狱图。有胆大者，收埋尸体，被巡逻队发现，不仅重掘坟墓，还被坐牢，活着的会津人1700余人被流放至寒乡冻壤的青森县下北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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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表明，在日本人那里，任何的尺度都是相对的，将棋“持子”实际上也是“相对”的，说不定哪一天日本人就杀了这个“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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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日本文化史 [:170660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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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为什么日本人喜欢落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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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赏樱的本土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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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1300多年前的《日本书纪》里，有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细节：天皇泛舟行乐，忽有一瓣樱花飘落酒杯里。天皇顿生花情，令人作诗。别小看这小小的细节，它实际上就为日后日本人赏樱定下了品位和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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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作为外来植物的梅花，着实也让日本奈良时期的贵族们风流了一阵，如《万叶集》中咏梅歌有118首，咏樱歌只有42首。后人在评价《万叶集》总体精神倾向时，干脆用了“忠怨尤霹雳，诚感唯梅花”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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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好景不是很长，或许梅花的傲霜斗雪的理性性格，不太适合郁郁葱葱、湿气颇重的岛国风土，或许梅花“犹有花枝俏”的感性气质不太适合阴郁幽玄、古拙本色的岛国之民。贵族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樱花，身份不太高贵、性格不太倔强的山野樱花，或许更适合在这块风土里自然成长，或许更适合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到了平安时期，樱花终于取代梅花的王位。《古今集》（905年）咏樱的数目远远超过了梅花，其中的名句有：“世间若无樱花艳，春心何处得长闲？”更有甚者，《古今集》编撰者之一的纪贯之，有一天看到一位美丽的女子在采摘樱花，便一见生情，咏了和歌，交给那位女子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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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樱遍野白云卷，雾底霞间闻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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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最是依稀见，任是一瞥也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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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与春心、樱花与生情，这不仅是贵族们审美情绪的变化，更是本土意识的觉醒。日本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感觉，终于发现了表述自己感觉的本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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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后，日本俳句大诗人芭蕉有“京都有九万九千民众去看花”的名句。去看什么花呢？当然是去看樱花。庆长三年（1598年）的3月15日，难得有闲情逸趣的丰臣秀吉，领着秀赖、北政所等1300多名诸侯，在京都醍醐寺举行了盛大的“樱花宴”。这就是历史上以其豪奢华丽而著名的“醍醐花见”。这一“醍醐花见”，可以说开启了日本人每年一度赏樱观花的雅风和习俗。有日本学者称，这是“民众的日本文化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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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过《清贫的思想》的日本学者中野孝次在谈到樱花时这样写道：“每当我浮想起樱花，心中便会涌现一股忧郁的醉意，同时耳际似乎响起充满伤感的女声合唱‘春光明媚隅田川’，或听到‘春夜楼台樱花宴’的歌声，此时此刻，我会感到无限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