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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首次日本之行时，由著名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做翻译。卫三畏感到与日本人打交道、订协议都离不开汉文，于是在佩里舰队再次前往日本时，便邀请友人罗森同行，一起作为美国舰队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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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日本人基本不懂英语，美国也鲜有人精通日语。罗森不懂日语，也不懂荷兰语，但是可以用汉字和日本人在纸上“笔谈”，因为当时日本的官员和读书人都熟悉汉字。几乎所有的翻译都依靠罗森和卫三畏。于是出现了奇怪的谈判场面：美国谈判官员说英语，卫三畏口译为中文，罗森写下来给日本官员看；日本官员写下汉文，罗森念出来，卫三畏再翻译成英文给美国官员听。在外交史上这都是少有的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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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日本的谈判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最后日本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条件。1854年3月31日，日本与美国正式签订了《日美友好条约》。这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本来可能发生的日本的“鸦片战争”就这样被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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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期间，许多日本人士主动与罗森交往、笔谈，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让他们感到震惊，急于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罗森向日本人士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把自己写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小册子《南京记事》借给日本官员阅读。这部著作很快就被翻译成日文，改书名为《清国咸丰乱记》，在日本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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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多日本人对于现代世界缺乏了解。和这些日本人比起来，罗森的见识也不见得有多高明。在后来撰写的《日本日记》一书中，他对日美谈判本身着墨不多，而是以猎奇的眼光来打量日本。他大量描写的是日本社会的“怪异”之处。罗森处处将日本与中国进行比较，对于日本的种种“落后”之处很是不屑。例如，他以“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伦理道德来描写日本的男女共浴，“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于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将淳朴自然的男女关系丑化成了一个男女关系淫乱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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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虽然对日本也有赞赏之处，但是在他的笔下，流露更多的是天朝上国俯视东方蛮夷的优越心态，很有以“文明人”自居的意味。鸦片战争已经发生十几年，中国已经被推进世界的大门，罗森还有这种心态，极为可笑。更悲哀的是，他没有意识到，正在他身边发生的事件即将改变日本的历史，也将改变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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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罗森比起来，那位介绍他参与美日谈判的汉学家卫三畏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他刚刚到达日本一周时，在给他弟弟的信中写下的话至今值得深思：“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更加理性，精力也更加充沛。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中国人那样舒适。他们的行动很不自由，也没有中国人那样有灵性。不过，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的进取心和好胜心。当这两个民族都认识到与别国进行交流的重要性后，很可能日本人会在世界上为自己谋取到更高一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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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罗森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对中国提出预警，确实有些苛求。但是，一个国家在历史转折的时刻，毕竟需要一批有眼光的人。19世纪中期日本令人吃惊的现象之一，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观察外部世界的强烈愿望，甚至还有吉田松阴这样希望通过偷渡了解世界的卓毅人士。他们在国家受到外来冲击之时，决心前往西方了解外部世界。他们共同拥有一个伟大的愿望：决心向西方学习，希望能够由此使他们的国家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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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当时的中国，尽管已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败，但精英人士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想之中，拒绝睁眼看世界。比如1840年文渊阁大学士琦善到广州接替林则徐后立即宣布：“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他们沉迷于古老的文明不能自拔，自认为是东方的文明大国，甚至臆造出中国道德优于西方之类的怪论来自我安慰，浑然不觉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变，更不肯主动地走向世界。直到甲午中日战争才猛然醒来，发现日本已经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追赶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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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结束后，罗森搭乘美国军舰返回中国。据说，途经镇海时，他在当地收购了一批生丝，运回广东后赚了一笔钱。翻译是临时的，历史对于他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他只是一个小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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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普通人活在历史的夹缝里，悄然地生，无声地死，在这个世界上留不下一点痕迹。罗森是幸运的，偶然的机会让他挤进了大历史。遗憾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更理解不了日本开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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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曾说，“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景’，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在许多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都发挥着“历史扳道夫”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在1854年春天的那个深夜，从吉田松阴潜入美国军舰的那一刻起，中日两国不同的现代化命运已经被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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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历史扳道夫”。即使挤进大历史，小人物也还是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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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为什么给侵略者树碑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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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如此高的评价给予一个侵略者，在中国人看来匪夷所思。可是，如果剥离道德的评判，以历史的尺度去丈量，佩里确实是促使日本开放改革、融入世界的有功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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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美国人佩里的雕像有三尊：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北海道，还有一个在横须贺市。作为佩里最初登陆的地点，横须贺市还有一个佩里公园，公园里专门设有佩里纪念馆，全面展示佩里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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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曾经长期实行“锁国政策”，直到佩里率领美国军舰长驱直入东京湾，才被迫开国。毫无疑问，对于日本而言，佩里是一个侵略者。可是，为什么日本要为一个侵略者树碑立像、像英雄一样崇拜呢？答案或许在历史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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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百多年的“太平盛世”，19世纪中叶的日本武备松弛，“诸大名和旗本就已把甲胄束之高阁，只是在正月十一日拿出来摆摆样子，到暑天六月拿出来晒晒。而有随身武士者，可谓屈指可数。因而一俟出阵，即刻感到缺乏装备，以致张皇失措。即使尚有祖上传下的甲胄，亦破损不堪，而战袍则被虫子蛀蚀得百孔千疮，无法穿上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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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佩里率领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海，要求日本开国时，日本自知国力不足，如果抵抗必然重蹈中国覆辙。所以，它没有采取激烈对抗措施，而是冷静避战，虚与委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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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佩里再次到来后，日本当局就坐下来与其正式谈判，最后正式签订了《日美友好条约》，同意开放下田、箱馆等港口。这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也标志着日本锁国体制正式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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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年后的1901年，日本人在佩里第一次登陆的地方建立起了“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纪念碑基座上镌刻着对佩里来航事件的说明，并且高度评价说，这一事件“成了将幕府统治下的锁国状态的日本拉回到世界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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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人对历史的认识并不是没有动摇过。日本突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后，这个“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就被推倒，在原地建立了“国民精神振奋碑”。不过，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精神振奋碑”又被推倒，重新竖立起“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后来，又相继在东京和北海道建立了佩里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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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年佩里仗着船坚炮利迫使日本签订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但后世的日本人并没有将他视为仇敌。相反，他被视为日本的恩人。在横须贺的佩里公园里，每年都有民间组织的开国纪念活动，人称“黑船祭”。在纪念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态出现。日本人认识历史的态度，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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