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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也担心如失去机会，有重蹈“邻国（指中国）覆辙之虞”。于是不待“敕许”，1858年7月29日，《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正式签订。此时距离《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仅一个月。这是日本第一个承认贸易自由和通商开国的条约，对日本的经济、政治影响深远。如果说佩里叩开了日本的国门，那么哈里斯则彻底瓦解了日本延续220年的锁国政策。在此后的两个月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与日本签订了通商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1858年是日本的“安政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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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哈里斯踌躇满志地离开日本。他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满意，同时也为条约的实施感到担心。因为就在他返回美国前不久，他的秘书亨利·胡斯肯在江户的大街上遭到刺杀。那些保守的大名、武士对条约异常愤怒。他们没有注意到条约的不平等性，只是关心开国和锁国的问题。“尊王攘夷”由此兴起，这些条约成为将外国人统统“攘”出（包括暗杀手段）日本的借口。“尊王攘夷”运动最终推翻了幕府统治，幸运的是，日本没有倒退回去，明治维新最终还是将日本带进了世界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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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哈里斯接受了一位从日本回来的人的采访。哈里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人认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方的回答让他感到高兴。四年后，他长眠在纽约的一个墓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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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过去了，哈里斯并没有被日本视为强加不平等条约的“侵略者”。相反，因为他打破日本的锁国体制、开启了日本近代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至今仍被日本这个国家所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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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新岛襄：日本第一个留学生的人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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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容闳而不用，日本有新岛襄而信用之。两个留学生的不同人生际遇，折射的是两个国家的不同选择。后人面对这段对比鲜明的历史，除了为容闳扼腕叹息外，是否还应该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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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都市中心，与旧皇宫仅一墙之隔有一所大学，就是著名的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中国台湾的马英九先生曾在这里演讲，高度赞扬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并如此评价道，“与其说同志社大学是西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不如说早稻田大学是东日本的同志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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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学是曾两度出任首相的大隈重信创办的，而同志社大学的创办者则是一介平民新岛襄。新岛襄的传奇一生，是19世纪日本国民精神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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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岛襄是一个下级武士，早年学习荷兰学，曾在幕府的海军教习所就读。但是他发现这里的学习不充分，他很不满意。他的荷兰学老师借给他一部《鲁滨孙漂流记》，这本探险小说激发了这位年轻人探寻海外知识的渴望。后来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有些日子我去江户的海边，希望看到大海的景色。我看到很大的荷兰军舰停泊在那里，对于我来说，它就像一座城堡或一组大炮，我想它与敌人作战时一定十分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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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日本已经放弃锁国政策，一些外国人开始出现在这个远东的岛国上。新岛襄渴望奔向外国海岸，亲自去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拯救落后的祖国。于是，这位年轻人决定独自去海外学习。虽然当时日本仍然禁止本国国民出国，违反禁令者会被杀头，但是新岛襄决心已定，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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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激情感动了一位美国船长。1864年，21岁的新岛襄潜藏在美国商船里，离开日本，来到上海。在黄浦江畔，新岛襄被转移到“流浪”号船上，开始了漂洋过海的生活。在船上，新岛襄的武士自尊心经常遭到打击。他的英语非常差，听不懂其他乘客的话。有一次，他因没有服从一名乘客用英语发出的指示而受到叱责，新岛襄拔出刀，准备砍倒这名乘客。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使命，最终隐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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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漂泊了一年多的时间，新岛襄终于来到美国。为了糊口，他做各种苦工，“每日的劳作让我筋疲力尽，头一沾枕头就呼呼大睡。每早醒来，全身酸疼得厉害，几乎无法移动”。后来，新岛襄用可怜巴巴的英语拼凑出一封信件，解释他来美国的原因。“流浪”号的主人阅读后，慷慨地支付了他的学费，使新岛襄顺利进入菲利普斯大学（Philips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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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新岛襄靠着顽强的信念发奋读书，详细研究西方教育体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祖国从事教育事业。最终，他成为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学位的日本人。其间，这位“叛逃者”还曾为明治维新政府派出的岩仓使团担任翻译。这个使团的成员都是日本政府的高官，新岛襄的勤勉工作精神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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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新岛襄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此时，他已经是一个完全被西化的日本人，不但西装革履，而且信仰基督教。致力于文明开化的维新政府并不排斥他，反而支持他办教育。一年后，新岛襄就以“培养崇尚自由和良心的人们”为宗旨，开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同志社大学（最初名为同志社英学校）。《剑桥日本史》这样评价其先进的教育理念，“接下来的日本‘文明开化’政策与新岛襄向同胞传播基督教的个人使命几乎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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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创业维艰，同志社大学最初仅有2名教员8名学生。在新岛襄艰苦卓绝的努力下，仅用十年，该学校就发展成近万人。新岛襄秉持“良心教育理念”，希望每一位学生都能怀揣良心走出校门。他在一封书信中这样表达自己的信念：“造就欧洲文明的是自由精神、科学发展以及基督教的道德……除非教育基于同样的基础，否则我们无法相信日本会达到这种文明。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国家，将如同建立在磐石上一样牢不可破……”1880年他为平息学潮，在朝会上用皮鞭抽打自己的身体，感化了学生。“自责鞭事件”是全世界教育学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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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同志社大学是西日本地区最顶尖的私立大学，与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并称“私立三大校”，在日本国内享有极高的声誉。学校大门附近有一个“新岛遗品库”，展示着130年前新岛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难办学历程。我走进展室，望着新岛襄的生前遗物，心中想的却是一个和新岛襄有相似经历的中国人——容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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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岛襄是第一个留学美国的日本人，容闳则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容闳生于1828年，19岁时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不过，他不是像新岛襄那样偷渡出国，历经磨难，而是跟随一位牧师到美国的。和新岛襄一样，容闳学成以后，怀抱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回到国内。可是，他到处碰壁，壮志难酬：从事商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受阻；寄望于太平天国建立“新政”，却眼看着这个政权走向崩溃；虽然他得到曾国藩、张之洞等高官的赏识，却得不到重用；他积极参与戊戌变法，维新不满百日就被腰斩。容闳为此遭清政府通缉，出逃香港，再度赴美。晚年容闳赞成革命，有幸看到了清政府被推翻。孙中山亲笔写信邀他归国担任要职，但84岁的老人未及回国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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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容闳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组织了第一批幼童（詹天佑即在其中）官费赴美留学。除此之外，功业寥寥，最后不得不逃亡异国，抱憾而终，徒留一个“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空名。而新岛襄建立大学，培养了无数人才，一百多年后这所大学仍然生机勃勃，继续影响着这个国家。中国有容闳而不用，日本有新岛襄而信用之。两个留学生的不同人生际遇，折射出的是两个国家的不同选择。后人面对这段对比鲜明的历史，除了为容闳扼腕叹息外，是否还应该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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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咸临丸：日本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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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完全不假外人之手，完成如此壮举，勇气可嘉，志气可钦。难怪，乘坐这艘船的福泽谕吉骄傲地说，“这是值得大大夸耀的地方。盱衡目前的朝鲜、中国，以及东方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有勇气只学了五年的航海即决定横渡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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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的百年史》是日本战后首相吉田茂的著作，记录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百年的历史，曾被评为“二十年来影响中国最大的100本书”之一。这本名著就是以“咸临丸”开篇的，而且盛赞它“拉开了日本现代史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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