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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中国第一繁盛海港，欧罗巴诸邦商船军舰数千艘停泊于江上，桅樯林立，填满津口。陆上则有诸邦商馆，粉壁千尺，殆如城郭，其雄大壮伟，笔纸难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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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高杉晋作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武士，但是这个23岁的年轻人“好读书，漫游天下，访奇人伟士”，热切地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上海外滩洋行云集，外国商船在黄浦江来来往往，这一景象震惊了高杉晋作。可是，当他上岸漫游上海城内外时，很快就见识到了光鲜背后的肮脏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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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坊通路之污秽难以言说。小衢间径尤甚，尘粪堆积，无处插足，亦无人清扫。或曰，出市街即为旷野，荒草没路，唯棺椁纵横，或将死尸以草席包裹，四处乱扔。炎暑之时，臭气熏鼻。清国之乱象，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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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杉晋作喜欢中华文化，汉诗写得很漂亮。可是眼前的中国与他想象的文明大国完全不同，不但街衢肮脏，而且人民吸食鸦片，士兵敝衣垢面，枪炮粗陋，在庙里栖身，而军械先进的外国军队则自由行动，这让高杉晋作极度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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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的情况详细考察以后，高杉认为，上海外滩之所以繁盛，“皆缘于众多之外国人商馆，城外城里亦多外国人商馆”。他注意到，中国人到处被外国人牵制着，“英国人、法国人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中国人都躲到道路两旁为他们让行。事实上，与其说上海是属于中国的土地，还不如说是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在距上海1200公里的北京，中国的威风可能仍然存在。但是，提起我们所在地的上海简直是惨不忍睹。这让我想起吕蒙向宋太宗进谏时所说的‘以亲近，不及远，岂不宜也’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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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杉晋作不仅为中国感到悲哀，更为日本的未来忧虑，“虽然说我们是日本人，但是对于如此的局面也应该关心留意。因为这并不仅是中国一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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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杉晋作看来，中国自古英雄辈出，节义之道也非常贤明，为什么会衰微到如此地步呢？综合上海的所见所闻和来自北京的各种信息，他得出的答案是，“他们不能制造凌驾万里波涛的军舰和制敌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他们国家的志士所著的《海国图志》等已经绝版，只提倡固陋偏颇之说，因循守旧，苟且懒惰，虚度岁月；他们只想着天下太平，没有改变方针政策去制作军舰大炮来防范敌国，所以才落得如此衰败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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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杉晋作眼睛里看到的是凋敝的中国，心里想的则是自己的祖国。8月3日，千岁丸启航回国。在返航的日记中，高杉晋作总结考察上海之行，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日本若不迅速实行攘夷之策，最终将重蹈中国之覆辙”。回到国内后，高杉晋作把自己的日记辑录为《游清五录》，至今仍然是了解近代日本之中国观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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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参加千岁丸之行的日本人一共留下了六本著作，《游清五录》只是其中之一，其余五本的作者也都是优秀的青年藩士。他们富有朝气，善于思考，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同时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像高杉晋作一样，他们都把这次访华看成是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实地考察中国社会、探求日本前途的好机会。因此，他们认真调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状况，与中国各界人士接触，收集各类书刊、资料、地图，详细记录上海之行的亲身经历和调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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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岁丸让这些年轻的武士有机会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曾经被日本崇敬的中国，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文明强盛的大国，而是千疮百孔，不堪一击，这让他们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如果说，启航之日千岁丸承载的是对中国的憧憬和幻想，那么归国之时，千岁丸带回来的是中国的教训：假如日本不锐意改革，发愤图强，就会像中国一样衰败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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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岁丸的上海之行，使日本的国家危机意识剧增。特别是那些充满忧患意识的年轻武士奔走呼号，谋求国家变革，在“尊王攘夷”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杉晋作更是成为“尊王讨幕”派领袖之一，他组建的日本第一支新式军队“奇兵队”，成为倒幕中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倒幕成功，才有明治维新。可见，千岁丸对日本国家走向的影响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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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千岁丸访问上海的同一年，“京师同文馆”在北京开学。这是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它翻译、印刷出版西方文献，因此成为中国政府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的视野里只有欧美国家，并没有东瀛岛国。假如中国像日本一样善于从邻国吸取教训，较早地学习借鉴日本的经验，那么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被改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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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日本的“爱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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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18世纪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最后的藏身之地”。日本历史上的“爱国贼”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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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当日本人首次乘坐咸临丸抵达美国之后，大开眼界，新鲜事物目不暇接。舰长胜海舟专门买了一把黑色洋伞作为纪念，船员好奇地围观，因为日本使用的都是木伞，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舰长说：“我把这把伞带回国内，撑着伞在街头风光一番，你们说好不好？”立即有人提醒道：“我看还是在官邸里自己玩赏吧。您如果在街上招摇，一定会被浪人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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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就在咸临丸回国前半月，一个雪花飞舞的早晨，主张和外国通商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浪人暗杀。“樱田门事变”宣告日本“爱国贼”抵抗对外开放的行动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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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东方国家自成一体。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人闯进来，各种冲突在所难免。虽然日本政府并没有像清朝那样拒绝开放国门，而是和平地放弃锁国政策。但是门户初开之时，一些日本人认为外国人充满晦气污秽，不愿意让他们踏上本国的土地。在自认为社会精英的武士阶层中，这种思想并不少见，尤其是那些腰插双刀的年轻下层武士，许多都是“爱国愤青”，视外国人如寇仇。特别是在通商口岸，很快就掀起了“愤青”大肆刺杀外国人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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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8月，俄国见习官和水兵在横滨登陆购买粮食，遭到武士的袭击，2死1伤。这是日本国门开放之后发生的第一起刺杀外国人的事件。3个月后，在法国领事馆工作的中国人因穿西服而被误认为西洋人遭到杀害。1860年1月，在英国总领事馆当翻译的日本人遭到刺杀。2月，荷兰2名船长也被杀害。但奇怪的是，杀人凶手一个也没有抓获。这从而进一步助长了暗杀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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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田门事变”之后，排外风气更加高涨。在外国人看来，这个东方岛国充满了暴力和恐怖。1861年初，一位美国翻译被杀；6月，英国公使馆遭武士袭击。1862年6月，英国水兵被杀伤；9月发生了“生麦事件”——一位骑马的英国人无意间冲撞了一个藩主的队伍，被藩主的护卫当场砍死。“生麦事件”酿成极大的危机，一度将日本推向战争的边缘。最后幕府不得不赔偿巨款，才消弭了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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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爱国贼”的暗杀行为不都是自发的，而是受到了来自高层的煽动和纵容。当时的孝明天皇非常反对与外国通商，他听说幕府赔偿“生麦事件”后十分震怒，下诏说：“纵使皇国一端化为焦土，亦绝不愿开港交易。”这种典型的“愤青”言论，更加激励了日本“爱国贼”的排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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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成为日本近代工商业精神领袖、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早年也是一个“爱国愤青”。他放弃家业，狂热地加入“攘夷”活动。1863年，他与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制订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攘夷暴力行动计划，并购买了武器，准备以武力先占领高崎城，然后再一鼓作气打进横滨，将那里的外国人全部杀光。但是在实行计划之前，由于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不得不暂且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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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仇恨外国人的风气的蔓延，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成为仇恨对象。腰插武士刀的浪人充斥街头，四处寻找“卖国贼”。在他们看来，凡是与外国沾边的都有卖国嫌疑。与外国人做贸易的商人关起了门，讲西方学问的洋学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在自诩为“爱国者”的浪人的眼中，那些读外国书、喜欢谈论欧美文化制度的人，都是欺瞒世人、崇洋媚外的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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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外之时，仇视手无寸铁的学者，似乎并非日本所独有的现象。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那些高举爱国旗帜者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的卑怯。他们不敢向那些掌权者叫板，正如鲁迅所说，“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爱国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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