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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岁丸的上海之行，使日本的国家危机意识剧增。特别是那些充满忧患意识的年轻武士奔走呼号，谋求国家变革，在“尊王攘夷”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杉晋作更是成为“尊王讨幕”派领袖之一，他组建的日本第一支新式军队“奇兵队”，成为倒幕中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倒幕成功，才有明治维新。可见，千岁丸对日本国家走向的影响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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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千岁丸访问上海的同一年，“京师同文馆”在北京开学。这是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它翻译、印刷出版西方文献，因此成为中国政府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的视野里只有欧美国家，并没有东瀛岛国。假如中国像日本一样善于从邻国吸取教训，较早地学习借鉴日本的经验，那么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被改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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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日本的“爱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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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18世纪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最后的藏身之地”。日本历史上的“爱国贼”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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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当日本人首次乘坐咸临丸抵达美国之后，大开眼界，新鲜事物目不暇接。舰长胜海舟专门买了一把黑色洋伞作为纪念，船员好奇地围观，因为日本使用的都是木伞，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舰长说：“我把这把伞带回国内，撑着伞在街头风光一番，你们说好不好？”立即有人提醒道：“我看还是在官邸里自己玩赏吧。您如果在街上招摇，一定会被浪人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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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就在咸临丸回国前半月，一个雪花飞舞的早晨，主张和外国通商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浪人暗杀。“樱田门事变”宣告日本“爱国贼”抵抗对外开放的行动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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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东方国家自成一体。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人闯进来，各种冲突在所难免。虽然日本政府并没有像清朝那样拒绝开放国门，而是和平地放弃锁国政策。但是门户初开之时，一些日本人认为外国人充满晦气污秽，不愿意让他们踏上本国的土地。在自认为社会精英的武士阶层中，这种思想并不少见，尤其是那些腰插双刀的年轻下层武士，许多都是“爱国愤青”，视外国人如寇仇。特别是在通商口岸，很快就掀起了“愤青”大肆刺杀外国人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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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8月，俄国见习官和水兵在横滨登陆购买粮食，遭到武士的袭击，2死1伤。这是日本国门开放之后发生的第一起刺杀外国人的事件。3个月后，在法国领事馆工作的中国人因穿西服而被误认为西洋人遭到杀害。1860年1月，在英国总领事馆当翻译的日本人遭到刺杀。2月，荷兰2名船长也被杀害。但奇怪的是，杀人凶手一个也没有抓获。这从而进一步助长了暗杀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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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田门事变”之后，排外风气更加高涨。在外国人看来，这个东方岛国充满了暴力和恐怖。1861年初，一位美国翻译被杀；6月，英国公使馆遭武士袭击。1862年6月，英国水兵被杀伤；9月发生了“生麦事件”——一位骑马的英国人无意间冲撞了一个藩主的队伍，被藩主的护卫当场砍死。“生麦事件”酿成极大的危机，一度将日本推向战争的边缘。最后幕府不得不赔偿巨款，才消弭了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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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爱国贼”的暗杀行为不都是自发的，而是受到了来自高层的煽动和纵容。当时的孝明天皇非常反对与外国通商，他听说幕府赔偿“生麦事件”后十分震怒，下诏说：“纵使皇国一端化为焦土，亦绝不愿开港交易。”这种典型的“愤青”言论，更加激励了日本“爱国贼”的排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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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成为日本近代工商业精神领袖、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早年也是一个“爱国愤青”。他放弃家业，狂热地加入“攘夷”活动。1863年，他与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制订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攘夷暴力行动计划，并购买了武器，准备以武力先占领高崎城，然后再一鼓作气打进横滨，将那里的外国人全部杀光。但是在实行计划之前，由于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不得不暂且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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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仇恨外国人的风气的蔓延，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成为仇恨对象。腰插武士刀的浪人充斥街头，四处寻找“卖国贼”。在他们看来，凡是与外国沾边的都有卖国嫌疑。与外国人做贸易的商人关起了门，讲西方学问的洋学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在自诩为“爱国者”的浪人的眼中，那些读外国书、喜欢谈论欧美文化制度的人，都是欺瞒世人、崇洋媚外的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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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外之时，仇视手无寸铁的学者，似乎并非日本所独有的现象。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那些高举爱国旗帜者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的卑怯。他们不敢向那些掌权者叫板，正如鲁迅所说，“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爱国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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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受聘于幕府的翻译官，无意中提到外国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刀追杀，跳进冰冷的护城河中才幸免于难。另一位翻译官的家被浪人破门而入，他从后门匆忙逃出，才捡回一条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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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爱国贼”的要求是，废除已经签署的通商条约，将外国人永远驱逐出日本。这显然既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运动，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救亡运动，只是盲目排外的社会破坏活动而已。这些过激行为虽然改变不了历史潮流，却阻碍了日本的开国改革，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动荡。“爱国愤青”滥杀无辜的行为，逐渐遭到了世人的唾弃。国民越来越认识到，只有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现代文明，融入现代文明，才是日本的出路。在这种社会共识的推动下，日本爆发了明治维新改革运动，“爱国贼”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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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18世纪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最后的藏身之地”。日本历史上的“爱国贼”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不过，“爱国贼”并不是日本所独有的现象，在19世纪东亚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一些国家仍然不时闪现“爱国贼”的魅影，让人徒生“今夕是何夕”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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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伊藤博文：一个“爱国愤青”的醒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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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些理性思考的爱国者，少些感情用事的“爱国愤青”，这是一个国家的福音。相反，假如感情用事的“爱国愤青”越来越多，理性思考的爱国者被排挤驱逐，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就令人担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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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曾任日本第一任总理大臣，在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方面贡献巨大。谁能够想到，这位力主向西方学习的政治家，早年间竟然也是一位“爱国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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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伊藤博文出生在日本本州岛最西端的山口县萩城，父亲是一个下层武士。虽然武士是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但是下层武士生活贫困。伊藤博文小时候寄居于寺院，后来又在一个藩士家做侍童，平时做杂役，闲时习文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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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位传记作家所说，“如果他早生十年，或许他只是萩城的一个农夫，平安平凡地度过一生”。可是，就在伊藤博文12岁那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乘“黑船”来到东京湾，叩击闭关锁国的日本的铁扉。“黑船来航事件”不但打破了日本两百多年的太平迷梦，也惊醒了伊藤的村童梦。他那时才知道日本国的存在，知道世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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