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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江户聚集了一大批血气方刚的青年武士，种族的民族主义、家臣式的忠诚，以及对帝王的崇敬结合为一种献身的激情。1863年，与幕府对立的天皇下达了攘夷期限的敕诏，“爱国愤青”更加激情昂扬地投身于激进活动中。他们出入于茶园青楼，密谋各种暗杀活动：从暗杀幕府老中，到暗杀理性开国派，再到暗杀外国公使，但少有收获。最成功的一次，是一天深夜放火烧毁英国公馆。伊藤博文和他的战友一面看着远处的火光冲天，一面举杯畅饮通宵欢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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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的暗杀和破坏活动几乎都没有成功，许多参与者反而轻易地葬送了性命。血与火并没有带来希望，伊藤博文陷入了困境。假如他一意孤行，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横死街头，或者在幕府的牢狱里被折磨致死。总之是空洒一腔热血，轻于鸿毛。幸运的是，1863年长州藩主命令他和其他三个年轻藩士秘密出洋，到英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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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的伊藤博文在英国亲眼见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思想便随之发生变化。他认识到，仅仅凭借一股保卫民族独立的热情去盲目“攘夷”，决非上策，只有开国，向西方学习，日本才能走上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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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伊藤博文回到国内，发现国内的排外运动日渐高涨，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伊藤博文所在的长州藩，多次向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开炮。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四国组成联合舰队前来征讨，战争一触即发。伊藤博文立即与外国公使联系，要求暂缓开战。然后他带着外国公使的书信，乘坐英国军舰回到长州藩，力劝藩主不可“攘夷”。他指出，与其空费国力，不如将此力用于恢复王政，以完成国内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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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乘坐外国军舰而来，又提倡开国论，让当地的“爱国愤青”异常气愤。他们认为伊藤博文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应该砍杀来血祭“攘夷”的战旗。伊藤博文也发现，自己突然陷入随时可能被杀的境地。许多“爱国”的武士手提刀刃四处搜寻他，必欲手刃而后快。伊藤博文被迫隐姓埋名躲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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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最终没有避免。四国联合舰队很快就攻陷下关沿岸炮台，长州藩被迫提出议和。伊藤博文又被请出来参与谈判。最终长州藩同意赔款，并允许外国军舰自由通过下关海峡，被摧毁的炮台不再修复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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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日本“爱国愤青”的气焰日渐削弱，社会思潮趋于理性。伊藤博文作为“开国进取”的先行者和促进者，积极参与明治维新运动，在日本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塑像至今屹立在日本国议事堂大厅里，供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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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冲动暴力的“爱国贼”到理性的爱国者，伊藤博文走过的道路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后发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基于义愤的“爱国愤青”。他们虽然勇敢，却于事无补，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破坏力量。多些理性思考的爱国者，少些感情用事的“爱国愤青”，这是一个国家的福音。相反，假如感情用事的“爱国愤青”越来越多，理性思考的爱国者被排挤驱逐，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就令人担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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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如欲世界认可日本，请自遵守此法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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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沸沸扬扬的海难事故，终于以合理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在那个混沌的年代，能够率先按西方人的方式处理争端，无疑是超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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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5月26日，夜色苍茫的濑户内海上，“伊吕叶丸”商船正在正常航行，突然迎面驶来轮船“光明丸”。“伊吕叶丸”躲避不及，被接连撞了两次，沉没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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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被写进日本历史的著名的“伊吕叶丸”事件，它是日本第一起民间蒸汽船只相撞事故，当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由于当晚“光明丸”无人执勤，所以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事情绝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它涉及幕末时期复杂的政局，也把坂本龙马卷进了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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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神户海军操练所”（类似国立海军大学）被幕府下令关闭，担任该所领导人的坂本龙马不得不离开。他来到长崎，成立了类似今天株式会社的商社“龟山社中”，从事进口军火的“走私”业务。这是被幕府垄断的贸易，不过在政治动荡的幕末时代，各个藩国为求自保，都在偷偷地购买步枪和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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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坂本龙马改组“龟山社中”，正式成立了“海援队”。《海援队约规》规定，参加者必须是对海外事务有志向的人。队员一边学习，一边进行政治、商业活动，内部还设有各种各样的团体。这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和幕藩体制完全不同，是一个没有等级身份的社会组织。海援队是土佐藩的外围组织，但是在队长坂本龙马的心中，海援队不是单纯为某个藩国的利益而设，而是“世界的海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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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援队像现代公司一样寻求盈利。它自己没有船只，就先租借了大洲藩的商船“伊吕叶丸”进行商务活动，并约定每次航行支付五百两作为补偿。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经营理念。不想，没多久便发生了“伊吕叶丸”被撞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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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光明丸”理应承担事故责任。但是“光明丸”属于纪州藩，纪州藩主张由幕府主持裁决。纪州不但是一个大藩，而且是德川将军的亲信藩国，如果让幕府裁度，结果很可能对海援队不利。雪上加霜的是，“伊吕叶丸”所属的大洲藩也提出，要求土佐藩赔偿三万两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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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压力的土佐藩一筹莫展，一度打算向纪州藩妥协。但是作为海援的队长，坂本龙马却大胆提出：日本以后会成为一个发达的航运国家，今后在海面上类似的事故会变得频繁，届时人们一定会以最初的案件处理为准。如果我们在此退缩，那么只能纵容强大藩欺负弱小藩的案件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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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坂本龙马的坚持下，土佐藩和纪州藩进行了谈判。双方争论激烈，僵持不下。坂本龙马拿出了一本《万国公法》，提出按照世界公认的准则处理此事。他慨然道：“欲让世界认可日本，请自遵守此法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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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法》是美国外交官惠顿（Henry Wheaton）的国际法著作，1836年出版。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急需了解国际法，“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于是，恭亲王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支持协助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将《万国公法》翻译成中文，1864年刊行。但是，这部法学著作被认为是外来的，与中国的体制不合。一些士大夫甚至怀疑这种法律是一种陷阱，如果采用它，就意味着放弃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和破坏朝贡制度，为《万国公法》作序、对其大加赞赏的董恂因此被指责为讨好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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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谭嗣同所批评的那样，“即如万国公法，乃西人仁至义尽之书”，而中国人不能虚心学习、认真研究，“无怪西人谓中国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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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万国公法》在日本却得到了不同的待遇。中文版《万国公法》很快传入东瀛，受到日本的重视。一些日本学者还以中文版为蓝本，将其翻译成日文出版，影响很大。坂本龙马善于接受新知识，因此就将《万国公法》作为自己的论据，使纪州藩措手不及。不过，纪州藩随之质疑，此法在日本缺乏执行经验，没人有执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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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纪州藩想不到的是，坂本龙马又搬来了英军将军亨利·克贝尔进行仲裁。彼时，日本藩国对于外国人还是礼让三分的。于是，在这位英国将军的主持下，最终判定纪州藩赔偿土佐藩83526两（最后经双方协商减为700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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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沸沸扬扬的海难事故，终于以合理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在那个混沌的年代，能够率先按西方人的方式处理争端，无疑是超前的。在这个意义上，坂本龙马为日本近代航海事业也开了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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