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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谭嗣同所批评的那样，“即如万国公法，乃西人仁至义尽之书”，而中国人不能虚心学习、认真研究，“无怪西人谓中国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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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万国公法》在日本却得到了不同的待遇。中文版《万国公法》很快传入东瀛，受到日本的重视。一些日本学者还以中文版为蓝本，将其翻译成日文出版，影响很大。坂本龙马善于接受新知识，因此就将《万国公法》作为自己的论据，使纪州藩措手不及。不过，纪州藩随之质疑，此法在日本缺乏执行经验，没人有执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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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纪州藩想不到的是，坂本龙马又搬来了英军将军亨利·克贝尔进行仲裁。彼时，日本藩国对于外国人还是礼让三分的。于是，在这位英国将军的主持下，最终判定纪州藩赔偿土佐藩83526两（最后经双方协商减为700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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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沸沸扬扬的海难事故，终于以合理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在那个混沌的年代，能够率先按西方人的方式处理争端，无疑是超前的。在这个意义上，坂本龙马为日本近代航海事业也开了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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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世界”是坂本龙马所喜欢的词汇，他的志向是面向世界的大海。他曾说，日本将来必是海运大国，世界的大海上只要有千艘日本船在航行，日本就可成为与列强一样的强国了。他还曾梦想建造日本最大的私设舰队。遗憾的是，“伊吕叶丸”事件平息后不久，这位胸怀世界的年轻人就被暗杀，“壮志未酬身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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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4月，海援队也解散了。虽然坂本龙马创立的这个自由人团体活动的时间不到一年，却培养了一批有识之士，陆奥宗光（曾任外务大臣）、中岛信行（首任众议院议长）、石田英吉（曾任长崎县长）等人物为推动明治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担任过海援队交涉官的岩崎弥太郎也为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三菱财阀的创始人，最早从事船运业，拥有的汽船吨位一度占全日本的73%，纵横海上，实现了坂本龙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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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在坂本龙马的家乡日本高知县的海滨，还耸立着坂本龙马的铜像。他遥望着浩瀚的太平洋，右手放在怀中。游客常常为了坂本龙马这只手握着什么而争论不休。有人说是握着手枪，也有人说是揣着英日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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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学者对我说，坂本龙马拿的是《万国公法》。我问，为什么呢？他笑着回答道：“坂本龙马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面，当明治国家建立的时候，什么手枪、刀剑早都过时了，坂本早就想到靠法律来治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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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井伊直弼：主张开放的政治家为什么以悲剧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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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固然可能扭转国家方向，开创新时代，但是如果威权者对权力没有清醒的认识，肆意弄权，最终有可能成为威权的殉葬品。这就是井伊直弼的人生悲剧对后世的警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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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3月3日，从早晨起就下起了雪，江户城里白茫茫的，一派肃杀景象。这一天是日本传统的上巳节，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60多人武装部队的护卫下走出家门，要登城发表佳节祝贺词。队伍经过樱田门时，埋伏在附近的18名武士发动突然袭击。井伊直弼卫士的武士刀为了防止雪水沾湿而被包紧，不能及时应战，行刺者冲破卫队防护，取下了井伊直弼的首级。电影《樱田门之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血腥场面，临死前的井伊直弼低声悲呼“日本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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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伊直弼是幕末时期的权臣，也是当时少有的开明政治家，有见识有担当，可是最后却死于非命，其人其事值得后人深思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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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黑船来航事件”震惊了日本，幕府向各位藩主征询意见。大多数人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将外来者驱逐出去。时任彦根藩主的井伊直弼却力排众议，认为“不可开无谋之兵端，以亡人寿”。在井伊直弼看来，日本的国防只能通过采用新技术，尤其是通过战争来加以保障，而这样的知识则要依赖与西方国家建立关系。他说，“在我们如今面临的危机中，仅仅通过坚持我们以往的锁国令，是不可能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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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人看来，井伊直弼的观点理性客观，实在难得。不过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这种主张“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因此遭到了强烈反对。幸运的是，理性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幕府没有与美国开战，而是缔结条约，放弃锁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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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43岁的井伊直弼就任幕府大老。这本身是一个位于老中之上的荣誉性职务，但是井伊直弼担任此职时被特别赋予实际决定权，成为政坛的中心人物。当时幕府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要不要与美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此前美国已经与日本进行了一年多的谈判，最终议定了通商条约，包括开放更多港口、允许自由贸易等内容。可是此时日本国内反对声浪高涨，所以一直拖延着没有正式签约。幕府为了缓解压力，就派人到京都征求天皇的意见。过去，天皇对幕府的决定都是例行公事地加以批准。可是这次却明确反对，让幕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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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伊直弼刚刚成为幕府的实权人物，就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批准条约，就会被指责为“卖国贼”，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如果不批准，日本有可能重蹈清政府的覆辙。就在同一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而且当时美国军舰已经开进江户湾，大有不惜一战之势。如果开战，以日本的实力，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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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巨大的考验。井伊直弼认为，与其拒绝签订条约使国体受辱，不如签字妥协，以谋长远。在海防军备不足的情况下，他决心甘受重罪而保全大局，断然下令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条约包括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款，有损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尊严，但是毕竟避免了一场战争。两害相权取其轻，从历史的角度看，井伊直弼的选择是正确的。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他的理智和勇气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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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个人强权，井伊直弼还解决了争议不休的幕府将军继承人问题，推举德川家茂承袭将军之位。从血缘角度看，这是最适合的人选。不过，当时德川家茂年仅13岁，不能总理国政，于是井伊直弼就将大权抓在自己手里，开始了个人专制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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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国签订条约成为许多人的攻击借口，尤其是那些在将军继承人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政客，更是利用与外国通商来攻击井伊直弼，“尊王攘夷”运动也开始兴起，井伊直弼陷入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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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局面，井伊直弼本来应该用柔性手段来化解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缓和矛盾，凝聚共识，推动日本走向改革开放。但是这位个性刚强的政治家不愿妥协（这可能是专制政治家的通病），而是一意孤行，强硬镇压。他大举逮捕反对派，酿成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安政大狱”。受株连的公卿、大名、“尊王攘夷”志士等达一百多人，一些人被处以剖腹自杀或斩首等酷刑。“尊王攘夷”的领袖吉田松阴本来被判处流放罪，却被井伊直弼亲自改为死罪，当天就押赴刑场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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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时代，这种残酷镇压反对派的事件非常平常。可是，井伊直弼没有意识到，日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老路已经走不通了。仅仅通过坚持以往惯常使用的残酷镇压，无法化解面临的危机，也不可能确保个人安全和国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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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大狱”导致天下怨怒，一些激进武士来到江户，谋划暗杀行动。亲信劝告井伊直弼立即辞去职务，否则性命难保。井伊直弼谢绝忠告，也没有增加卫士。他说：“人各有天命，刺客果要杀我，纵然如何戒备也有隙可乘。”结果，井伊直弼终究没有逃脱被刺杀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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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伊直弼死后，“尊王攘夷”运动更加激进，日本进入了一个暴力和恐怖时期。直到八年后幕府被推翻，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代，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道路。假如井伊直弼对反对派宽容一些，以他的见识和勇气推动日本的改革开放，国家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他自己也不会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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