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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并不知道，进入19世纪以来其他国家一直在试图访问日本，以达成与日本互利通商的目的。1837年，非武装的美国商船“莫里森”号从中国澳门驶抵日本浦贺近海，船上载着七名日本漂流民。但是这种主动示好行为获得的回报却是炮击，最后仓皇撤离，那些日本漂流民也只能跟随船只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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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在日本引起了争论，那些抨击幕府强硬政策的“兰学”家遭到了打压。彼时，26岁的象山刚刚进入兰学之门，正热心地学习洋式炮术。此前，象山笃信儒学的理念“礼”，把封建等级制度看成是“天地自然之秩序”，把朱子学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认为朱子学最基本的方法论是“格物穷理”。现在，兰学给这位儒学家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知识世界，不过，他认为兰学与朱子学并非对立，朱子学“格物穷理”正是在洋学中所实行的。他说：“宇宙实理无二。斯理所在，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百世圣人不能异此。近年西洋所发明许多学术，总之皆实理，只足以资吾圣学，而世之儒者，类皆凡夫庸人，不知穷理，视为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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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外来知识的过程中，象山的世界观已经悄然发生改变。特别是1839年他在江户开设象山书院之后，结识了很多有志青年，和他们一起讨论学习，交流思想，研究海外事业。胜海舟、坂本龙马、吉田松阴、高杉晋作等明治维新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明治时代著名的启蒙社团“明六社”的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等思想家，都是这所学院的学生。象山的这些弟子几乎决定了日本近代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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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青年才俊，当时的象山更像一个饱读诗书、满腹才华的传统文士。他以汉文作的《望岳赋》和《樱赋》，被时人称为杰作，广为传诵。他和藤田东湖等名士都有交往，也受到这些人的推许。一位久负盛名的诗坛大家对他的诗才文才评价相当高，还请这位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为自己的诗集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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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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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30岁时，清朝陷入危机的消息震惊了他。他没有想到，一向被认为文化昌盛、国力强大的清朝却在鸦片战争中不堪一击，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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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鸦片战争爆发时，象山就通过有限的渠道了解战况进展，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变化。在他看来，“英夷寇清国，声势相逮”，局势十分严峻。他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各国自营其利，欲网世界之利，故兴邪欲”。清朝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唯知本国之善，视外国为贱物，侮为夷狄蛮貊，而不知彼之熟练于事实，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遥出己国之上”。象山同情中国的遭遇，谴责英国的侵略行径。然而，他冷静地看到英国“船上备大炮”，因此可以“恣意凶奸”，侵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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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正在外国发生的事情，”一位幕府老中在一封给下属的信中写道，“但是我相信，它也包含了对我们的警告。”当时日本由于灾荒，社会普遍不安。清朝惨遭失败的教训让日本认识到，如果不能解决国内矛盾，就难免受西方国家的侵略。于是，幕府开始实行“天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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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代藩的藩主被任命为幕府老中，管理海防之事。深受器重的象山担任藩主的顾问，负责研究军事科技。敏锐地捕捉到世界局势变化的象山，已经跳出狭隘的藩国，开始从“天下”的视野思考整个日本的处境和未来出路。他鉴于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深感西方列强对日本也怀有野心。为捍卫日本的独立，必须巩固海防，因此于1842年向幕府上书，提出著名的《海防八策》，包括各藩国海岸建筑炮台、铸造大炮、建造军舰、训练海军、兴办学校、普及教育、选拔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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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象山发现魏源写的《圣武记》仅比自己上书早四个月，“而其所论往往有不约而同者”，因此感慨万千，引为“海外同志”。此后他读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十分认同“以夷制夷”的主张。不过，这个日本学者并没有全盘接受魏源的观点。例如，他不同意魏源只强调坚壁清野、严密防守的战略，而主张讲究炮舰，主动出击敌人于外海。他还批评魏源对炮学缺乏深入研究，《海国图志》一书中关于炮舰之学谈得太粗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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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世界的领导者就是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历来儒学家倡导“王道”，认为以力不足以服人，“内圣外王”才是儒学家的理想境界。象山从现实的国际形势出发，认为这些都是迂腐的“空理”。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实行“王道”也必须尽量扩充军事力量。日本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成为世界“一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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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之世，仅以和汉之学识，远为不足，非有总括五大洲大经纶不可，”象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全世界之形势，自哥伦布以穷理之力发现新大陆、哥白尼提出地动说、牛顿阐明重力引力之定律等三大发明以来，一切学术都得其根底，毫无虚诞之处，尽皆踏踏实实。欧美诸洲逐渐改变面貌，乃至蒸汽船、电磁体、电报机等的创制，实属巧夺造化之功，情况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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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形势，象山以“格物穷理”的精神，潜心研究西洋学问，成为赫赫有名的洋学家。他按照荷兰书籍铸造大炮，成功地进行了演习。他以荷兰的《步兵操典》为教材，训练部队，教授炮术，积极传授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军事知识。他还亲自动手制造了质量不低于外国的玻璃，推广马铃薯的栽培方法。此外，他还热心于种痘、预防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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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依然将西方文化视为“邪教”和“奇巧淫技”的时代里，象山清醒地认识到欧美诸国近代文明的发达程度。他不再是传统的儒学家，而是成为一个“新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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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主导的“天保改革”不但未能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反而导致经济混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最终以失败告终。让胸怀大志的象山更加失望的是，军事改革并无进展，日本的军事实力也没有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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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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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40岁时，日本的锁国体制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外国的船只不时游弋在日本海域，要求日本开放国门。幕府坚决拒绝，继续固守锁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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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美国佩里准将率领的“黑船”驶进江户湾，炮口对准江户城，要求日本开国，形势急转直下。幕府惊慌失措，破天荒地向各界征求对策。时任藩军议役的象山向幕府提出训练海军、改革军制、选择将才、振奋士气等十条建议，这就是著名的《论时务十策》。它和《海防八策》一样，都是治国安邦的经纶，但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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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年前比起来，年过不惑的佐久间象山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变。他认识到，原有儒学的华夷观已经无法解释世界的现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排斥夷狄，必须正视和适应业已扩大的世界的现实。他的思想跨越儒家的樊篱，摒弃了夷狄野蛮的偏见。他的目光从东亚扩展到整个全球，开始从全球的世界形势出发思考日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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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被迫开放国门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增长，幕末各藩藩主和武士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跃，尤其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华夷论”更加流行。它主张严内外之分，宣扬日本冠绝世界各国，由此又发展为“攘夷”思潮。这种保守思潮主张发扬武士道精神，坚持排外，维持日本国体的纯净和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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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反对这张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日本的武士道根本不能应对坚船利炮，只要能够增强国家实力，任何政策都应该调整，包括国家对外开放。他经过对西方各国情况的研究，认为日本要富国强兵，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必须打破国禁，抛弃儒家学说，“幡然改变既往苟且（权宜之计）之故辙（常规）”，向西方学习，“发展诸学科，变城制，禁游民，省刑罚，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本国之实力将超过英、法、美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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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特别赞赏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彼得大帝为了使落后的俄国富强起来，实现近代化，曾亲自前往荷兰和英国，在工厂中学习西方技术，把“愚顽之贫国”建设成为“不在他国之下”的富强国家。为了使日本富强起来，实现传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收集情报的紧急任务，象山认为日本的有志之士应该像彼得大帝那样前往西方，直接向它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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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幕府虽然迫于压力而不得不放弃锁国政策，但是实际上仍然严禁国民出海，更不准国民到海外学习。于是，象山决定物色有志之士，采取漂流偷渡的手段去海外。最终，他选中了自己的弟子吉田松阴。这位年轻人素有大志，慷慨以天下为己任。他们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希望以此打破国禁，到国外亲手收集情报。在吉田松阴临行之前，象山作诗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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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有灵骨，久厌鳖鱼群。振衣万里道，心事未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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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则未语人，忖度或有因。送行出郭门，孤鹤横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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