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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让胜利者意外的是，大多数江户的市民仍然拥护德川将军，因为在德川幕府的治理下，江户安享了两百多年的太平和繁荣。拥护将军的幕臣、家臣和部分市民组成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武装部队——彰义队（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强烈的价值取向），誓死保护庆喜将军，宣称要与新政府对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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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义队的编制严密，并非乌合之众可比。他们最小的战斗单位是组（小队），组里有正副组长，各负其责。两个组为一队，设一队长。彰义队一共十八支队伍，设一总指挥。彰义队还有多支“兄弟部队”，如游击队、步兵队、炮兵队、纯忠队、卧龙队、旭队、万字队、神木队、高胜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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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义队凶猛剽悍，武器装备也比较先进。他们以上野为据点，经常向新政府军挑衅。他们依仗熟悉地形，不断地骚扰袭击政府军，杀害政府侦查人员，成为新政府军的一大威胁。彰义队还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欲与新政府军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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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5月爆发了“上野之战”。新政府军队把上野重重包围，使用阿姆斯特朗炮和山炮对准彰义队的大本营一阵轰炸，然后又派士兵从背后袭击。彰义队的人数及武器都不及新政府军，也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是仍然奋力作战。双方枪炮互射，弹如雨下，战斗十分激烈。最后，彰义队死伤惨重，新政府军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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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胜利不仅击溃了彰义队，沉重地打击了该地区的反新政府势力，而且提高了新政府军的威信和地位。作为这场战斗的见证物，西乡隆盛指挥攻破的黑门保存在荒川区的丹通寺，直至现在上面还留存着当年战斗的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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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彰义队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一部分残部远遁北海道，投奔忠心于德川幕府的海军将领榎本武扬。“叛军”在北海道成立“虾夷共和国”，榎本武扬当选为“总裁”（国家元首）。1869年，新政府军登陆虾夷，摧毁了“虾夷共和国”的全部军舰。榎本武扬被迫开城投降，短暂存在的“虾夷共和国”宣告灭亡。至此，历时一年半的日本内战，以德川幕府及其残余势力的彻底失败、新政府的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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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国家，夺取天下之后的新政府往往会对往日的“叛军”进行报复，乃至大开杀戒。这样也是为了以儆效尤，让潜在的反对者不敢再有非分之想。显然，彰义队是不折不扣的叛军，而且是在幕府将军已经退隐之后自动组织起来对抗朝廷的叛军，没有任何理由对其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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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明治维新政府没有坚持成王败寇的旧规则。相反，上野之战八年后，1874年明治政府就允许为彰义队的战死者修建坟墓，表彰其忠义。今天，上野公园的彰义队之墓占地颇大，以石栏杆围起来。墓前石碑上的记载只有客观描述，并没有“叛军”之类的褒贬字眼。它只是告诉游客，当年这里曾有一场“上野之战”，曾有一群拥护幕府的人与新政府军展开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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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的这种“敌我不分”的做法令人十分费解，仔细想来却让人佩服。因为明治政府要进行改革，首先要团结最大多数的民众，凝聚社会力量。而对“叛军”的宽容处理，显然是拉拢民心的最好办法。假如对旧幕府的拥护者毫不宽容，赶尽杀绝，势必撕裂社会，让国内充满怨气。改革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在一个充满怨气的国家里，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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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只有彰义队得到了宽容对待。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结束后，明治政府对幕府旧员、“贼藩”子弟以及萨摩反叛士族等没有进行严厉的打击报复，并且留用了其中不少的人才。幕府的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也没有受到迫害，而是在老家安享摄影、狩猎、民谣歌曲研究等趣味生活，成为德川幕府中寿命最长的将军。其实，德川庆喜也认为自己是“乱臣贼子”，一直都无意面见天皇。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他得到天皇召见，并恢复了贵族头衔。他的继承人还成为贵族院首任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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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朝廷战胜幕府有重大贡献的西乡隆盛，虽然参与西南叛乱，但也得到了宽容对待，还被允许在上野公园竖立他的雕像。还有那位在北海道成立“虾夷共和国”、当选为“总裁”的榎本武扬，也得到了赦免，在明治政府里担任了二十多年的内阁大臣，为明治维新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做法让无数参与维新战争（不管是支持维新政府还是旧幕府）的人获得了尊严，更加认同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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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明治政府对政敌、叛军都采取宽容的态度，才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凝聚起民心，共同推动改革。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成功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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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过去的一切不是消失了、沉寂了，而是令人尴尬地顽固存在着，它将不断回过头来纠缠我们，除非我们彻底地解决一切……必须打破贯穿其历史的报复与反报复的怪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报复性的正义，实现复原性的正义，升华到宽恕，因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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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有宽恕、和解就没有未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宽容，改革就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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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西乡隆盛：一个失败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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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低级武士到“尊王攘夷”的大将，从维新政府的卓越功臣到领导西南起义的反叛将领，西乡隆盛的一生折射着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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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儿岛，一个听来就充满诗意、引人遐想的地名。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乘坐飞机从东京来到日本列岛的西南角。从空中看，湛蓝的汪洋大海中，鹿儿岛形似一条面向南方、口含珍珠的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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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古代这里真的曾经是一个野鹿自由生活的地方。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九州偏安日本西南一隅，鹿儿岛又在九州最南端，由于远离政治中心，确实是一个可以安享生活的理想之地。岛上到处是鲜花和绿树，空气清新，还有丰富的温泉。泡在温泉池里，望着蓝天白云，恍兮惚兮，不辨他乡故乡。难怪，每年都有4000多万游客从世界各地奔向这里，参观游览，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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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五百多年前，一个叫作斯·泽维尔（1506—1552）的传教士来到了这里，建造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座教堂，使鹿儿岛成为日本传播基督教和了解西方文明最早的门户之一。泽维尔写信回去称，日本人是“我们所发现的最好的种族”。另一个耶稣会士写道：“他们彬彬有礼，拥有高度文明，因此，他们优于世界上已知的任何其他种族。”史书记载，1579年皈依基督教的日本人有13万，到1600年达到30万，基督徒的比例比现在还要高。但是1614年，德川幕府颁布“庆长禁教令”，驱逐了所有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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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历史上，鹿儿岛被称为萨摩藩，藩主岛津家族统治持续了将近七百年。至今，这里还能够看到萨摩家族的很多标志。不过，比这个家族标志更多的，是西乡隆盛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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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鹿儿岛市明治维新博物馆大门口，竖立着西乡隆盛的大头卡通图，可爱可亲；在鹿儿岛城山，竖立着一尊西乡隆盛铜像，身着陆军大将的正装，威武庄严，俯视天下。在街头，卡通玩偶、人形饼干，甚至拉面馆的酱油瓶上都有西乡隆盛的椭圆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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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城山的雕像前，仰望着西乡隆盛，努力把他和书中读到的形象结合在一起，但是二者难以重合。或许是这个人物的一生太丰富了，几本书又怎能描述出他波折起伏的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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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一般把日本视为从封建制度向现代国家和平过渡的一个典型。其实，日本转型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而是跌宕起伏。它曾一次次地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茫然不知所往。幸运的是，它最终选择了正确道路，没有滑向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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