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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历史上，鹿儿岛被称为萨摩藩，藩主岛津家族统治持续了将近七百年。至今，这里还能够看到萨摩家族的很多标志。不过，比这个家族标志更多的，是西乡隆盛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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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鹿儿岛市明治维新博物馆大门口，竖立着西乡隆盛的大头卡通图，可爱可亲；在鹿儿岛城山，竖立着一尊西乡隆盛铜像，身着陆军大将的正装，威武庄严，俯视天下。在街头，卡通玩偶、人形饼干，甚至拉面馆的酱油瓶上都有西乡隆盛的椭圆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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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城山的雕像前，仰望着西乡隆盛，努力把他和书中读到的形象结合在一起，但是二者难以重合。或许是这个人物的一生太丰富了，几本书又怎能描述出他波折起伏的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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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一般把日本视为从封建制度向现代国家和平过渡的一个典型。其实，日本转型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而是跌宕起伏。它曾一次次地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茫然不知所往。幸运的是，它最终选择了正确道路，没有滑向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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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低级武士到“尊王攘夷”的大将，从维新政府的卓越功臣到领导西南起义的反叛将领，西乡隆盛的一生折射着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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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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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生下来就注定是一个下级武士，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下级武士。从中世纪以来，日本就形成了严格的等级世袭社会——“士农工商”，武士是最高等级，但是武士里面又分出来诸多等级。虽然住在城市里，其实西乡隆盛的家庭生活水平接近于自给自足的乡村武士。年幼的西乡隆盛动作迟缓、老实巴交，他和其他武士的孩子一起练习剑术，阅读四书五经，学习用古汉语作诗，17岁就在县衙门做了一个普通的办事员。而同时代的中国，和他年龄相仿的学子仍然在灯下苦读，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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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时，日本大量学习中国文化制度，但是有两项没有学习。一项是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一项是残害人性的宦官制度。由于没有科举制，日本仍然奉行武士治国。拥有佩刀特权的武士效忠将军或大名，从那里得到封地和禄米，从事各级统治工作。这些武士构成了幕府统治的基础，由于政治制度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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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的工作就是视察村庄、监督乡村官员、鼓励生产和收税。他发现，萨摩藩从事生产的农民不多，却有太多的武士，下级武士都很贫困——西乡隆盛一家一度挨饿。这其实是当时日本的普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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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日本和中国一样，面临内忧外患。一方面，国内农业凋敝，生产力下降，饥民造反；另一方面，外国船只频繁地出现在国门附近，两个实行“锁国政策”的国家都受到了冲击。不同的是，清朝仍然沉浸在盛世的梦幻里不肯醒来，日本幕府却进行了“天保改革”，不过效果不大。当时作为一个下级官员，西乡隆盛对于国家的大局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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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54年，27岁的西乡隆盛才受到了触动，思想开始发生巨大变化。那一年，他作为随从，陪同藩主岛津齐彬进行隔年一次的参觐。自从1603年德川家康创立江户幕府以来，天皇形同虚设，统治大权统归德川家族的历代幕府将军之手。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强盛的武家政治组织，直接管理着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和许多重要城市，其他地区分成大大小小两百多个“藩”，藩的首领大名享有世袭统治权，但必须听命于将军。为了限制大名的军事力量，维持自己的权威，幕府要求大名的妻子儿女必须住在江户，大名本人隔年分别住在江户和藩地。这种变相的人质制度被称为“参觐交代”，本来是大名展现忠诚的一种手段，最后却变成了严格的控制制度，限制了大名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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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乡隆盛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江户。离别时他还留下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的题目就是《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其实，原诗为幕末僧人月照所作，可能是西乡引用过，因此才有此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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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江户并非公款旅游，大名要自费出行。而且参觐交代是一种军役，大名一般会带很多随从前往。萨摩藩主就率领着众多的家臣，晓行夜宿，有时乘船跨海，一路向江户进发。旅途中，信使几乎每天都会传来江户和鹿儿岛的消息，以及其他藩主的问候。很多信息一成不变，不值得关注。但还是有意外消息传来：有外国军舰停靠在离江户城不太远的浦贺海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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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月后，这支队伍来到了江户湾边的神奈川。西乡隆盛望向海面，看见几艘外国轮船在那里游弋，冒着浓浓的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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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著名的“黑船”。一年前，美国准将佩里率领四艘“黑船”来到江户湾，要求日本开国。幕府虚与委蛇，佩里返航，但是声明翌年再来。这次来的是九艘军舰，威风凛凛。西乡隆盛看见了它们的庞大身影，不知道他当时做何感想，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西乡隆盛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就预言道，由于已经有外国船只到达琉球，可以预见其他地方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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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儿岛的地理位置看似偏远，其实它是日本通往世界的门户。在17世纪之前，来自中国的船只经常把这里作为停靠的第一站，甘薯就是通过这些船只带入日本的。这里也非常有利于接收到访的欧洲船只。事实上，很早以前萨摩藩就与一些欧洲国家有贸易往来，得到了许多海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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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预见到了“黑船”的到访，但是西乡隆盛之前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一艘西方船只。对于他来说，佩里舰队是亚洲之外一个先进文明存在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他不会想到，“黑船”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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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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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确实是别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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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幕府将军的都城，在1731年江户人口就已经超过了100万，比整个萨摩藩以及鹿儿岛总人口的15倍还要多，也比同时期清朝的都城北京人口多。江户不但是日本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文化中心，各种思潮正在这里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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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和“黑船来航事件”有关。1853年佩里提出要求日本开国后，幕府第一次向全国各地的藩主征求意见。虽然最终还是幕府自己决定与美国签订协议，但是从此各地藩主的发言权逐渐增多。面对不断逼近的外患，日本到底如何应对？这是许多有识之士在思考的问题，因此各种救世学说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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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在江户接触的“水户学”就是当时的显学。由水户藩的学者发展起来的这套学说认为，天皇应该拥有绝对主权，大力追捧皇室的重要性。不过，水户学并没有否认幕府将军的角色，相反，水户学者极力强化将军的合理性。在他们的论述里，天皇应该“在位而不治”，作为皇室的臣子，幕府将军为天皇治国。进入19世纪后，随着西洋势力的逐渐逼近，水户藩唯恐西方思想对日本造成精神污染，于是提出抵御外夷的思想。最终尊王论与御敌战略结合，形成了“尊王攘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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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看来，水户学有不少论调天真，而且具有排外性。但是在当时却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包括西乡隆盛。他拜著名学者藤田东湖为师，藤田东湖是彼时水户学的代表，以主张“以敬神尚武为政教之根本，以至明尊王为攘夷之大义”而名闻天下。藤田东湖对西乡隆盛非常器重，他曾评价说：“眼下能够实现我心中抱负的人，除了这位年轻人外别无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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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也非常尊崇藤田东湖，进而对藤田东湖的藩主也很推崇。他在一封信里说：“只要大人大鞭一挥，指向那些外国人，我会毫不犹豫地冲向前去。”显然，这时的西乡隆盛已经是一个有些狂热的排外主义者。这其实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像福泽谕吉那样开明的人士毕竟是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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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的才干得到了萨摩藩藩主的赏识，逐渐进入家臣的核心圈子，开始参与藩政中最为重要的事务，后来又成为藩主亲信常驻江户，积极推动“公武合体运动”，加强皇室公卿和幕府将军合作。在西乡隆盛看来，面对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架势，只有这样才能应对时艰。为此，西乡隆盛四处奔走联络，十分活跃，逐渐成为颇有名声的改革派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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