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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的才干得到了萨摩藩藩主的赏识，逐渐进入家臣的核心圈子，开始参与藩政中最为重要的事务，后来又成为藩主亲信常驻江户，积极推动“公武合体运动”，加强皇室公卿和幕府将军合作。在西乡隆盛看来，面对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架势，只有这样才能应对时艰。为此，西乡隆盛四处奔走联络，十分活跃，逐渐成为颇有名声的改革派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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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东亚的历史就连接成一个“蜘蛛网”，只要中国发生事件，很快就在日本产生反应。1856年，以“亚罗号事件”为肇因，中国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同年，美国第一任驻日公使哈里斯来到横滨，升起美国国旗，要求在日本若干港口自由贸易、在日本都城派驻外交代表。哈里斯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借口，向幕府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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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战争中连战败北，特别是英国袭击广州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幕府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此时幕府的权威已经开始衰落，虽然已经决定答应条件，却不敢径自行事。像佩里来航那次一样，幕府再次向各个藩主征求意见。部分藩主认为，应该拒绝美国人的条件，否则会扰乱日本社会，导致社会动荡。麻烦在于，这些坚持锁国政策的藩国里，有几个实力很强，幕府不能不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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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将目光转向京都，争取皇室的支持。皇室虽然权力有限，但是它颁布的法令毕竟可以强化幕府决定的权威性，使条约更具有合法性，让批评者无话可说。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几个世纪以来政治上只有象征意义、从来对幕府决定遵从如仪的天皇，这次的意见竟然是“固否决之”。幕府不得不再次与各藩主进一步磋商，坚持锁国的藩主趁机以德川幕府的继承人等问题作为条件。日本政局陷入了波诡云谲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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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悲哀地发现，自己致力推动的“公武合体”不但没有进展，“公武”之间的裂痕反而越来越大。幕府大老、强硬派井伊直弼在没有得到皇室批准的情况下，直接与美国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赋予美国商人与海员治外法权，开放横滨等港口。井伊直弼认为，与其拒绝签订条约使国体受辱，不如不等敕许擅自签字可全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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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激起了“尊王攘夷”派的不满，井伊直弼也强硬应对，“尊王攘夷”派遭到残酷镇压，或流放或关押，也有的被处死。最著名的牺牲者就是“尊王攘夷”的代表人物吉田松阴。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安政大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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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也参与了反对井伊直弼的活动。他敏锐地觉察到政治气氛的变化，及时从江户逃回鹿儿岛，躲过了一场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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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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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作为日本的古都，处处皆有古迹。尤其是在东部音羽山上，古寺连绵，名胜不断，都掩映在绿树丛中。行走其间，颇引人发思古之幽情。在这些古寺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清水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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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相传创立者慈恩大师是唐僧玄奘在日本的第一个弟子。由于是木结构建筑，清水寺历史上数次被烧毁并重建。清水寺因寺中清泉而得名，清泉一分为三，分别代表长寿、健康、智慧，被视为具有神奇力量，据说可预防疾病及灾厄，游客路经此地一定会来喝上一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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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寺本堂前悬空的清水舞台是日本国宝级文物，四周绿树环抱，据说，春季时樱花烂漫，秋季时红枫飒爽，是京都赏樱名所、赏枫胜地。可惜我到来时正值夏季，但是满山绿树如海，清爽之气扑面。尤其是走到古寺旁边的树丛中，暑气顿减。树丛中到处是古碑古塔，还有一个小小的陵园，墓前竖立的石碑上写着“月照”，署名是“西乡南洲”，也就是西乡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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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照和尚是西乡隆盛在江户认识的一个奇人。他是清水寺成就院的住持，表面上过着不问政治的隐居生活，暗中却与“尊王攘夷”的志士频繁往来，利用郊外隐蔽的地方作为“尊王攘夷”集合的场所。“安政大狱”发生后，月照逃离京都，来到萨摩藩寻求庇护。此时信任西乡隆盛的萨摩藩主已经死去，新的当权者害怕幕府，不敢庇护，要求月照立即离开。日本之大，却没有月照容身之地，西乡隆盛决心与其共同赴死。一个月圆之夜，两人乘船出海赏月，然后携手投海。西乡隆盛获救生还，月照始终没有苏醒。从此西乡隆盛决心投身“尊王攘夷”事业，以报答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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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友谊和忠诚的历史传奇，在晚清时的中国流传甚广。据说，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不肯逃走，他对梁启超说：“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谭嗣同期勉梁启超成为中国的西乡，以同志的死为激励，去完成未竟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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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照死后，西乡隆盛也被官方宣告死亡，实际上被流放到远离鹿儿岛的一个荒凉小岛上，隐姓埋名度过了漫长的三年光阴。流放反而增强了西乡隆盛在“尊王攘夷”者中的威信。尽管身处蛮荒，“尊王攘夷”的志士还是设法与其联络，西乡隆盛也参与了“尊王攘夷”的细节讨论，掌握着“尊王攘夷”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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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大狱”宣告了“公武合体运动”的终结，“尊王攘夷”派与幕府当局走向激烈对抗。1860年3月的一个雪天，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被一群埋伏的武士杀死。行刺者在告白中说，井伊直弼的罪行就是他无视天皇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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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等待快船，我了解到天下的状况，我非常高兴得知事情正在朝着公正的方向发展”，得知消息后，西乡隆盛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如果没有一个激烈的变革，我们很快就会像清朝一样被人征服、惨遭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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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井伊直弼被刺后，日本并没有走向正确的方向，而是进入了一个暴力和恐吓时代。日本近代史上称为“志士”的下层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传统社会没有机会，被挤压在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可是外国人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机会，他们认为，凭借自己手中的武士刀就可以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朦胧的民族主义、家臣式的忠诚和对天皇的崇敬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激励这些年轻的武士奔走天下，新生活的刺激更让他们平添了道德上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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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没有一个核心观点，也没有工作规划。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仇外排外，凡是与外国人妥协、与外国人交往的人都被他们视为敌人。他们游荡在都市，腰插双刀，昂然自得。他们不但向井伊直弼这样的高官下手，也抽刀面向国内的“洋学者”。那几年日本“暗杀”之风盛行，许多“洋学者”不敢外出，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商人也紧闭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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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对于现实政治缺乏理解，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即使有些人朦胧追求一个现代化国家，他们也很少意识到，在这样的国家里不可能允许佩带双刀的阶级继续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志士”们的悲剧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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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浓厚的仇外排外氛围里，终于引发了“生麦事件”。1862年9月的一天，萨摩藩藩主的父亲从江户回到京都，途经横滨的生麦村时，平民按照惯例，向这支700人的仪仗队退让下跪。四个英国人骑马路过，一匹马受惊冲入仪仗队，卫护的武士杀死一人，重伤两人。英国要求幕府惩处凶犯和支付赔偿费。但萨摩藩拒绝英国的要求。当时正是“攘夷”运动兴盛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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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幕府与英国谈判赔偿协议达成之时，突然传来皇室诏命，要求实施“攘夷”政策。但幕府还是按照协议进行了赔偿，天皇震怒，御笔写诏书声称，从1863年5月10日起，所有外国人必须在两个月里全部离开日本，“纵使皇国一端化为焦土，亦绝不愿开港交易”。“攘夷”派备受鼓舞，要求对外国人进行迅速和暴力的驱逐。京都的“攘夷”气氛热烈，排外情绪异常高涨，很有些1890年清朝对列强宣战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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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情激愤的“攘夷”声浪中，长州藩发生了多起排外行动，而且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舰，结果招致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四国军队联合攻击。长州藩惨败，被迫赔款，并允许外国军舰自由通过下关海峡，被摧毁的炮台不再修复和重建。英国为了报复“生麦事件”，也派舰队炮击鹿儿岛，烧毁市街。在现实的教训下，萨摩藩和长州藩转而采取开国方针，与英国建立了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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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一时的“攘夷”运动就此降温。一些原来坚决主张“攘夷”的人士认识到，“攘夷”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自取毁灭。理性主义思想开始抬头，其中当然包括激进分子西乡隆盛。随着这些有识之士头脑清醒起来，日本这艘船驶出了暴力冲突的旋涡，开始转向正确的航道，避免了清朝被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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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重大历史事件里，西乡隆盛都是旁观者。“生麦事件”之前，他曾被释放，重回鹿儿岛。可是不足两个月，他就因触犯藩主，被流放到另一个荒岛。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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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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