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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作为一个武士阶级，西乡隆盛似乎没有太多的喜悦，而是对于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充满了忧虑。他在纪念月照和尚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相约投渊无后先，岂图波上再生缘。回头十有余年梦，空隔幽冥哭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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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过去了，推翻幕府的梦想实现了，可是新的改革才刚开始，而且充满艰难。西乡隆盛认为，面对西方的威胁，日本虚弱不堪，只有推翻幕府，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的新政府，“与万国并立”。现在幕府已经被推翻，但是藩国体制仍然存在，于是各种“废藩”主张呈现在明治政府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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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采取了收买策略：大名向政府交出对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主所有权（版籍奉还），大名今后不再世袭，原藩主改为“藩知事”，而且允许他们保留以往所占据领地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家用开支。这就保证了大名的既得利益，甚至超过以前的利益，其家禄和华族身份得到保证。由此，各藩的大名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贵族阶级（“华族”）。各藩的年贡移交政府，债务也由政府承担，使权力集中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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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花钱，改革也要支付成本。当初低级武士鼎力支持“尊王攘夷”运动，并为之付出巨大牺牲，本来希望得到政府的好处，没有想到，他们却成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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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政府打破“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提倡四民平等，凡是年满20岁的男性都有服兵役的责任，废除武士当兵的特权。明治政府颁发“废刀令”，禁止公共场合佩带刀剑，“违反者没收其刀”，废除了武士精英地位的最后特权。大多数武士不但失业，而且世代相传的薪俸被削减，生活成了问题，不得不从事农耕或经商来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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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伊藤博文访美时曾在旧金山演讲，扬扬得意地称：“欧洲废除封建制度需要进行长时期的战争，而日本滴血未流、一弹未发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其实，在废除封建制过程中，利益受损的武士多次反抗政府。1870—1871年，各地就发生了许多武士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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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新过程中，身为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的西乡隆盛参与了废藩置县等改革。他以中国宋代陈龙川的话“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作为座右铭。虽然在改革内容上没有特别的建树，但他统率军事力量，以武力为改革保驾护航，保证了改革顺利进行。由于在倒幕维新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西乡隆盛被人们誉为“维新三杰”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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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过程中，下级武士的利益和尊严得不到保证，让西乡隆盛非常痛苦。他不能忘记这些与他并肩的战友，他在给一个参加内战的士兵的信中写道：“临生死之境，使之如私物，事定之后，即行抛弃，影响德义。”他为了给这些并肩的战友一个容身之处，扩充以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近卫军编制，可近卫军的编制毕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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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底，明治政府派出“岩仓使团”前往欧洲和美国，为国内改革取经。团长岩仓具视和副使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都是政府的重要成员。西乡隆盛并没有参加岩仓使团。事实上，他一开始就反对派出使团。在一个转型国家里，需要许多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尤其是领导人更应该了解世界。一生没有出国，使西乡隆盛的思想有巨大局限。假如他曾经亲自到西方世界看一看，或许会改变其许多固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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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维新政府内部的冲突围绕“征韩论”展开。西乡隆盛提出“征韩”，通过侵略朝鲜来解决下级武士的问题，让他们在新的领地取得新的特权和资源。然而，刚从欧美考察归来的岩仓使团的成员认为，日本尽管废除了封建政治制度，但仍很虚弱，应该以内政为先，首先需要进行国内改革。如果侵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的成本将会危及国内各项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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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韩派”失败了，西乡隆盛愤然辞去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之职，离开东京，回到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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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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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宣布放弃所有政治活动，在鹿儿岛乡间过起退休生活，散步打猎，不问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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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弟子后来这样回忆西乡隆盛的隐居生活：“从清晨到夜晚，西乡大人都把时间花在了打猎上，催促着他的猎狗、追赶着兔子、穿越在山谷中。当他回到他在乡间的住所，洗完澡后，他似乎格外神清气爽，带着格外镇定的表情，他宣称‘我相信君子之心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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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推崇宋代的司马光，“为人当学司马温公，无一事不可与人道”，不肯苟且。在勇于权斗的政治家队列里，他是少有的一个光明磊落的人物。这位有些“洁癖”的政治家远离了政治中心，逃脱了推进改革的责任，而这些改革注定将从根本上动摇武士阶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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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西乡隆盛人格的感召，大批官兵跟随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西乡隆盛出钱资助建立了类似军事院校的“私学校”系统，而且得到地方官员的认可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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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政府强制执行以有息债券的形式一次性付清武士的退休金。在理论上，武士可以用这些债券投资农业、商业和制造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把赋税收入作为公共投资。但是，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武士，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武士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随着处境不断恶化，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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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刀令刺痛了武士的自尊，现实利益的剥夺则让武士愤怒不已，武士发动了一系列叛乱。讽刺的是，这些叛乱的领导者无一例外都是来自日本西南部的年轻武士，他们很早就参加反对幕府的运动，在新政府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浴血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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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藩拒绝执行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定，最终爆发了西南战争。尽管历史学家对于战争起因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这场战争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正在追求中央集权的明治政府是不可能容忍一个地方政府无视中央政府权威的，尤其是讨幕时拥有最强战斗力的旧萨摩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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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让后来的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的是，西乡隆盛为什么会成为叛军的领导人？建立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不正是西乡隆盛的愿望吗，他本人不正是新政府的创建者之一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难道不知道叛军不可能获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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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悲剧最终发生了。1877年2月，明治政府创建的第十年，维新时期的一场最大内战爆发，领导者就是西乡隆盛。叛军中除了萨摩军外，还有来自各地的不满武士，合计3万多人。西乡隆盛以“质问政府”为名挥师北上，与政府军爆发激战。“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当时重病在床，感叹“与其病死窗下，不如捐躯于征途”，企图亲自规劝西乡，但被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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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影《最后的武士》就是以西南战争为背景拍摄的。它片面地讴歌了日本武士传统的美好，没有反映这个没落群体的另一面：他们是一个食利阶级，不事生产，享有特权。例如，在萨摩藩，四分之一是武士，工商农阶级要承担的负担无比沉重。武士津津乐道的所谓荣誉是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上的，在他们面前，工商农是没有任何尊严和人格可言的，甚至没有生命权，虽然武士是由他们供养的。武士甚至可以随意杀死他们认为侮辱了自己的贱民而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武士身上的武士刀是嗜血的，一把新刀要用杀死贱民的方式来试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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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将国家拖进了一场战争，不管他本意如何。他的身后，是一个注定要消亡的没落阶级。明治政府组成了“征讨军团”，合计近6万人。在最关键的田原坂会战中，双方的损失都接近各自兵力的四成，战场变成了一座铁与血的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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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这场战争在半年后就走向了尾声。政府军击败萨摩军，西乡隆盛撤退回到鹿儿岛，在战场上自杀而死，结束了他自己在历史和道德之间的痛苦挣扎，也结束了日本最后一场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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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承受了近代化的负担，武士阶层成为抵抗日本近代化的第一波力量，并最终在反抗中被消灭。从此，消除了障碍的日本，加速了近代化进程。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成为亚洲第一强国，成功实现了“与万国并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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