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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朝鲜发生内乱，日本军人蠢蠢欲动。胜海舟认为，日本自身的内政问题重重，反对以武力为背景干涉朝鲜的内政。他也担心日本军队与清朝军队的冲突。他呼吁作为亚洲国家要相互协助，不应该互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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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中日在黄海发生海战。胜海舟是当时日本政治家里唯一公开反对这场战争的。他说，中国和朝鲜是日本的老师，批评日本是“无名之师”。他还愤然写下一首诗：“邻国交兵日，其军更无名。可怜鸡林肉，割以与鲁（俄）英。”在战争开始后，他批评政府压制舆论，搞得大家都不敢说话，“认为唯有自己才正确、强大，只有日本才这样说，而世界可不是这么看的”。在举国一致狂热支持对外战争的年代，身为元勋级政治家却公开反对战争，彰显了胜海舟的气概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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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后，胜海舟撰写悼诗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忆昨访我屋，一剑表心里。委命甚义烈，懦者为君起。我将识量大，万卒皆遁死。心血溅渤海，双美（武士道对武人的最高嘉许）照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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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海舟年轻时去过中国，有许多中国朋友，他和李鸿章多次交换过书法和著作等礼物。因此，胜海舟对中国非常了解，所做批评极有见地。他认为中国人缺乏国家意识，中国社会停滞而保守。在回忆录《冰川清话》里，胜海舟分析道：“在日本说战争胜利了，兴奋得狂欢大闹，但是支那人，换了天子、战争失败，这些事几乎就如同马耳东风。不管是改换了天子，还是日本战胜了，这些都无所谓。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不管是一个朝廷灭亡、另一个朝廷取而代之，还是国家灭亡成了他国的领地，整个社会还是保存着旧态。其社会，与国家的兴亡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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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胜海舟的评价堪称一针见血。在皇权专制统治下，人们不会有现代国家观念，也不会关心国家的前途，“王朝兴亡，匹夫无责”。当然，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如果缺乏现代国家观念，也可能走上歧途，就像日本一样。胜海舟反对中日战争的立场也表明，他的国家观念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人们。遗憾的是，胜海舟的声音没有得到重视，战争最终给中日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在历史的阴影下，两国关系至今仍然复杂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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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胜海舟完全在野，但是忧国谋国之心从未消失。他谈论政治口无遮拦，对伊藤博文等权贵的批评也毫不留情。他发起西乡隆盛复权运动，为因西南战争背负逆贼之名的西乡隆盛的名誉恢复积极奔走。他严词批判足尾矿毒事件，支持田中正造反对公害、维护人民权益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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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月19日，在20世纪即将到来的前夕，这位传奇人物因脑溢血死去，终年77岁。但是他一生追问的“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的问题，日本还要再经过半个世纪的苦难挫折才能找到答案。对于许多追求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来说，“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是一个至今都没有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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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第二编 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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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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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谁呢？第一个睁眼看世界，他像中国的魏源；翻译西方经典引进近代文明，他像中国的严复；办报纸开启民智，他像中国的梁启超；办大学培育人才，他像中国的蔡元培。可是，这些人没有一位像他一样，看到自己的梦想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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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我走进向往已久的庆应大学。望着高大矗立的现代化教学楼，多少有些失落。这个已经有158年历史的大学，为什么找不到一丝古典的美，难道它也迷失在现代化的大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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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环顾校园，我发现了一栋五层高的古典大楼，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走到它的面前，仔细观察那些老式的门窗，努力寻找属于江户时代的影子。这栋大楼现在是学校办公区，不时有人出入。这是当年福泽谕吉先生建设的大楼吗？他当年是否也常常夹着布包从这里出入？我不敢肯定。但是我敢肯定，作为这所大学的创办人，福泽谕吉一定无数次在这个校园里走过，我走过的地方也一定有过他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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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办公楼，迎面是一栋充满西洋风格的八角塔式建筑。和清华大学那些美式风格的建筑比起来，这栋建筑色彩更加鲜明。大楼正中央镌刻的是七个古朴苍劲的汉隶“庆应大学图书馆”，其上面一行小字是“创立五十周年纪念”，下方的柱头上有一行数字“1858”“1908”。也就是说，这栋建筑建成之日，清华大学还没有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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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看见，就在大楼门前右侧的树荫之下，有一尊雕像。福泽谕吉！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身着和服、满脸沧桑的老人，因为他和一万日元上的头像完全一样，面色严肃，目光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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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福泽谕吉先生，”当天晚上，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这样写道，“他创建了日本第一所大学，培育人才无数，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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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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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出生于1835年，当时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江户时代。在福泽谕吉小时候，身处武士阶级的父亲曾多次说，长大后要送他到佛寺当和尚。在讲究“士农工商”的日本社会，武士是最高阶级，为什么父亲要儿子出家呢？直到成年之后，福泽谕吉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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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最完善的时期，也是制度已经板结的时期，“就如同一切的东西皆整然有序地放在箱子里一样，经过几百年都没有动，”福泽谕吉晚年在回忆录说：“生在大臣之家即为大臣，生在兵卒之家即为兵卒；子子孙孙，大臣永远是大臣，兵卒永远是兵卒，中间的阶级亦然，不管经过多少年，丝毫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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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的父亲是一个低级武士，虽然饱读诗书，但也只能屈身做一个下级俗吏，一事无成，他认为儿子不管怎么努力，也无法功成名就，而当和尚则不同，一个平凡的鱼贩子的儿子，也可以当上最高阶的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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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父亲早逝，福泽谕吉没有被送进寺院，而是世袭了父亲的身份，成为家乡中津奥平藩（现为九州大分县中津市）的一个武士。他佩带长短两把武士刀，走在大街上，工商农人都要低头让路。可是这位生性不安分的年轻人不满足这样的虚荣，而是期望着离开门阀制度严苛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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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图上看，中津地处日本西南地区，远离京都和东京，在当年显然属于边远地区，闭塞沉闷，局促狭窄。不过，在福泽谕吉20岁的时候，美国军舰来到江户的消息传到了西南一隅，人们都在谈论炮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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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幕府与美国签订《日美友好条约》。至于西边的清朝，《南京条约》彼时已届满十二年，英法美公使致函清朝办理外交事务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叶名琛抱着“接触愈少，麻烦愈小”的宗旨避而不见，并向咸丰帝建议，对付外国人“唯有相机开导，设法羁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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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不知道这些信息，但是这位年轻人敏锐地捕捉到鼓荡而来的新时代气息，于是走出家乡，横跨九州岛，来到西海岸的长崎。因为地理位置原因，早在17世纪就有荷兰商人居住在长崎港口。进入19世纪，这里更成为得风气之先的开放地区。在长崎，福泽谕吉边工作，边学习荷兰文。一年后，他又长途跋涉来到大阪，进入绪方学堂学习正规的荷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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