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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当时的著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十分推崇魏源的著作，他的学生吉田松阴在著作里也多次提到读《海国图志》一书的体会。吉田松阴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成为日本维新运动的先驱。后来，吉田松阴开办私塾，以《海国图志》为教材，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成为明治维新的元勋，为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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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在《日本现代史》中所说，“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中国学者钱基博也说，“日本之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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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海国图志》稍晚数年，清朝还出现了一本可以帮助国人认识世界的启蒙著作《瀛寰志略》。和只担任过中低级官员的魏源不同，《瀛寰志略》的作者徐继畬是一位“省级”高官，曾任福建布政使，办理过厦门、福州两口岸的通商事宜。在接触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传教士、官员和商人的过程中，徐继畬收集了大量关于外部世界的资料，用五年时间完成了10卷本的《瀛寰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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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除了介绍地球概貌、各国地理分布、风土人情等，对各国的宗教信仰、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等均有涉猎。它对希腊文明给予了充分肯定，对雅典及古罗马的民主政治十分欣赏，推崇欧美国家“以商为本”的理念及民主政治。显然，此书比《海国图志》更加进步，代表了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最高水平。作者希望借此开启民智，引导民众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先进制度，实现强国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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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政府高官，徐继畬深知保守势力强大。在《瀛寰志略》刊刻之时，他本来想把清朝地图放在“亚细亚”之后，但是好友担心这样会招致保守士大夫的抵触，所以建议将清朝地图放在卷首。徐继畬依言而行，可是1849年《瀛寰志略》正式刊行后“即腾谤议”，士大夫群起攻之，指责作者徐继畬“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在朝野士大夫愤怒的攻击和谩骂中，这本书被迫停止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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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瀛寰志略》却受到了日本读者的欢迎。日本学者将此书誉为“通知世界之南针”，从1859年就开始翻刻，不断地重印。这本书早于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帮助日本人打开了眼界，对后来的明治维新有启导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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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国力衰败，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而日本蒸蒸日上，跻身强国之列。同为东亚国家，中日为什么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许多仁人志士一再追问的问题。其实，《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两本书在两国间的不同遭际，已经给人们提供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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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明治迁都：世界历史上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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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当然是明治维新之功。而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迁都东京。在这个意义上，明治迁都堪称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迁都成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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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盖之下，帘子全都卷了上去，天皇坐在那里……天皇一起立，从他的眼部到脸部上方被天盖遮住而看不到了，但是，每逢他一动，我就能很清楚地看到他的脸。大概是化了妆，他皮肤很白。嘴的形状不好，是医生说的那种突颚，但从大体上看他的脸部轮廓周正。眉毛被剃了，在剃掉的眉毛一厘米上面是画的眉毛。衣服是垂在后面的黑色宽松的披肩，像斗篷一样的白色长袍，加上紫色的宽松的长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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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英国外交官眼中的明治天皇，时间是1868年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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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这位本名叫作睦仁的少年继承大位，成为日本历史上第122位天皇。彼时正是“尊王攘夷”运动的高潮期，年仅15岁的天皇赶上了一个风云动荡的时代。“尊王攘夷”派逼迫幕府将军“大政奉还”，并在京都附近打败了幕府军队。不过，这些大事都是维新派大臣完成的。和幕府统治时期的天皇一样，明治天皇深居内宫，不过问具体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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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这个词是7世纪面向唐朝构想出来的形象，日本人并不习惯这一称谓。即使在幕末时期，庶民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说“天皇”或“天皇陛下”，而是使用“天子”的说法。“天子”被认为是宗教权威肉体化的存在。天皇所在的地方叫“云上”，公家叫“云上人”，常人不能拜见“龙颜”，“玉体”不能踏在地上，造成了上下隔绝。甚至在过去数百年间，形成了天皇足不出京都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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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将军被推翻以后，国家的统治出现了空白，谁能够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维新派认为，应该把天皇推出来，作为站立在政治制度顶点的人。希望他能够像近代西方国家的帝王那样，成为一位坚强、主动的天皇。可是，天皇被包围在女官中，始终没有走出皇宫。女官都希望他成为一位传统的、女性化的天皇。虽然朝廷发出了废除公家染黑牙的命令，但是天皇仍然按照惯例染黑了牙齿，作为成人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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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进行宫内改革，问题是，即使可以用制度和规则来更新陋习，也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思想。维新派对保守的京都不存在任何幻想。对他们来说，后宫的陋习是烦恼之源，只要天皇继续生活在几百年来的京都，生活在暮气沉沉的御所，就很难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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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认为，如果“主上在玉帘之内……除了极少的公卿之外不能朝拜，和为民父母的天赋职掌相乖离”，就根本不可能真正推动维新大业。要改变这一局面，万象更新，应该迁都，让年轻的天皇彻底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在他们的主导下，1868年7月17日，朝廷发布了将江户定为东京（东部的京城）的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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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斗争，天皇终于启程了。可是，日本最神圣古老的神道场所伊势神宫内，宫前华表在无风的情况下突然倒塌。这时朝廷正在伊势进行着最重要的神事——祈祷当年收成的“大尝祭”，所有人都被吓坏了。神宫送出的信件到达京都时，天皇车驾已经出发了。一位名高位重的大臣骑马追上了天皇，逼天皇还驾。幸亏维新派压住了场面，但天皇必须向神宫遥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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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5月9日，3000多人的队伍簇拥着天皇，浩浩荡荡地进入东京城，改革后的政府机构也移过来。新的首都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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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德川幕府。经过两百多年的苦心经营，到明治之初，这个幕府统治的核心地区已经成为日本的经济、文化中心。据1693年的调查，江户各阶层的人口总数就已经达到100余万，超过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伦敦。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经济，为明治维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这里远离京都，可以趁此机会清洗旧的朝廷势力，推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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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一般把1868年3月颁布的《五条誓文》作为明治维新的开端。但事实上，真正的改革措施是从迁都以后才开始实行的。迁都不久，新政府就打出“御一新”（意指革新，后常代指明治维新）的旗帜，开始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建设。新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政策，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宣布“四民平等”，平民可以自由择业和迁徙，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不久又颁布“废刀令”和“征兵令”，禁止武士带刀，改革兵役制度，从此消灭了武士阶级，彻底结束了武士阶层控制中央的时代，也铲除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明治政府实施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开始向近代化急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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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改革也得以顺利推行。原先在宫中掌握大权的女官和贵族公卿遭到排斥，后宫的决定权集中在皇后手中，天皇得到了自由。众多维新志士被征调到天皇左右，对明治天皇的生活和性格养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培养塑造了明治天皇“威严、慈爱、刚毅的优秀的男子汉气质”。他视察各地，慰问民众，从“看不见的天皇”转变为“看得见的天皇”，从宗教上的存在变为政治上的主权者。虽然明治天皇不介入具体政务，但其开化进取的个人形象和道德模范作用，不但使其获得了堪与彼得大帝媲美的声誉，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明治维新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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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当然是明治维新之功。而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迁都东京。在这个意义上，明治迁都堪称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迁都成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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