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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团从横滨启航,开始了走向世界的旅程。至今日本的历史书上经常可以看到一幅油画作品,反映的就是当时的场景:众多政府高官和外交官站在岸边送别,岩仓具视身穿传统服饰,在西装革履的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的陪同下,乘坐小汽轮,缓缓驶向远处的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蔚蓝色的海水,多姿多彩的服饰,构成一幅庄严华美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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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隆重的场面,与三十多年后清朝五大臣出洋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出发时,遭到革命党人炸弹袭击,数人受伤。清政府只好重组队伍,3个月后五大臣出洋时,火车站戒严,所有闲杂人等一概不得入内,气氛非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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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首先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在第一站旧金山就受到了热情欢迎。旧金山市长为他们开了一个欢迎会,席间伊藤博文发表演讲。这位政府要员曾在22岁时留学英国,所以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首先指着日本国旗说,这个又红又圆的东西绝不是所谓的信封套的封蜡(“封蜡”意指日本的锁国),日本现在是刚从海平面出现的太阳,光还弱,色还薄,但等一会儿升到中天的时候,将会光彩纷呈。同样,日本国旗在不久的未来也会得到世间的景仰。演讲充满幽默和信心,博得了满堂喝彩,也引发了美国报纸的诸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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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岩仓使团来到华盛顿时,却遭遇了尴尬。1858年,江户幕府同美国缔结的第一个承认贸易自由和通商开国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有效期为十四年。有效期将至,岩仓使团希望与美国重新签约。可是开始谈判前,美国方面却提出要验看信任状。岩仓使团大囧,因为他们不曾带来信任状,而且谁也不知道外交交涉必须要信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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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使团派人回国备办了必要的文件,这样才开始交涉谈判。然而美国却不肯简单地答应改约的要求。双方商定,以东京为交涉地,继续谈判(该条约直到二十八年后的1899年才废止)。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彼之所欲者尽与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此间苦心竟成遗憾,唯有饮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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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受挫,并没有让岩仓使团气馁,更没有让他们对美国产生偏见。当时美国内战已经结束,正在进入电气时代,到处生机勃勃,一片繁荣景象。木户孝允在写给国内的信中说:“虽然市街的面貌早有所闻,皆与想象的无特别不同,但至于学校和其他工厂则实在是我的拙笔难以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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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被明治天皇依为柱石。美国见闻让他耳目一新。他说,眼前的现实“与昔日之思虑大相径庭之处不少”。就是在美国,这位明治政府的重臣剪掉长发,脱下了传统的日本贵族衣服,改穿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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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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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考察半年之后,岩仓使团横渡大西洋,来到欧洲,先后考察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意志、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11个国家。他们广泛接触各国首脑政府官员和各阶层民众,考察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以及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学校、报社和福利设施,参观名胜古迹、博览会等,全面认识西方文明,“日日鞅掌,不暇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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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团秘书久米邦武在后来出版的《美欧回览实记》一书里,如此描述使节团全体成员日复一日的繁忙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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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乘坐的火车到站,我们立刻将行李丢在旅馆,然后就开始考察,白天我们四处奔波,观察裸露的机器和咆哮的机车。我们站在钢铁机器中间,四周烟雾翻腾,煤灰落满全身。傍晚时刻回到旅馆,宴会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脱去肮脏的外套,在宴会上,我们必须保持高贵的礼仪。如果受邀去剧场,为了跟紧舞台的节奏,我们不得不张大眼睛竖起耳朵,所有这些,把我们折腾得筋疲力尽。黑夜刚过,早晨迎接我们的又是前往一家工厂,并在厂里四处考察。在这种情况下,新奇的声音和景象充斥着我们的耳朵和眼睛。我们被这样那样的邀请弄得心力交瘁。尽管我们可能想要喝一杯水或是头靠肘弯打一个盹儿,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在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谈判中,任何我方个人的马虎都会导致失礼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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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繁荣富足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尤其让日本人感到震撼。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岩仓使团看到,“到处是黑烟冲天,大小工厂遍地”,“无论到何处,竟无一物产于地上,唯有煤与铁而已,产品皆自他国输入(加工后)再输往他国,工厂之盛更甚于以往传闻”,英国“独擅纺织航海之利,而成雄视横行世界之国”。这群来自农业国家的东亚人由此认识到,发达的近代工业和繁荣的国际贸易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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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的成员各有分工,大久保利通将他的调查集中于欧美的工业和经济体系。他向工厂领班提问题,征求法律学者的建议。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城市的繁荣发生在蒸汽机的发明之后”。久米邦武也注意到,“当今欧洲国家的财富和人口现象是在1800年以后才开始显现的,最近的四十年表现得最为显著”。他们感叹道,“这么多年的知识积累才点亮了文明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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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巨大差距并没有让他们望洋兴叹,妄自菲薄。相反,他们认为,西方刚刚经历过工业革命,就产出了如此巨量的物质财富,日本完全可以奋起直追。于是,他们下定决心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并追赶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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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后来成为推动日本近代化最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他这样总结岩仓使团的成果说,“通过考察,彻底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要实行富国强兵则务必从殖产兴业上下手,切实谋求其进步发达。建国大业,靠议论辩舌不行,靠勉强筹措不行,靠虚声恐吓不行,靠权谋术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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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假如仅仅停留在物质财富上,那么日本此后开始的改革就可能是一场中国式的“洋务运动”而已。让人惊叹的是,岩仓使团的见识远远超过了器物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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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英国议会后,这些来自远东的精英分子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人民公选议员而执立法之权,乃欧洲的一般通例,这在政治上是与中国、日本最为不同的……中国、日本的人民,历来有农耕自立的风习,以修身为政治的主义,而不重视财产,因而立法上无基准的主义,更不知民权、物权为何物,反而压制民权、物权,并以此为移风易俗的良模,故治国安邦的议论常忽视财产问题。又因君子小人截然有别,自成一类,而使国家逐渐陷入贫弱。因东西洋相距遥远而来的人民习惯、差异,必然造成政治形式的不同。但方今世界舟楫相通,贸易往来,而欲维护国权、保全国益,则必须使国民上下全体一心,首先重视财产、致富图强。此不唯应须深切注意,且宜依此建立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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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逗留美国期间,木户孝允就曾留意美国宪法的翻译和研究,在欧洲,他又把当时在普鲁士留学的青木周藏叫来,对宪法、地方自治、土地制度、宗教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木户孝允说:“各国事迹虽有大小文鄙之差,然究其所以废兴存亡者,要之唯在于顾其政规典则之隆替得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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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的认识极其难得。尤其是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来说,在还没有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前,就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认识到必须通过建立制度来保障民权、物权,是非常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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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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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什么落后?这是一个萦绕在岩仓使团所有成员脑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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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考察中认识到,造成日本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教育落后。西方教育注重实际,国民从少儿时期起就掌握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以之作为立身处世、繁荣经济的资本,从而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力量。而日本人“务无形之理学”,就像“在睡梦中过了两千年”。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有一些传授西方文化知识的学校,但从日本教育的整体来说,基本上还是沿袭旧式的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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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考察期间,木户孝允就给国内文部省官员写信说:“如果对后人子弟的行为,不予以格外重视,那么日本国家的保安是没有指望的。”“为了防范十年以后的弊病,只有兴办真正的学校”,他激励国人说:“日本人决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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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欧洲的所见所闻,更让岩仓使团坚信教育的重要性。使团中专门负责考察教育的田中不二麿说:“历涉殆十数国,立政之体虽各不同,至于其竭力于教育,彼此皆出于一辙。”西方教育普及,造就了大批人才,在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美国,“小学校之多,新闻纸之多,入学童子之多,超越诸国”。日本人口与之相差无几,而土地不及美国的百分之三,但是“野有遗利,山有遗宝”,得不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上下不免于贫弱”,原因就在于“不教之民难使,无能之民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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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户孝允看来,“欲使我国推进全民之开化,开发全民之智慧,以维持国家权力,独立不羁,虽有少数人才出现仍十分困难”,必须大抓全民的智力开发,普及教育,才能为日本的近代化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以“期其人千载无尽”。“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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