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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团从横滨启航，开始了走向世界的旅程。至今日本的历史书上经常可以看到一幅油画作品，反映的就是当时的场景：众多政府高官和外交官站在岸边送别，岩仓具视身穿传统服饰，在西装革履的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的陪同下，乘坐小汽轮，缓缓驶向远处的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蔚蓝色的海水，多姿多彩的服饰，构成一幅庄严华美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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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隆重的场面，与三十多年后清朝五大臣出洋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出发时，遭到革命党人炸弹袭击，数人受伤。清政府只好重组队伍，3个月后五大臣出洋时，火车站戒严，所有闲杂人等一概不得入内，气氛非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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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首先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在第一站旧金山就受到了热情欢迎。旧金山市长为他们开了一个欢迎会，席间伊藤博文发表演讲。这位政府要员曾在22岁时留学英国，所以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首先指着日本国旗说，这个又红又圆的东西绝不是所谓的信封套的封蜡（“封蜡”意指日本的锁国），日本现在是刚从海平面出现的太阳，光还弱，色还薄，但等一会儿升到中天的时候，将会光彩纷呈。同样，日本国旗在不久的未来也会得到世间的景仰。演讲充满幽默和信心，博得了满堂喝彩，也引发了美国报纸的诸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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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岩仓使团来到华盛顿时，却遭遇了尴尬。1858年，江户幕府同美国缔结的第一个承认贸易自由和通商开国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有效期为十四年。有效期将至，岩仓使团希望与美国重新签约。可是开始谈判前，美国方面却提出要验看信任状。岩仓使团大囧，因为他们不曾带来信任状，而且谁也不知道外交交涉必须要信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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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使团派人回国备办了必要的文件，这样才开始交涉谈判。然而美国却不肯简单地答应改约的要求。双方商定，以东京为交涉地，继续谈判（该条约直到二十八年后的1899年才废止）。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彼之所欲者尽与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此间苦心竟成遗憾，唯有饮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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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受挫，并没有让岩仓使团气馁，更没有让他们对美国产生偏见。当时美国内战已经结束，正在进入电气时代，到处生机勃勃，一片繁荣景象。木户孝允在写给国内的信中说：“虽然市街的面貌早有所闻，皆与想象的无特别不同，但至于学校和其他工厂则实在是我的拙笔难以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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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被明治天皇依为柱石。美国见闻让他耳目一新。他说，眼前的现实“与昔日之思虑大相径庭之处不少”。就是在美国，这位明治政府的重臣剪掉长发，脱下了传统的日本贵族衣服，改穿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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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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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考察半年之后，岩仓使团横渡大西洋，来到欧洲，先后考察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意志、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11个国家。他们广泛接触各国首脑政府官员和各阶层民众，考察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以及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学校、报社和福利设施，参观名胜古迹、博览会等，全面认识西方文明，“日日鞅掌，不暇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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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团秘书久米邦武在后来出版的《美欧回览实记》一书里，如此描述使节团全体成员日复一日的繁忙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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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乘坐的火车到站，我们立刻将行李丢在旅馆，然后就开始考察，白天我们四处奔波，观察裸露的机器和咆哮的机车。我们站在钢铁机器中间，四周烟雾翻腾，煤灰落满全身。傍晚时刻回到旅馆，宴会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脱去肮脏的外套，在宴会上，我们必须保持高贵的礼仪。如果受邀去剧场，为了跟紧舞台的节奏，我们不得不张大眼睛竖起耳朵，所有这些，把我们折腾得筋疲力尽。黑夜刚过，早晨迎接我们的又是前往一家工厂，并在厂里四处考察。在这种情况下，新奇的声音和景象充斥着我们的耳朵和眼睛。我们被这样那样的邀请弄得心力交瘁。尽管我们可能想要喝一杯水或是头靠肘弯打一个盹儿，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在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谈判中，任何我方个人的马虎都会导致失礼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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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繁荣富足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尤其让日本人感到震撼。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岩仓使团看到，“到处是黑烟冲天，大小工厂遍地”，“无论到何处，竟无一物产于地上，唯有煤与铁而已，产品皆自他国输入（加工后）再输往他国，工厂之盛更甚于以往传闻”，英国“独擅纺织航海之利，而成雄视横行世界之国”。这群来自农业国家的东亚人由此认识到，发达的近代工业和繁荣的国际贸易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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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的成员各有分工，大久保利通将他的调查集中于欧美的工业和经济体系。他向工厂领班提问题，征求法律学者的建议。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城市的繁荣发生在蒸汽机的发明之后”。久米邦武也注意到，“当今欧洲国家的财富和人口现象是在1800年以后才开始显现的，最近的四十年表现得最为显著”。他们感叹道，“这么多年的知识积累才点亮了文明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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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巨大差距并没有让他们望洋兴叹，妄自菲薄。相反，他们认为，西方刚刚经历过工业革命，就产出了如此巨量的物质财富，日本完全可以奋起直追。于是，他们下定决心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并追赶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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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后来成为推动日本近代化最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他这样总结岩仓使团的成果说，“通过考察，彻底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要实行富国强兵则务必从殖产兴业上下手，切实谋求其进步发达。建国大业，靠议论辩舌不行，靠勉强筹措不行，靠虚声恐吓不行，靠权谋术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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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假如仅仅停留在物质财富上，那么日本此后开始的改革就可能是一场中国式的“洋务运动”而已。让人惊叹的是，岩仓使团的见识远远超过了器物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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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英国议会后，这些来自远东的精英分子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人民公选议员而执立法之权，乃欧洲的一般通例，这在政治上是与中国、日本最为不同的……中国、日本的人民，历来有农耕自立的风习，以修身为政治的主义，而不重视财产，因而立法上无基准的主义，更不知民权、物权为何物，反而压制民权、物权，并以此为移风易俗的良模，故治国安邦的议论常忽视财产问题。又因君子小人截然有别，自成一类，而使国家逐渐陷入贫弱。因东西洋相距遥远而来的人民习惯、差异，必然造成政治形式的不同。但方今世界舟楫相通，贸易往来，而欲维护国权、保全国益，则必须使国民上下全体一心，首先重视财产、致富图强。此不唯应须深切注意，且宜依此建立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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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逗留美国期间，木户孝允就曾留意美国宪法的翻译和研究，在欧洲，他又把当时在普鲁士留学的青木周藏叫来，对宪法、地方自治、土地制度、宗教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木户孝允说：“各国事迹虽有大小文鄙之差，然究其所以废兴存亡者，要之唯在于顾其政规典则之隆替得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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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的认识极其难得。尤其是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来说，在还没有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前，就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认识到必须通过建立制度来保障民权、物权，是非常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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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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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什么落后？这是一个萦绕在岩仓使团所有成员脑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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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考察中认识到，造成日本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教育落后。西方教育注重实际，国民从少儿时期起就掌握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以之作为立身处世、繁荣经济的资本，从而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力量。而日本人“务无形之理学”，就像“在睡梦中过了两千年”。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有一些传授西方文化知识的学校，但从日本教育的整体来说，基本上还是沿袭旧式的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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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考察期间，木户孝允就给国内文部省官员写信说：“如果对后人子弟的行为，不予以格外重视，那么日本国家的保安是没有指望的。”“为了防范十年以后的弊病，只有兴办真正的学校”，他激励国人说：“日本人决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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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欧洲的所见所闻，更让岩仓使团坚信教育的重要性。使团中专门负责考察教育的田中不二麿说：“历涉殆十数国，立政之体虽各不同，至于其竭力于教育，彼此皆出于一辙。”西方教育普及，造就了大批人才，在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美国，“小学校之多，新闻纸之多，入学童子之多，超越诸国”。日本人口与之相差无几，而土地不及美国的百分之三，但是“野有遗利，山有遗宝”，得不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上下不免于贫弱”，原因就在于“不教之民难使，无能之民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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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户孝允看来，“欲使我国推进全民之开化，开发全民之智慧，以维持国家权力，独立不羁，虽有少数人才出现仍十分困难”，必须大抓全民的智力开发，普及教育，才能为日本的近代化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以“期其人千载无尽”。“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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