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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假如仅仅停留在物质财富上，那么日本此后开始的改革就可能是一场中国式的“洋务运动”而已。让人惊叹的是，岩仓使团的见识远远超过了器物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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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英国议会后，这些来自远东的精英分子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人民公选议员而执立法之权，乃欧洲的一般通例，这在政治上是与中国、日本最为不同的……中国、日本的人民，历来有农耕自立的风习，以修身为政治的主义，而不重视财产，因而立法上无基准的主义，更不知民权、物权为何物，反而压制民权、物权，并以此为移风易俗的良模，故治国安邦的议论常忽视财产问题。又因君子小人截然有别，自成一类，而使国家逐渐陷入贫弱。因东西洋相距遥远而来的人民习惯、差异，必然造成政治形式的不同。但方今世界舟楫相通，贸易往来，而欲维护国权、保全国益，则必须使国民上下全体一心，首先重视财产、致富图强。此不唯应须深切注意，且宜依此建立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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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逗留美国期间，木户孝允就曾留意美国宪法的翻译和研究，在欧洲，他又把当时在普鲁士留学的青木周藏叫来，对宪法、地方自治、土地制度、宗教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木户孝允说：“各国事迹虽有大小文鄙之差，然究其所以废兴存亡者，要之唯在于顾其政规典则之隆替得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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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的认识极其难得。尤其是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来说，在还没有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前，就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认识到必须通过建立制度来保障民权、物权，是非常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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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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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什么落后？这是一个萦绕在岩仓使团所有成员脑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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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考察中认识到，造成日本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教育落后。西方教育注重实际，国民从少儿时期起就掌握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以之作为立身处世、繁荣经济的资本，从而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力量。而日本人“务无形之理学”，就像“在睡梦中过了两千年”。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有一些传授西方文化知识的学校，但从日本教育的整体来说，基本上还是沿袭旧式的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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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考察期间，木户孝允就给国内文部省官员写信说：“如果对后人子弟的行为，不予以格外重视，那么日本国家的保安是没有指望的。”“为了防范十年以后的弊病，只有兴办真正的学校”，他激励国人说：“日本人决非与今日欧美之人有异，唯在学与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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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欧洲的所见所闻，更让岩仓使团坚信教育的重要性。使团中专门负责考察教育的田中不二麿说：“历涉殆十数国，立政之体虽各不同，至于其竭力于教育，彼此皆出于一辙。”西方教育普及，造就了大批人才，在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美国，“小学校之多，新闻纸之多，入学童子之多，超越诸国”。日本人口与之相差无几，而土地不及美国的百分之三，但是“野有遗利，山有遗宝”，得不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上下不免于贫弱”，原因就在于“不教之民难使，无能之民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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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户孝允看来，“欲使我国推进全民之开化，开发全民之智慧，以维持国家权力，独立不羁，虽有少数人才出现仍十分困难”，必须大抓全民的智力开发，普及教育，才能为日本的近代化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以“期其人千载无尽”。“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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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节团还发现，东西方在教育内容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西洋人勉有形之理学，东洋人务无形之理学，使两洋国民之贫富不同，尤觉生于此积习”。“有形之理学”指与工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知识，“无形之理学”则指儒家的经学。日本传统的儒家教育“所学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则浮华之辞藻，与民生切实相关之事业，则被视为琐碎小事，而绝非用心于此”。如果不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改造，就培养不出堪当重任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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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经过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要想富国强兵，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就必须培养出大批的实用人才，必须对原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进行根本的改革。岩仓使团还在国外期间，这些思想认识就影响了国内的教育政策。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学制令》，学习西方近代国民教育，在全国范围内规定了整齐划一的教育制度并强制推行，要求“自今以后，一般之人民必期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反映了日本政府发展教育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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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归国后，努力推进“求知识于世界”的教育改革，全面改革教育制度，学习近代科学知识。1879年日本的小学达到28025所，在全民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中学和各类专科学校也在各地纷纷兴办。甲午中日战争前日本全国已建有各类大中小学近3万所，以至于中国知识分子叹息道，“日本学堂之密度甚于中国之鸦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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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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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他们每每把日本同西方对比，从中找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和可以行之于日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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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多的考察过程中，岩仓使团感受到世界潮流的强烈冲击。当时欧美各国相继采用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封建君主专制已经被取代，“欧罗巴洲列国，感触于佛朗西革命，民伸自由之理，国变立宪之体，尔来星霜仅经八十年，中虽奥国保续帝威，二十年来亦已改为立宪之体，俄国之独裁，十年来略图与民自由，欧洲之文明源于此改革之深浅，其精华发而为工艺产物，利源滚滚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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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岩仓使团认为，日本应该顺应世界潮流，建立新的政治体制。问题是，欧美各国做法各异，日本应该学习哪个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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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初，岩仓使团来到德国。此时，这个使团已经在海外参观了一年多的时间，仍然兴趣高昂地吸收一切新知识。在德国，使团成员参观了克虏伯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以及兵营、大学、博物馆等，深为这个不久前还是分裂的国家的高速发展所震动。德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统一后致力于建设富强的民族国家。这和日本不是很像吗？因此，岩仓使团对德国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更让岩仓使团感动的是，德国首相俾斯麦接见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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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讲述个人经历，也讲述了作为欧洲后进国的普鲁士依靠军事实力步入大国行列的历程。这次现身说法，给岩仓使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促使他们思考日本未来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研究此国之政治与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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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岩仓使团又来到俄罗斯。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就和这个国家打交道，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强国。可是在亲眼看到美国、英国和德国之后，他们打破了原有的认识。在俄罗斯他们看到，“（市街）整齐恢宏……（建筑）壮观，在欧陆亦属第一……但俄国全为贵族之文明，人民全同奴隶，财物为上等人包揽，全国处于专制压迫之下，是以俄国之贸易不能自振，掌握于外国人之手，其利得为外国人所独占，观诸圣彼得堡之商店，触目皆大商号，但尽为日耳曼人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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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反复比较，岩仓使团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美国式的共和政治，还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都不适合日本的国情，不足以仿效。用大久保利通的话说就是，“民主政治实合天理之本然”，但“不适用于习惯旧习、固守宿弊之国民”。他认为以君主立宪之名、行专制集权主义统治之实的德国政治体制更适合日本，“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注重考察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也说，“现在罕有与普国新政比邻者”，“尤当取者，应以普国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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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岩仓使团的结论是，由“小国”走向“大国”的普鲁士道路，才是最适合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日本应该在政治、军事方面以普鲁士为范例，就完全可能像普鲁士一样崛起于东方。事实上，后来德国也确实成为日本效仿的榜样。日本政府学习德国君主立宪政体和军事强权政策，建立起以天皇为核心的立宪政体。日本的国家制度在相当程度就是德意志帝国在东方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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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德国的榜样作用促使日本成为新兴的军事强国，影响日本走上了军事扩张、武装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给亚洲邻国、最终也给本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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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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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9月，岩仓使团回到日本。这次出访时间长达一年9个月，耗资达百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收入的2%以上。如此巨大的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通过实地考察，“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他们认识到，以前日本并没有从根本上学西方，一些改革措施还“多属皮毛之事”，因而沉痛地检讨说：“我今日之文明非真正之文明，我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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