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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初，岩仓使团来到德国。此时，这个使团已经在海外参观了一年多的时间，仍然兴趣高昂地吸收一切新知识。在德国，使团成员参观了克虏伯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以及兵营、大学、博物馆等，深为这个不久前还是分裂的国家的高速发展所震动。德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统一后致力于建设富强的民族国家。这和日本不是很像吗？因此，岩仓使团对德国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更让岩仓使团感动的是，德国首相俾斯麦接见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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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讲述个人经历，也讲述了作为欧洲后进国的普鲁士依靠军事实力步入大国行列的历程。这次现身说法，给岩仓使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促使他们思考日本未来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研究此国之政治与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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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岩仓使团又来到俄罗斯。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就和这个国家打交道，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强国。可是在亲眼看到美国、英国和德国之后，他们打破了原有的认识。在俄罗斯他们看到，“（市街）整齐恢宏……（建筑）壮观，在欧陆亦属第一……但俄国全为贵族之文明，人民全同奴隶，财物为上等人包揽，全国处于专制压迫之下，是以俄国之贸易不能自振，掌握于外国人之手，其利得为外国人所独占，观诸圣彼得堡之商店，触目皆大商号，但尽为日耳曼人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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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反复比较，岩仓使团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美国式的共和政治，还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都不适合日本的国情，不足以仿效。用大久保利通的话说就是，“民主政治实合天理之本然”，但“不适用于习惯旧习、固守宿弊之国民”。他认为以君主立宪之名、行专制集权主义统治之实的德国政治体制更适合日本，“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注重考察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也说，“现在罕有与普国新政比邻者”，“尤当取者，应以普国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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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岩仓使团的结论是，由“小国”走向“大国”的普鲁士道路，才是最适合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日本应该在政治、军事方面以普鲁士为范例，就完全可能像普鲁士一样崛起于东方。事实上，后来德国也确实成为日本效仿的榜样。日本政府学习德国君主立宪政体和军事强权政策，建立起以天皇为核心的立宪政体。日本的国家制度在相当程度就是德意志帝国在东方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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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德国的榜样作用促使日本成为新兴的军事强国，影响日本走上了军事扩张、武装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给亚洲邻国、最终也给本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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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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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9月，岩仓使团回到日本。这次出访时间长达一年9个月，耗资达百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收入的2%以上。如此巨大的代价是值得的，因为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通过实地考察，“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他们认识到，以前日本并没有从根本上学西方，一些改革措施还“多属皮毛之事”，因而沉痛地检讨说：“我今日之文明非真正之文明，我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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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访前，岩仓使团与留守的政府要员达成约定：在出访此期间，留守政府应尽量不进行新的重大改革；如不得已进行改革时，应知照使团；待使团完成使命归国后，参照各国情况再实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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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归来，决策精英对于日本的未来道路达成了共识。从此，日本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为立国三大政策，迈开追求文明的坚定步伐，致力于创造一个全新的近代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日本就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实现了“明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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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也曾派出一些考察团远赴欧美，可是出洋者人微言轻，根本不足以影响朝廷大计。当然，根本原因是清政府一直犹疑不决，从未真心学习西方先进国家。梁启超比较了中国与日本在19世纪中叶学习西方的道路之后说道：“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炮船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一个重学，一个重物，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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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最早搞洋务运动，失败后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又纵容义和团与列强宣战，直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才认识到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痛下决心，效仿三十多年前日本的岩仓使团，派五大臣出洋进行考察。可惜此时改革时机已经丧失，清朝垮台已经开始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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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五大臣出洋并没有成为历史的拐点，而是一场历史大剧谢幕前的插曲。而岩仓使团则是历史性的起点，从那时起，中日两国的未来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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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头发革命：国民头上卷起大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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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改革看似小事，其实是打破保守势力、推动社会改革的一着妙棋。欧美文明风暴不但在国民头上卷起大旋风，吹跑了数百年来作为国民风俗的丁髷，而且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为向西方国家学习、推动社会变革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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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的一天，一群年轻的日本留学生走进荷兰的一家剧院，他们身穿西服，头戴礼帽，举止优雅。按习惯，观众在剧场内必须脱帽。当这些年轻人摘下帽子时，竟然引起全场哗然，因为这些人都留着奇怪的发型：头顶部剃得光亮，仅将脑后的头发扎起，就像切下来一束，扎得又细又短，结结实实地伏在光头上。乍一看，就像头顶上架着一把小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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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哗笑声中，这群学生羞愧地退场。其中的榎本武扬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重臣，西周成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不过，当时这些年轻人还籍籍无名，只是他们幸运地成为幕府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幕府明文规定，留学生在外期间“不得改变衣服发容”。衣服可以更换，但是不敢轻易剪发，结果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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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学家考证，日本人留发是受唐朝文化影响。公元682年，天武天皇发布诏书：“自今以后，男女悉结发。”从此，日本男人就模仿唐制结发于头顶，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日本发型“丁髷”：将头顶部的头发剃光，将其余的头发结成发髷向前面弯曲伏在头顶，从正面看仿佛汉字“丁”。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江户时代，除了有罪之人不能结发外，成年男子的基本发型都是“丁髷”，人人以此为美，每天花费在头发上的时间都要半小时到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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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日本开国之后，踏上岛国的外国人都被这种怪异的发型惊呆了。在他们眼里，这个既麻烦又难看的发型就像“猪尾巴”。所以，“猪尾巴”最初并不是专指清朝男人脑后的辫子，而是指日本人头顶的丁髷。1869年日本出版的《西洋闻见录》一书在介绍西洋风俗时写道：“西洋人奇称本邦男子之结发为ピキテイル，ピキテイル乃豚尾之意，称清国男俗之辫发为ロングテイル，ロングテイル乃长尾之意。”所以，远在后来的清朝留学生之前，日本留学生就遭遇了异样的眼光和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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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受到刺激的日本留学生不顾幕府禁令，在荷兰全部剪掉了发髷。可是四年后学成归国之时，他们不得不全部戴上假发髷，小心翼翼地走在祖国的土地上。因为一旦秘密被人发现，有可能因违反禁令而受到幕府处罚，更可怕的是，那些盲目排外的“爱国贼”会公开斩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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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开始后，“破除旧来之陋习”成为“文明开化”的主要内容。1871年9月23日，明治政府发布“散发脱刀令”，“散发、制服、略服脱刀可随意，但穿礼服之时需带刀”，允许民众剪去发髷。号令受到了思想解放人士的欢迎。从海外归国的留学生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率先剪掉丁髷，将头发剪短并披散开。这种既简便又清洁的“散切头”深受青年军人、学生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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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传统的一部分，流行数百年的发型仍然被保守人士所珍视，不肯放弃。有些人即使剃掉发髷，也用帽子遮掩，以至于有些地方的帽子供不应求。在偏远地区，人们拒绝断发，甚至出现了因剪掉丁髷而引起的离婚及诉讼。抵制“散发脱刀令”最强烈的是武士阶层，有些武士甚至声称，丁髷是日本之“魂”，宁死不肯断发。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和抵制，许多地方几乎与旧藩时代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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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日本的历史书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一幅照片：四位西装断发年轻人士站立，意气风发，中间却坐着一位身穿和服、脚穿皮鞋、头顶丁髷的中年人。这就是1871年维新政府向欧美派出的第一个大型使团，团员都是政府重臣，留丁髷发型的是特命全权大使岩仓具视，因此被称为“岩仓使团”。彼时“断发脱刀令”颁布已三个月，可是这位传统的捍卫者仍然留着丁髷。这张照片既是日本走向西方的历史见证，也是日本新旧交替时代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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