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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口卯吉则认为，“世上往往有些政府崇拜论者，他们都觉得‘政府’这个词有很伟大的力量，以种种借口增加官营企业，其要义在于主张官营企业虽有垄断之弊，但其事业仍不应由民所有”。田口举例说，民办铁路比官办铁路运费便宜，邮递公司比驿传局更为便利，“垄断之可怕不在民业，而在官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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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论战持续了一年多，吸引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和参与。当时的私营缫丝业者就曾投诉反映政府办的劝业场财大气粗，民间缫丝业者几乎被排挤出市场，“我县官府，为促进民众真正的兴产之力，不应使劝业场过于兴盛。为向外部夸耀劝业之盛，就应奖励人民之一般兴产，以图富裕之基。不期永久之实荣，只图一时之虚荣，难成劝业之盛也”。在棉纺业座谈会上，民营企业代表严厉地批评说，官营工厂“根本不可能作为模范工厂”“只表明棉花变成棉纱的过程，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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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不仅是思想理论的交锋，而且是日本当时两种政策思想对立的缩影，对以后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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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政府里对于国有企业也有不同意见。一位主抓“殖产兴业”工作的工部省官员也认为，国有企业难以为继，“不如贷与人民，使其自由营业，那时方能收支两抵，事业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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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总的来看，田口卯吉的观点得到了民间的支持，犬养毅的观点则得到了政府的赞赏。政府要人大隈重信就很欣赏犬养毅，将其调入政府，担任统计院权少书记官。犬养毅从此步入政坛，后来曾担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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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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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官营企业的缺陷。1880年在创建农商务省时就承认：“而（官方）自行开展事业，或贷与资金而直接干涉农商事业，或庇保数名农商，以其成效为他人模范，无形之中损害普通农商之利益。此类事态应一律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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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11月5日，维新政府公布《工厂转让概则》，标志着“国退民进”的开始。财政专家松方正义担任参议兼大藏卿（财政部长），主持政策调整工作。彼时日本纸币贬值，物价狂涨，金银大量外流，财政窘迫。松方正义果断地削减行政经费，原则上不再批准新的公共事业，同时出售政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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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方正义在一份建议书中写道，“政府不应在创办工商业上与人民竞争，因其永远不如受追逐私利的直接动机驱动的企业创办者精明和有远见。因此政府最好不要直接介入商业贸易，而是留给个人和企业去经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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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售官营企业的过程中，当然也遭遇了阻力，尤其是那些被怀疑为“贱卖国有资产”的案例，激起了社会舆论的不满。1881年，北海道地方政府决定把政府官产作价39万日元，并以三十年无息偿还的优厚条件出售给“关西贸易商会”，从而引发社会各界对藩阀与政商相互勾结的强烈批判。结果酿成了“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隈重信被赶下台，支持出售官产的北海道开拓使次官黑田清隆也从位子上被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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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种种反对，到1889年宪法颁布之前，除兵工业外，官营企业、半官半民企业几乎全部被出售给民间。因为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普通民众都认识到了官营企业与民争利的害处。当政府出售富冈缫丝厂时，几乎没有什么社会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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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退民进”对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经济由此脱离官督商办，开始走上自由发展的新阶段，为私人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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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民间创办企业的热潮。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在日本列岛的所有城市、小镇和村庄涌现。在1884—1890年，日本的各种公司由702家增加到3092家，增长了4.4倍，资本额由1340万日元增加到18936万日元，增长了14.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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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民营企业家崛起的时代，涩泽荣一、岩崎弥太郎等具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成为风云人物。他们收购亏损的国有企业，将其改造成为盈利企业，同时又建立了许多新工厂，开辟新兴产业。到19世纪90年代初，工厂烟囱向外冒烟，火车穿梭于城乡间，汽笛声响彻原野。这些信息告诉人们：这个国家正在向工业化飞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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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日本出口原材料，工业产品则严重依赖进口，其中大约一半为纺织品。三十年后，情况已经倒过来，20世纪初日本大量进口原材料，主要出口工业产品，尤其是棉纱和棉布。到19世纪末，私人纺织厂几乎昼夜不停，棉纱和棉布的产量超过了1.13亿千克，大约占日本制造业总产量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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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初，日本已经成功跻身工业化国家行列。维新政府发展经济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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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冈缫丝厂一直运行至1987年才停止生产，随后被改造成旅游景点，供游客参观。2014年，在建成142年之后，这个承载着明治时代梦想的工厂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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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武士：一个统治阶层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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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的暮钟敲响了，可是没有一个统治阶层甘愿主动退出历史舞台。1877年西乡隆盛率领武士叛乱，成为武士在日本历史舞台上的最后表演。叛乱很快被镇压，西乡隆盛剖腹自杀。这是一个时代终结的隐喻，日本武士就是以如此惨烈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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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9月，维新政府的一道命令让武士陷入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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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命令名为“散发脱刀令”，要求武士今后不带刀，以破除旧习，提倡“开化文明”。自公元9世纪以来，武士成为这个国家的特权阶层，武士刀被视为武士精神的一项灵器。武士随身携带长短两把佩刀，走在大街上，农工商人必须低头避让，否则自认为受侮辱的武士有权挥刀砍人。假如不能带刀，特权怎么体现呢，怎么获得其他阶层的尊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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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武士的不满由来已久。在“尊王攘夷”运动中，许多武士为颠覆幕府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本来期待分享革命果实，可是革命成功后，绝大多数武士没有获得好处。由于内战导致债台高筑，政府急需减少财政负担。考虑到武士薪俸一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对此进行改革成为节约开支的明确目标。于是，武士等来的不是奖赏，而是世代相传的薪俸被削减。1870—1871年，各地发生了许多武士动乱，都直接或间接和这个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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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动乱事件也让维新政府更加警惕。明治维新的目标之一，就是废除藩国，推动国家从封建制度向中央集权转型。数百年来，武士作为藩的家臣和战士，只知道效忠藩主，不知道报效国家。显然，武士将是废藩的主要阻力。所以，政府一边小心翼翼地废除藩国，一边悄然地解除武士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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