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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83岁的板垣去世,但是自由民权运动仍继续发展。当时明治天皇已经驾崩,日本进入了政党政治互动、以民意所趋为主的大正民主时期,社会上自由民主气息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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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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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曾在日本留学四年,后来又多次访问日本。每一次到日本,他都去拜望板垣退助。戴季陶看到,这位当年的讨幕健将、维新元勋和自由民权运动的老英雄门前冷落,生活穷苦,甚至每月总有一两回连米钱房钱都付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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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窘困的景象让戴季陶大为感伤,他认为,没有板垣退助的奋斗,20世纪初的日本就不可能这么文明发达。这个“近代日本的第一恩人”晚年生活如此落魄,实在不应该。但是板垣退助本人安之若素,因为他从不希望升官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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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日本政府决定实行“华族”制,维新功臣都被授予各种勋位,板垣退助名列伯爵之位。因为贵族制度和主张平民主义的自由民权精神相违背,板垣退助拒绝接受爵位。天皇再度传旨,谕其接受伯爵作为其维新勋劳的赏赐,板垣退助再辞。直到第三次,他才不得不接受。根据规定,这些爵位是可以世袭的。但是板垣退助接受爵位后不久,就提出“一代华族论”,并在其遗书上写道:“为了贯彻生前的主张,决不申请袭爵。”板垣退助死后,家人把伯爵之位还给了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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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也就是在板垣退助去世十九年后,为了纪念日本宪法颁布五十周年,雄伟壮观的日本国会议事堂中央大厅,竖立起三位“宪法功劳者”的铜像,分别是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都活跃在朝堂之上,数度担任内阁总理,致力于自上而下地改革日本政治,而板垣退助则主要活跃于民间,自下而上地推动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殊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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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政府曾发行100日元和50日元纸币,上面都绘有板垣退助的肖像。至今日本不少地方还竖立着板垣的铜像,长须飘飘,凛凛如生。每天都有游客徘徊在铜像前,仰望着这位民权运动家,向他献上诚挚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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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涩泽荣一:宁做企业不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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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荣一以个人的努力推动了日本近代化,也为打破官尊民卑的制度而奉献一生,再也不涉足官场。即使伊藤博文总理力邀他出任内阁大臣,他也坚决拒绝。鲜为人知的是,涩泽荣一还曾经当面劝告孙中山放弃政治活动,专心做一个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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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方国家,历史上日本和中国一样,社会等级森严,官员是社会的最上层,商人则备受鄙夷。即使进入明治维新后,许多人仍然将进入政府视为荣耀之事。所以,当明治六年(1873年)一位高居大藏省少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之位的官员主动要求辞职“下海”时,在政界激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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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主管国家预算大权的官员当时年仅33岁,人们都认为他前途无量,为什么要抛弃锦绣前程、弃官从商呢?他的回答是:“我时常与东京、大阪的实业家会面,对业务进行种种交谈,但看来他们以往卑躬屈膝的习惯并未扫除,面对政府官员只会低头、敬礼,既无学问,也无霸气,根本想不到要开创新事业或对事物进行改良。为让民间实业界发展起来,首先便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但我不知道谁才是最适合的人物,也不知道现在的生意人有多少才识。并非我自夸,我只觉得,如果我自己来干的话,必然会做出一两件成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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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充满“舍我其谁”气概的人士,就是后来被称为“日本商业之父”的涩泽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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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荣一出身于农民家庭,父亲在种植稻米之外,兼做杂货生意和买卖染色用的蓝靛,涩泽荣一也帮助父亲操持家务。在十七岁那年,有一次他代替父亲出席领主征收御用金的会议,仅仅因为他是农家子弟,就遭到领主仆从的蔑视和嘲笑。这件事让涩泽荣一非常愤慨,成为终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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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家的官吏对我彻头彻尾是一种仗势欺人的态度,不仅完全不承认我的人格,还对我训斥、嘲讽……对领主家的官吏轻视的愤怒深深地留在了心底,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怀。”他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说:“同样都是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应该说无论有什么理由,只因为是武士就将农民视同奴隶般对待,是非常不应该的。我痛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站到比他们高的位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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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来说,比官吏更高的位置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当大官。后来,官场的大门果然向这位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敞开:由于精明能干,他被幕府将军德川庆喜重用,成为幕臣。不过,此时“尊王攘夷”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幕府统治摇摇欲坠。假如继续留在国内,涩泽荣一很有可能和幕府这艘旧船一起沉没。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在此后的战乱中丧生,只有涩泽荣一幸运地逃离了时代的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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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初,涩泽荣一被派往欧洲,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而后,他作为侍从留在巴黎,陪同幕府将军之弟在法国留学。当时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巴黎则成为展示经济繁荣的大橱窗。从蒸汽机车、工业车床、纺织布机械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荣一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也让他痛感日本的落后。他从此认定,打开国门、融入世界才是日本的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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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荣一曾陪同将军之弟拜见比利时国王。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荣一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就连一国之君都直言不讳地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业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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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给涩泽荣一更大影响的,其实是工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官与民、官与商的关系。在巴黎,涩泽荣一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政府官员维莱特,一个是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在此后的许多场合中,涩泽荣一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两个法国人的故事,可见对他的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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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日本的习惯,这两人在一起时,商人必然要对官员大人的命令唯唯诺诺,但这两人接触时情况却截然不同——我当时也懂一些法语,所以在一旁听着——态度几乎没什么区别。一人说,这样做应该会比较有利,另一个便接着道,那就按你说的做吧。两人之间毫无尊卑上下之别,这让我深受感动。原来如此,就是应该要如此才对!在日本,商人不管多么有才能,都必须对官员大人唯命是从,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官员,甚至被迫指鹿为马。而在法国却没有此类弊端,全体国民都是平等的,官员不会因为是政府官员而狐假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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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荣一痛切地认识到,“必须改革日本的现状才行,一定要将这样的习俗移植到日本”。在他看来,要使日本兴盛,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将工商业作为富民强国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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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以后,涩泽荣一回到日本,加入维新政府,成为大藏省官员。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值得一提的是,将“bank”译语定为“银行”、创造“日元”(日语为“円”)都是涩泽荣一的功劳。在外人看来,涩泽荣一已经实现了早年的梦想,“成为一个卓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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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明治维新才开始数年,百业待举。涩泽荣一深知国家的兴旺发达系于实业,而发展实业需要一大批扫除卑躬屈膝陋习、敢与官员平等相待、勇于开创新事业的企业家。因此,在政府工作四年后,涩泽荣一毅然决然地放弃官位。他对那些对他弃官从商深感惋惜的人说:“我的信念不可改变,我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说有为之人都愿当官,而平庸之辈才甘于从事工商的话,那么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是不会有希望的。在我看来,平庸之辈虽可为官,而非英俊之才则不能从事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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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涩泽荣一“下海经商”,走上了实业报国道路。在此后五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里,涩泽荣一参与创办的企业组织超过500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其中许多至今仍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东京证券交易所也是他创办的。涩泽荣一不仅是日本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他仍然是日本企业家最崇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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