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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初，涩泽荣一被派往欧洲，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而后，他作为侍从留在巴黎，陪同幕府将军之弟在法国留学。当时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巴黎则成为展示经济繁荣的大橱窗。从蒸汽机车、工业车床、纺织布机械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荣一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也让他痛感日本的落后。他从此认定，打开国门、融入世界才是日本的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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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荣一曾陪同将军之弟拜见比利时国王。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荣一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就连一国之君都直言不讳地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业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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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给涩泽荣一更大影响的，其实是工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官与民、官与商的关系。在巴黎，涩泽荣一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政府官员维莱特，一个是银行家弗洛里海拉尔特。在此后的许多场合中，涩泽荣一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两个法国人的故事，可见对他的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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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日本的习惯，这两人在一起时，商人必然要对官员大人的命令唯唯诺诺，但这两人接触时情况却截然不同——我当时也懂一些法语，所以在一旁听着——态度几乎没什么区别。一人说，这样做应该会比较有利，另一个便接着道，那就按你说的做吧。两人之间毫无尊卑上下之别，这让我深受感动。原来如此，就是应该要如此才对！在日本，商人不管多么有才能，都必须对官员大人唯命是从，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官员，甚至被迫指鹿为马。而在法国却没有此类弊端，全体国民都是平等的，官员不会因为是政府官员而狐假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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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荣一痛切地认识到，“必须改革日本的现状才行，一定要将这样的习俗移植到日本”。在他看来，要使日本兴盛，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将工商业作为富民强国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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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以后，涩泽荣一回到日本，加入维新政府，成为大藏省官员。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值得一提的是，将“bank”译语定为“银行”、创造“日元”（日语为“円”）都是涩泽荣一的功劳。在外人看来，涩泽荣一已经实现了早年的梦想，“成为一个卓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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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明治维新才开始数年，百业待举。涩泽荣一深知国家的兴旺发达系于实业，而发展实业需要一大批扫除卑躬屈膝陋习、敢与官员平等相待、勇于开创新事业的企业家。因此，在政府工作四年后，涩泽荣一毅然决然地放弃官位。他对那些对他弃官从商深感惋惜的人说：“我的信念不可改变，我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说有为之人都愿当官，而平庸之辈才甘于从事工商的话，那么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是不会有希望的。在我看来，平庸之辈虽可为官，而非英俊之才则不能从事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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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涩泽荣一“下海经商”，走上了实业报国道路。在此后五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里，涩泽荣一参与创办的企业组织超过500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其中许多至今仍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东京证券交易所也是他创办的。涩泽荣一不仅是日本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他仍然是日本企业家最崇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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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荣一以个人的努力推动了日本近代化，也为打破官尊民卑的制度而奉献一生，再也不涉足官场。即使伊藤博文总理力邀他出任内阁大臣，他也坚决拒绝。鲜为人知的是，涩泽荣一还曾经当面劝告孙中山放弃政治活动，专心做一个企业家。在他看来，中国需要政治家，更需要献身产业、推动工业化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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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东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日本政界、商界的精英全部到场，为涩泽荣一庆贺“米寿”。88岁的涩泽荣一回顾自己的一生，再次提到了少年时受辱和在法国见到的官民平等的情形，“我被领主的官员侮辱，觉得官民之间隔阂甚深，然而看法国人行事却有天壤之别，令我茅塞顿开。世人平等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一定要提高实业的地位。今天看到诸位，觉得我的想法一直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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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嘉宾起立，掌声雷动，向这位改变社会、改变时代的人物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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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岩崎弥太郎：他与胡雪岩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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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弃官从商，一个由商而官，两个人物逆向而行的人生轨迹，正是两个东亚国家不同走向的绝妙象征，也昭示着两个国家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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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风云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黯然去世。同一年，叱咤风云的日本企业家岩崎弥太郎也撒手人寰。有人说，两人“都是红顶商人，只是命运不同”。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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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确乎是典型的“红顶商人”，从商到官，生意越大，官品越高。最后“后台”倒了，他的商业帝国也瓦解冰消；岩崎弥太郎则是弃官从商，事业越做越大，成为一代卓越的企业家，直到今天他所创办的三菱财团仍然屹立于世界。岩崎弥太郎的故事值得咀嚼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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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崎弥太郎出生在土佐藩一个低级武士家庭，他的祖父因为贫困不得不把武士地位卖掉，岩崎家从此便被排斥于正规武士之外，不再有武士家族的荣耀。由于当时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少年时代的弥太郎备受歧视和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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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营救遭人陷害的父亲，岩崎弥太郎曾悲愤地在官府门口的柱子上写下“无贿不成官，罪由喜恶判”，结果身陷囹圄一年。据说，同牢房的一位樵夫教会了他算术，弥太郎感激地许下诺言：如果有一天他成了天下巨富，将报以一大柜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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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以后，聪明能干的岩崎弥太郎因造田有功，成为土佐藩的一名下级官员。他曾帮助经营藩国的直营商馆“开成馆”，显示出了经商才干，后来被任命为开成馆代理干事。在土佐藩执政的后藤像二郎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政策，常常向他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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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代。后藤像二郎进入维新政府，成为一名重臣。当时维新政府广揽才俊，大批出身低微的有志之士进入政府。后藤像二郎非常赏识岩崎弥太郎的精明能干。假如岩崎弥太郎踏实地在政府工作，以其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坚强的政治“靠山”，仕途肯定光明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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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位年轻人却别有抱负。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一些地方政府将官营商业卖给个人。36岁的岩崎弥太郎毅然脱下官服，彻底退出政坛，“下海”从商。他买下政府的两艘船，开始了自己的海运事业。因为他认为，海运业是这个岛国发展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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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崎弥太郎的事业起步之时，胡雪岩已经是清朝著名的成功人士。他拥有遍布大江南北的钱庄20多处，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俨然天下首富。他还被授官江西候补道（相当于副省级），赐穿黄马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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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崎弥太郎将自己的企业命名为“三菱商会”，从事贡米运输。当时日本以米纳税，需要船队把贡米从地方输送到中央。政府也专门成立了一个“邮政蒸汽公司”，来从事这桩生意。这个船运公司受到大藏省庇护，其势锐不可当，把许多民间的弱小船运公司挤到破产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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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私人企业，三菱商会勇敢地与官方背景的邮政蒸汽公司展开激烈竞争。岩崎弥太郎本着“规模虽不大，然以在野之身，任意做官方办不到的事情”的精神来经营公司，以信誉为上，重视服务。而“邮政蒸汽公司”由于是政府的直营公司，对顾客态度很差，经营管理也很松懈，因此很快就被三菱商会夺走了顾客，常年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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