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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外国人讽刺“鹿鸣馆外交”是“公开的大闹剧”，国人也批评其为骄奢淫逸的国家颓废行为。媒体人陆羯南尖锐地批评说，这种欧化做法不过是“尽力讨外国人之欢心，博取其同情，以此来使其应诺条约之改正”，与国力不相匹配，毫无效用。实际上也是如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进展并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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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顿号事件”后，“鹿鸣馆外交”彻底破产，井上馨也黯然下台，大隈重信继任外务卿，承担起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重任。大隈重信年轻时学习西方文化，维新初期参与外交谈判，成功处理过棘手的外交问题，因此被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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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的外交形势非常复杂。“诺曼顿号事件”和条约改正不利，导致群议汹汹，此时不管谁接任外务大臣，都很难有所作为。因为日本没有可以和列强平等对话的实力，不可能一举推翻旧约，而民众要求一步到位地废除治外法权，因此改约谈判几无胜算。外务大臣稍有不慎，就会被国人骂成是“卖国贼”。但是，大隈重信仍然毫不畏惧地开始了新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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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中，大隈重信发挥自己的外交特长，努力维护日本的利益。他采取了与井上馨完全不同的策略：日本只和列强进行一对一的谈判，绝不与“列国会议”对话。这样就改变了日本的谈判地位，而且通过分化瓦解的办法削弱了对手的谈判价码，谈判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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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日本分别与美国、德国、俄国签订新条约。与英国的新条约签订前夕，却横生波澜。英国《泰晤士报》率先曝光了大隈重信的改约方案，日媒随之广泛转载。根据这份方案，治外法权将于五年后完全终止，日本本土向外国人开放，给其旅行、居住、营业和取得财产的权利；日本获得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并定下十二年后完全自主关税的约定，从而打开了日后日本关税自主化的大门。在司法权方面，仅在大审院（最高法院）聘用外籍法官，并仅在被告为外国人时才令其担当审判，且其任用期限为十二年。新条约实施后两年内，日本完备民法、商法和诉讼法等法典，法典的颁行也只用知会列强，不必取得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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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条约对日本相当有利，尽管其中仍然包含相当多的“不平等”成分，在日本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大隈重信能够争取到如此地步，已是当时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了。可是，消息传到日本国内后，举国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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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认为，日本明明已经是一个先进的“文明国家”，为什么治外法权仍将存续五年，关税不能完全自主，洋法官竟然还要入主大审院？这岂不仍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平等条约吗？！转眼之间，大隈重信变成一个“卖国贼”。各地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要求停止改约谈判的建议书达185件。那些“爱国愤青”更是磨刀霍霍，决心跟“卖国贼”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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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10月18日，大隈重信参加完内阁会议后，坐马车经过外务省大门口。一位名叫来岛恒喜的“爱国愤青”突然投掷炸弹，大隈重信倒在血泊中。56岁的大隈重信右下腿被炸伤，一度生命垂危。虽然最后幸免一死，却不得不截去右脚，晚年只能扶杖而行。来岛恒喜则跑到皇宫前剖腹自裁。吊诡的是，行凶者非但未被谴责，反而被社会舆论誉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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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大隈重信不得不辞职，条约改正再次搁浅。在死亡的威胁下，没有人再敢轻易启动改约谈判。最终，废除外国人治外法权比大隈的方案晚了五年，实现关税自主晚了近十年，直到1911年才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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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后，日本青年评论家加藤嘉一在一篇文章里说，“‘爱国贼’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爱国者’，实际上却做着和‘卖国贼’相同的事情——损害国家利益”，“在一个国家里面，绝大多数人不是‘卖国贼’……自以为是个爱国主义者，却成为实际客观上的卖国主义者的人——‘爱国贼’的数量不少，规模不小”。他指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认真思考：‘爱国贼’的无形蔓延，比‘卖国贼’的有形泛滥，更有可能，更加危险，更为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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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对那些被民族主义情绪笼罩的国家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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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1883：学习德国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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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型的后发国家一定要戒惧戒慎。如果选错发展路径，就很难退出。日本在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更多地看中的是能给它带来实惠的便捷之途。日本通过学习德国，确实迅速地崛起为东亚强国，可是也埋下了走向对外战争的悲剧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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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进程中，那些起步相对较晚的国家所面临的困难更大，因此总是要寻找学习的榜样。在国门开放之初，日本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荷兰。所谓的“兰学”是当时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热衷的学问，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都曾经学习过“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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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1854年佩里准将叩开日本国门之后，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858年日本与美国、荷兰、英国、法国及俄国签订“安政五国条约”之后，荷兰的声望迅速跌落。日本人发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才是真正的西方强国后，便丢弃了荷兰语，开始学习英语、法语和德语，一批批留学生被派往欧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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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团考察欧美，既是为了了解西方国家，更是为了寻找学习对象，让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比较所有信息之后，维新政府的政治家对德国的发展模式非常倾心，遂决心仿效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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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知识界，被推崇的仍然是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学说，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介绍的也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学说。如福泽谕吉介绍的主要是英美两国思想，著名民权思想家中江兆民则大力译介法国革命思想。这些思想资源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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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由民权运动受到保守主义者的抵制。尤其是“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不能容忍民众对抗、批评政府，对英国政体十分反感。他把自由民权运动家视为敌人，指责自由民权运动“盯着民权、诽谤政事、中伤官吏、暴论诽议，无所不为”，认为如任其蔓延必将祸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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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保守的政治家还发表文章《变则设德国学校议》，鼓吹向德国学习。在他看来，日本大学用的是英国教材，学生毕业后散布各地，也一概讲授英美学说，因此英美学说在青年中广为普及，造成知识人思想“错乱”，舆论混乱。山县有朋主张，为求社会的稳定，必须从改革教育入手，设立专门的政治学校，学校的名称就叫作“德国学校”。他拟定的“德国学校大则”规定，“变则德国学，以教授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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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张也得到了知识界的回应。1883年，“独逸学协会”创办“独逸学协会学校”（姬路独协大学前身），教授德国学说。这个协会是一群著名的官僚、学者发起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德国的法律和政治。也是从1883年开始，东京大学法学部规定教学内容一律学习德国。这是日本社会思潮转向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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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有标志性的是，1893年日本的政治体制也开始转向学习德国。当年夏天，伊藤博文从欧洲回到国内。此前一年多时间里，这位掌握明治政府权力中枢的要人访问欧洲各国，研究立宪政治。在综合比较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德国是追赶型国家学习的样板，日本应该学习德国的宪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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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按照德国样式，改造政府各部门。明治政府雇用的外国人士中英法等国的人数明显减少，德国人增多。日本政府起草宪法时，主要有六人参与，其中两个是德国人。在伊藤博文与政府的奖掖之下，崇德之风劲吹，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日见冷落，“德国学”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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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思想家尾崎行雄对于“德学之风”不以为然，他发表文章说，德国所长在于医学、哲学、理化学，百工技艺于其次，“而政治、经济、法律等则非其所长”。德国政府以专制为尚，铁血为政。在此情况下学者不修“实务”，深闭书斋，不问政事，“故其言虽深，而不切实际”，“其理虽远，而有违于事”。日本奖励“德国之学”势必鼓励专制之风，有碍思想播行，有害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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