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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方面利用手里有限的预算权，对政府的新预算大加削减。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通过了议案：削减岁出总额的16.6％（888万余日元），主要是减少官吏的名额和薪俸及旅费，并把由此产生的剩余充作减轻地税和偿还高利公债之用。政府表明不能同意，声称这样进行决议是和宪法相抵触的。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基于宪法大权既定之岁出及根据法律规定或法律上属于政府义务之岁出，无政府之同意，帝国议会不得废除或削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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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相，山县有朋身自然要向议会解释，争取预算顺利通过。他反复强调，内阁当前面临诸多紧迫课题，如制定制度、发展产业、增强军备等，但众议院全部议员300人，其中来自民党（反对党）的议员171人，超过议会半数，他们杯葛政府的新预算，令政府难以遂愿。山县有朋曾想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但是考虑到国际观感，顾忌西方国家的反应，未敢贸然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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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大臣松方正义等反复对议员们解释，预算如果遭到否决，“事关国家大事，后果堪忧”。再加上内阁大臣的幕后奔走沟通，民党方面考虑让步。民党的领袖向山县首相表示，在亚洲尚属首次的议会里要显示日本人运用宪政的能力。政府也希望首次议会圆满结束。历经了千辛万苦，最后双方以从预算案中削减651万日元和约定实行行政整理为条件，通过了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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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九十天的激烈斗争之后，第一届议会帝国议会闭幕。虽然那些坚定的自由民权运动家怒斥议会为“冷血动物的展览会”，但是日本第一届议会仍然得到了历史学家的高度赞扬。因为对于这个东方岛国乃至整个古老的亚洲来说，民选议员切实对政府实行监督，这是破天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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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派思想家植木枝盛虽然不满这部钦定宪法，但他仍然评介道：“无论如何，确实是诞生了叫作宪法的东西，而日本人民不失为有宪法之国的人民，日本不失为世界列国中一个立宪国的成员。”18—19世纪末，欧洲大半实现立宪政体，其制定和运作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暴乱与流血事件。可是在整个明治时代，日本议会依据宪法，尽力发挥制约政府的作用。日本立宪没有重蹈“土耳其的覆辙”，没有发生类似外国的革命暴乱和流血事件，而是积极有为，为亚洲其他国家的立宪政治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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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第三编 暧昧“明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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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子遇刺：一个法官的勇气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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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岛惟谦没有被“政治”“民意”“国家利益”等大帽子压服，这位法官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巨大勇气，坚持司法独立，维护宪法尊严。据说，当时的日本政府内阁要员曾威胁道：“如果俄国不满判决，出兵报复的话，日本可能会亡国！”儿岛惟谦拍案而起：“如果司法不独立，日本亡国就让它亡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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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这一历史事件被写入历史教科书，因为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鲜为人知的是，此事发生的二十三年前，俄国皇太子也曾在国外遭遇袭击，却引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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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4月，23岁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访问日本，受到日本政府的盛大欢迎。此前半年时间里，这位意气风发的皇储先后访问了希腊、埃及、印度、新加坡、泰国、中国等国家，迤逦东行，平安无事。可是在日本一个名为大津的地方，皇太子却被警察津田三藏用剑袭击，头部受伤。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大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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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警察是一个国粹主义者，之所以行凶，竟然是因为他相信一个传说。原来，1877年西南战争结束后，日本民间一直流传，西乡隆盛并没有自杀，而是流亡俄国。伴随着俄国皇太子访日的消息，坊间盛传西乡隆盛将跟随俄国人回国。津田三藏深信此说，发现没有西乡隆盛之后，遂愤而袭击俄国皇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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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震惊了日本全国。日本与俄国在领土问题上本来就有争端，当时俄国已经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鼓吹“东进”的沙文主义情绪在彼得堡蔓延。与军事强国俄国相比，日本虽然渐趋富强，但仍很弱小，全国上下被“恐俄病”所困扰。因此，遇刺事件让朝野都深感恐惧不安：护送尼古拉太子来访的俄国军舰就停泊在神户，万一俄国以此为由挑起争端，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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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贵族院议长的伊藤博文听闻消息后，“不觉投箸而起”，立即乘车赶往东京，与几位握有实权的内阁大臣商议对策。当时有两种处刑方法，一种是按照皇室罪处罚，另一种是以寻常谋杀罪处罚。大臣一致认为，此事重大，结局不可预料，所以必须取其重，按照皇室罪对犯人处以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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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的是，大审院（明治宪法规定的日本最高的审判机构）院长儿岛惟谦站出来公开反对。他说，这样做违反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原则。按照法律正义的原则，被告适用寻常谋杀罪（未遂）。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他对同僚说：“既然法无明文规定，就不能草率判处死刑。应该坚持原则，拒绝向政治压力屈服。诸君，捍卫司法独立，舍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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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法学教授也发表意见，支持依法审判。儿岛惟谦的挚友、帝大法科大学教授穗积陈重在《法窗夜话》中记载说：“是时，吾所在之法科大学之同僚亦自备意见呈送当局，阐述以侵犯皇室罪审判三藏之过。然而，当局以及老政治家与我辈意见相左，若不处死三藏以谢俄国，恐国难忽至，且先有国而后有法，拘泥于区区法令而忘国之重乃学究之迂论，宜适用法律救帝国于危难之时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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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一再施压，儿岛惟谦绝不屈从于政治压力，“适用法律救帝国于危难之时”的大道理也说服不了他。法律似乎成为一个迈不过去的坎，但是这难不倒政客。有人出主意说：“既然法律上不好办，干脆出钱收买刺客，杀死行凶的警察，然后宣布犯人病死，不就行了吗！”有一位大臣说：“就是俄国，不也经常有这种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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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是应该做的事！”伊藤博文断然否定这种“暗箱操作”。这位经历过欧风美雨、亲自推动制定《明治宪法》的政治家说：“在关系国家主权的事情上，岂容如此非法地处理问题？和别人说起来也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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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只得积极安抚俄国人，展现诚意。面对俄国皇太子遇刺事件，日本国民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理性。他们从各地给皇太子带去慰问信和慰问品，还向俄国沙皇致电表示深切的遗憾。明治天皇专门赶到旅馆看望尼古拉皇太子，并陪同他回到俄国军舰。随后，尼古拉皇太子经过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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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震惊世人的国际事件就此消弭。日俄之间并没有发生争端，更没有引发战争。日本司法机关最终坚守住了司法独立的底线，被告津田三藏以谋杀未遂罪处以终生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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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俄国皇太子遇刺这样影响巨大的敏感事件，法官应该怎么做？当时俄国公使一直要求严惩罪犯，态度强硬。搞不好会酿成国际事件，有害国家利益。何况上至首相，下至平民，几乎举国都要求重判行凶者。所以，法官似乎应该讲政治，配合政治家的要求，对罪犯处以极刑。这样既可以为政府分忧，获得民众的支持，也可以维护好日本与邻国的关系。假如一定要坚持所谓的“司法原则”，既让政府难堪，也可能让国家利益受损。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社会舆论压力面前，有多少人能够坚持原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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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儿岛惟谦没有被“政治”“民意”“国家利益”等大帽子压服，这位法官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巨大勇气，坚持司法独立，维护宪法尊严。据说，当时的日本政府内阁要员曾威胁道：“如果俄国不满判决，出兵报复，日本可能会亡国！”儿岛惟谦拍案而起：“如果司法不独立，日本亡国就让它亡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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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读史至此，定会废书慨叹。要知道，这件事发生在125年前啊。虽然明治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可是宪法实施还不到两年。在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东方国家，法官要坚持原则何其艰难！难怪七十多年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里还感佩地写道：“这些审判官胸怀‘日本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样的自豪感，本着独立精神而做了他们认为非常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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