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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中江兆民被诊断为喉头症，医生说他只能再活一年半。但是他仍然乐观地面对人生，写下《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两本宝贵的哲学著作。1901年，在世界刚刚步入20世纪的时候，这位54岁的思想家就在病痛中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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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兆民幼时学习汉学，先后用过许多名字，最后根据《诗经》中的“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取名为“兆民”，意为“亿兆之民”，即“大众”之意。后人称赞中江兆民说：“先生自幼聪颖，通经史，善诗文。然其性情极为温良恭谨，却又颇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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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中江兆民眼看着日本一步步走向强大，成为亚洲强国。但是他并不认为强国有什么了不起，呼吁国人做“大国人民”。他说：“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在于疆土的大小，而是在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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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那些处于转型中的国家，需要一大批思想家来引领。中江兆民就是日本在向近代化国家迈进过程中的一位难得的思想家。他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从日本民族长远利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他说，“我们日本正应该省悟自己的天职是什么，应该考虑自己百年后的命运如何”，因此，“不论我们国家是怎样的强盛，邻国是怎样的软弱，假如我们无缘无故派兵到邻国去，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外表的事物终归是不能战胜理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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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日本后来走上了一条与他的期望完全相反的道路。日本近代帝国兴衰的结局，完全证实了中江兆民的远见卓识。这是一个思想家的光荣，但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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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内村鉴三：宁做与民众对立的“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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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近代以来日本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深受国家主义教育影响的国民积极支持战争，全国几乎形成一个声音，不同声音者则受到残酷压制。正因为这样，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理性人物才更加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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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内村鉴三踏进东京第一高等中学，成为一名教师，讲授“万国史”课程。这位29岁的年轻人从美国留学归来，意气风发，希望在教育上做出一番事业。他的人生确实在这所学校里发生了重大转折，不过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一个举国闻名的“国贼”的身份被赶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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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村鉴三1861年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16岁来到北海道，进入札幌农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充满自由主义气息，教员均由国外聘请，除实用科目外，还开设英国文学、心理学、英语演讲等。校长是美国人威廉·史密斯·克拉克，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传教士。内村受该校浓厚的宗教氛围感染，接受洗礼，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毕业后，他任职于北海道开拓使机关。1884年，他又横渡太平洋，到美国留学六年。归国后，他转向教育事业，因为他认为日本需要大量人才来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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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日本似乎确实有一种“日日新，又日新”的气象。就在内村鉴三成为教师这一年的11月，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史无前例的君主立宪制开始运转。可是在一个月前，皇宫发布《教育敕语》，却试图将这个国家拉向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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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庆祝日、大祭日的庆典时，全体师生必须面向“御影”和《教育敕语》行最敬礼，山呼万岁，再由校长奉读“敕语”，师生必须低头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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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1月9日，第一高等学校举行奉读《教育敕语》的仪式。奉读仪式结束后，教师和学生每5人一队在《教育敕语》前行鞠躬九十度的最敬礼。可是信奉基督教的内村鉴三认为，教徒只向上帝致敬，因此他没有向《教育敕语》行最敬礼，便退下讲坛。此举被视为“大不敬”，遭到了在场教师和学生的强烈指责。而且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酿成了轰动全国的“大不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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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报纸、杂志竞相报道“大不敬事件”。据统计，对此事件的报道、评论达143篇，报纸达56种之多，几乎众口一词，全是“国贼”“不忠之臣”“外国教会的奴隶”之类的污蔑之词。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家里，“国贼”是一个可以杀人的标签。事实上，有些愚忠思想严重的学生就给“不敬之徒”内村鉴三写信，信封里装进剃刀，要求他“切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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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之间，内村鉴三成为人人侧目、避之唯恐不及的“国贼”。第一高等中学将其开除，内村鉴三成为失业者。一位同事因为维护内村鉴三，也受到免职处分。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内村鉴三又患上流感，雪上加霜的是，他年仅23岁的妻子也不幸被传染，竟然早逝。生活困苦不堪的内村鉴三不得不辗转在远离东京的各地任教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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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备遭孤立，穷愁潦倒，但内村鉴三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坚决不向社会低头。后来他长期为各种媒体撰稿，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报人。这时，他面对的国家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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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敕语》的影响下，大小官吏开口闭口离不开“忠君爱国”“忠孝仁义”这一套。学校里天天向学生灌输《教育敕语》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日本青少年的单纯心灵。“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主宰了他们的心灵。那个时代学生最关心的话题，是为天皇牺牲，成为战至最后一滴血的勇敢战士。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疯狂地投身日本政府发动的所有对外战争，成为战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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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内村鉴三也支持政府1894年发动对清政府的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因为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认为维新后的日本是“文明”的，清政府是“野蛮”的，所以日本对清政府的战争是“文明教化野蛮”的行为，是对清政府抗议的“义战”。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他看到日本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白银、割取了大量中国领土，才领悟到战争不过是美其名曰“帮助邻国进步”的强盗打劫。因此，他称甲午中日战争为“欲战”——为了国家私欲的战争。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转向反对一切战争，成为著名的“非战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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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日本举国上下再次掀起了战争狂潮，甚至那些社会改良主义者、基督教领袖也都站出来支持战争。在日本对俄开战论甚嚣尘上之时，内村鉴三公开发表反战文章，冷嘲热讽地批判“慈善家的主战主义者”，挖苦他们“不允许奸淫，但允许流血；怜悯孤儿，但却允许制造数万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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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内村鉴三将自己推向无数国人的对立面，再次成为“国贼”。和第一次成为“国贼”不同，这次他是主动选择的。在内村鉴三看来，对战争的态度是真假知识分子的试金石。他所在的报社社长发表支持对俄开战的社论后，内村毅然宣布退出，还在该报头版头条刊出自己的辞职信。这意味着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是为了忠于自己的信念，他无悔无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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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后，作为战胜国的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世界“八大国”之一，整个社会陶醉在帝国辉煌的胜利中。内村鉴三备受社会轻蔑，同时遭到政府的排挤、打压，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和平到来》，提出日本应该走“和平膨胀”道路，“所言和平膨胀之策，乃是以人类之观念为基础之教育普及”，“欲使世界日本化，则日本终将灭亡；若将日本世界化，则日本终将为世界之强国”。遗憾的是，这一主张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日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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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村鉴三有一句名言：“国人皆悦，唯余独忧，此或许被视作好奇。然悦不应悦之事，窃以为此乃对国家有欠诚实之举。”他依据“不从狭处而从广处，不从眼前而从长远”来看历史的信念，不断向人们提示日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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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近代以来日本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深受国家主义教育影响的国民积极支持战争，全国几乎形成一个声音，不同声音者则受到残酷压制。正因为这样，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理性人物才更加可贵。尽管内村鉴三没能阻止战争，自己也在孤立和穷愁潦倒中患病死去，但是他不畏强权、不怕孤立、坚决不低头的精神，成为所有知识分子的榜样。尤其是在经历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民族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影响了几代日本人的《教育敕令》终于被废止。痛定思痛，日本民众更加认识到，在一个民族主义情绪笼罩的国家里，发出不同声音是多么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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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宣布《教育敕语》失效。三年后，作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人物——内村鉴三的肖像成为邮票上的图案，流通全国。日本以此来纪念这位反战的思想家。此时他已经去世二十一年了，但是历史终于给了他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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