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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1月9日，第一高等学校举行奉读《教育敕语》的仪式。奉读仪式结束后，教师和学生每5人一队在《教育敕语》前行鞠躬九十度的最敬礼。可是信奉基督教的内村鉴三认为，教徒只向上帝致敬，因此他没有向《教育敕语》行最敬礼，便退下讲坛。此举被视为“大不敬”，遭到了在场教师和学生的强烈指责。而且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酿成了轰动全国的“大不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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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报纸、杂志竞相报道“大不敬事件”。据统计，对此事件的报道、评论达143篇，报纸达56种之多，几乎众口一词，全是“国贼”“不忠之臣”“外国教会的奴隶”之类的污蔑之词。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家里，“国贼”是一个可以杀人的标签。事实上，有些愚忠思想严重的学生就给“不敬之徒”内村鉴三写信，信封里装进剃刀，要求他“切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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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之间，内村鉴三成为人人侧目、避之唯恐不及的“国贼”。第一高等中学将其开除，内村鉴三成为失业者。一位同事因为维护内村鉴三，也受到免职处分。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内村鉴三又患上流感，雪上加霜的是，他年仅23岁的妻子也不幸被传染，竟然早逝。生活困苦不堪的内村鉴三不得不辗转在远离东京的各地任教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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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备遭孤立，穷愁潦倒，但内村鉴三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坚决不向社会低头。后来他长期为各种媒体撰稿，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报人。这时，他面对的国家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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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敕语》的影响下，大小官吏开口闭口离不开“忠君爱国”“忠孝仁义”这一套。学校里天天向学生灌输《教育敕语》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日本青少年的单纯心灵。“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主宰了他们的心灵。那个时代学生最关心的话题，是为天皇牺牲，成为战至最后一滴血的勇敢战士。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疯狂地投身日本政府发动的所有对外战争，成为战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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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内村鉴三也支持政府1894年发动对清政府的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因为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认为维新后的日本是“文明”的，清政府是“野蛮”的，所以日本对清政府的战争是“文明教化野蛮”的行为，是对清政府抗议的“义战”。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他看到日本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白银、割取了大量中国领土，才领悟到战争不过是美其名曰“帮助邻国进步”的强盗打劫。因此，他称甲午中日战争为“欲战”——为了国家私欲的战争。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转向反对一切战争，成为著名的“非战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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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日本举国上下再次掀起了战争狂潮，甚至那些社会改良主义者、基督教领袖也都站出来支持战争。在日本对俄开战论甚嚣尘上之时，内村鉴三公开发表反战文章，冷嘲热讽地批判“慈善家的主战主义者”，挖苦他们“不允许奸淫，但允许流血；怜悯孤儿，但却允许制造数万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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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内村鉴三将自己推向无数国人的对立面，再次成为“国贼”。和第一次成为“国贼”不同，这次他是主动选择的。在内村鉴三看来，对战争的态度是真假知识分子的试金石。他所在的报社社长发表支持对俄开战的社论后，内村毅然宣布退出，还在该报头版头条刊出自己的辞职信。这意味着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是为了忠于自己的信念，他无悔无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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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后，作为战胜国的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世界“八大国”之一，整个社会陶醉在帝国辉煌的胜利中。内村鉴三备受社会轻蔑，同时遭到政府的排挤、打压，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和平到来》，提出日本应该走“和平膨胀”道路，“所言和平膨胀之策，乃是以人类之观念为基础之教育普及”，“欲使世界日本化，则日本终将灭亡；若将日本世界化，则日本终将为世界之强国”。遗憾的是，这一主张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日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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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村鉴三有一句名言：“国人皆悦，唯余独忧，此或许被视作好奇。然悦不应悦之事，窃以为此乃对国家有欠诚实之举。”他依据“不从狭处而从广处，不从眼前而从长远”来看历史的信念，不断向人们提示日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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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近代以来日本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深受国家主义教育影响的国民积极支持战争，全国几乎形成一个声音，不同声音者则受到残酷压制。正因为这样，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理性人物才更加可贵。尽管内村鉴三没能阻止战争，自己也在孤立和穷愁潦倒中患病死去，但是他不畏强权、不怕孤立、坚决不低头的精神，成为所有知识分子的榜样。尤其是在经历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民族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影响了几代日本人的《教育敕令》终于被废止。痛定思痛，日本民众更加认识到，在一个民族主义情绪笼罩的国家里，发出不同声音是多么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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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宣布《教育敕语》失效。三年后，作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人物——内村鉴三的肖像成为邮票上的图案，流通全国。日本以此来纪念这位反战的思想家。此时他已经去世二十一年了，但是历史终于给了他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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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村鉴三生前曾在东京附近的箱根基督徒暑假学校做了一次演讲，演讲稿《给后世的最高遗产》随后发表，影响广泛，至今仍是日本人爱读的教养篇章。在演讲中，内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希望自己白活一辈子，想给子孙、给世界留下一点痕迹的话，那会是什么？他的答案是：万人皆可为后世留下的最高遗产是“勇敢而高尚的生涯”。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后人，什么才是“勇敢而高尚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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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大隈重信：还有比政治更伟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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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校创办人，大隈重信以“学术的独立，学术的活用，造就模范国民”为建校宗旨。在欧洲，学术独立传统悠久。可是1882年的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东亚国家，明治维新才十几年，大隈重信就有“学术独立”的见识，殊为不易，说明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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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学校是没有任何私心的，我投入的只有自己的激情。然而今天我能第一次来到这个讲坛上……这所学校绝非一人之物，乃为国家所有，为社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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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一位拄着拐杖的花甲老人走进东京专门学校，面对师生讲述自己的办学追求。在场的全校师生认真聆听，为老人的赤诚情怀所感动。没有谁会想到，这所学校将来会发展成为一所世界顶尖大学。演讲的老人也没有预见到，这所学校会成为他一生最辉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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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人就是早稻田大学的创立者大隈重信。大隈重信在维新政府中曾担任财政大臣，主导财政改革，不但挽救了刚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还为未来日本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为人随和，崇尚理性。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他坚持民主立宪的理念，主张制订英国式宪法。由于和掌握实权的伊藤博文政见相悖，1881年大隈重信被罢职，第二年就创办东京专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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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隈重信办学与教育家福泽谕吉有关。本来两人关系不佳，福泽谕吉认为大隈重信是“任性的政治家”，大隈重信则认为福泽谕吉是“关在象牙塔的学者”，性情不合的两个人一直避而不见。某次杂志的编辑在事先不告知对方的情况下让两人出席酒宴，结果几杯酒下肚之后，两人竟然意气相投。大隈重信对福泽谕吉说，“我真羡慕福泽先生，将来会有众多前程远大的学子围绕着您”。福泽说，“您也可以办学校啊”。据说，这成为大隈重信办学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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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办学绝非易事，首先需要大量资金。作为私立学校，东京专门学校只能向社会募捐。大隈重信曾感慨地说：“专门学校如一大寺，但从没有见过好施主。本人为专门学校的第一施主，但众施主并不富有。”因为学校地处偏僻，设备异常简陋，而且社会上对这所新学校并不认可，东京专门学校第一代学生仅有80余人，规模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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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更大的阻力来自政府。数年前，维新领袖西乡隆盛在鹿儿岛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主要支持者就是其资助的私校里的学生。前事不远，大隈重信办学意欲何为？政府怀疑东京专门学校是培养潜在的叛乱分子的基地，因此派密探进入学校刺探，还对学校的理事进行监视。后来政府又规定，官办学校的教授严禁到私校授课，私校的教授、理事授课也遭到严格限制。东京专门学校一度陷入了没有老师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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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压力重重，学校仍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它开放办学，允许校外生入校学习。还将讲义出版分发给校外学生，允许他们质疑，并将答案写在讲义的空白处。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办学措施，让这所学校逐渐赢得了社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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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校创办人，大隈重信以“学术的独立，学术的活用，造就模范国民”为建校宗旨。在欧洲，学术独立传统悠久。可是1882年的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东亚国家，明治维新才十几年，大隈重信就有“学术独立”的见识，殊为不易，说明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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