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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872 推翻幕府之后,维新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树立天皇的权威。因为在幕府时代,幕府将军掌握国家实权,天皇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许多老百姓“只知霸府(幕府),不知皇室”。所以,维新政府利用各种途径拼命宣扬天皇。修史当然是一个证明天皇“伟大光荣正确”的重要手段。于是,维新开始的第二年就设立了“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1877年修史局改设“修史馆”,主持编纂《大日本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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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874 当年的修史诏书写道:“修史乃万世不朽之大典,祖宗之盛举……今以革除镰仓以来武门专权之弊,振兴政务,故开史局,以继祖宗之余绪,广施文教于天下……须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别,以树立天下之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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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876 显然,修史的手法和目的还是封建史学老一套,不同的是,过去是以武家为中心,现在要以天皇为中心。拟议中的“大日本编年史”要按照古时的编年体“六国史”的体系,重新纂修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突出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系统。“六国史”的第一部史籍《日本书纪》,早就构建了日本的“神代”历史,将天皇一族描述为天照大神的后裔。以这样的观念纂修史书,明显是为明治天皇的政治统治服务、为宣扬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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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878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久米邦武走进修史馆,成为一位修史官。可是维新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对过去的日本旧文化和旧社会持批判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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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880 修史馆的一些史学家既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又接受西方史学思想,重视史实考证。他们不满足于建筑在封建神话基础上的皇道历史,采用忠实于史实的方法论,通过原始史料的考证探究历史的本来面貌,一系列实证史学研究的成果否定了神国论和皇国史观。于是,在国史纂修问题上,撰史求真与修史的政治功用之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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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882 在政府看来,日本“国体”的核心就是“天皇制”和“国家神道”。天皇是日本的神,“天皇制”及其配套的“国家神道”,是统合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主要文化体制和工具。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神道”不是“宗教”,而是“祭祀”,而且是“国家的祭祀”,是全体民众必须参与的公共事务,在公共领域实现“祭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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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884 可是,久米邦武并不认可这种观点。1891年,他在《史学会杂志》上连载了长篇文章《神道是祭天古俗》,指出神道的核心是皇室和伊势神宫的祭祀,这是古代的“祭天古俗”,实质是与中国“玉皇大帝”之类近似的、普遍可见的共同体祭祀,是“东洋祭天的古俗”的一种形态。久米邦武从学术角度祛除了国家神道的神圣性,甚至使用“襁褓”(日语中有“尿布”之意)这一带有蔑视意味的词语说,祭天源于人类在襁褓时代(即原始时代)创造出了“神”的概念。久米邦武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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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886 盖神道非宗教,故无诱善利生之旨。只祭天为攘灾招福之祓,与佛教并行而毫不相戾,故以敬神、崇佛为王政之基而流传至今,且其习俗与臣民结合而为牢固之国体。然耽于神事之谬说多矣,故去其神道、儒教之偏执,而以公正之心考之,实乃史学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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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888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国家神道教义形成之际,面对复古国学、神道家的神国论与皇国史观甚嚣尘上,“神道乃祭天古俗”却说日本神道来源于古代祓除仪礼与祭天古俗。这意味着对神国论与皇国史观的否定,也颠覆了国家神道的基础,甚至直接动摇了天皇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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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890 神道势力和政界保守派群起围攻,在媒体上对久米邦武口诛笔伐。他们不能在学术上驳倒久米邦武,就上纲上线,在政治上进行攻击,大肆谴责久米邦武“损毁国体”“不敬皇室”“侮蔑国史”,似乎是万恶不赦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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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892 国家神道系统内的道生馆的4名学生还冲进久米邦武家,对其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质问,久米邦武被迫进行应答。这4人又先后去了文部省、内务省,要求这些政府部门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在沸腾的民意压力下,久米邦武被文部省解除国史纂修的职务,成为失业者。他的同事、指出“世上流传的史传多与事实有误”的史学家重野安绎也被迫辞职离去。内务省还命令刊登久米邦武论文的杂志停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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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894 幸运的是,当时的私立大学已经出现,为那些不愿与政府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栖身之地。大隈重信创办的东京专科学校聘请久米邦武为教授,让他可以继续安心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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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896 这场“久米邦武笔祸”事件,是日本近代历史学的一个挫折。修史馆失去了杰出历史学家,官方纂修《大日本编年史》也瘫痪了。日本官方史学从此一蹶不振,只能做史料的编辑、汇总工作,而将历史著作这一领域基本上让给了私家史学。因此有史学家把它称为“日本近代史学转型的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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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898 作为坚持学术独立、勇于向国家意识形态挑战的历史学家,久米邦武被视为学人的楷模,至今备受日本学界的尊敬。值得一提的是,后世常用的“岛国根性”一词,也出自久米邦武。他从地理与民族精神角度批评日本人“特有的视野狭窄而封闭的性格”,显示了一个学者可贵的自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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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903 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1706608962]
1706611904 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田中正造:不应该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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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906 日本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中,大力发展工业,促使经济腾飞,也产生了环境污染问题,普通民众为了国家强大而付出高昂代价。在政府看来,这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代价。而田中正造这位环境保护论的先驱则认为,经济近代化的首要目标是为人民的福利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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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908 田中正造一生五次入狱,为正义而斗争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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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910 第一次是1868年,田中正造年仅27岁。作为栃木县佐野市的一名村长,田中正造联合各村村长反对贪污的地方长官。结果反而被关进监狱,而后又被赶出这个长官的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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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912 第二次是1871年,秋田县鹿角市的一名官员被杀,身为该官员下属的田中正造蒙受不白之冤,锒铛入狱,四年后才得以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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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914 当田中正造走出监狱之日,正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萌动之时。田中正造积极参加自由民权运动,成为一名活跃的民权领袖,并成功当选栃木县议员。彼时栃木县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焦点,因为栃木县县令三岛通庸蔑视地方议会,残酷镇压自由民权人士。田中正造勇敢地站在斗争最前线,与被称为“鬼县令”的三岛通庸对峙。最终三岛通庸被调走,民权派取得了胜利。不过,田中正造个人也付出了代价:三岛通庸临走前找借口,将田中正造投进监狱,关了4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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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916 第三次走出监狱后,田中正造被选举为栃木县议会议长。经过十多年的自由民权斗争,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日本议会也正式开设。田中正造从第一次就成功当选众议院议员,而且连续六次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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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918 19世纪90年代,日本近代化的效果开始显现,经济发展出现了加速的趋势。但是,正当国家的全面发展似乎充满活力时,许多普通民众很气愤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忍受发展带来的负担:普通家庭不得不喝有毒的水,吃种植在被污染土地上的食物。特别是在足尾山铜矿附近的渡良濑川流域,河鱼死亡,庄稼枯萎,牲畜死亡,病人也大量增加,原本的鱼米之乡变成了灾难之地。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起环境公害——“足尾矿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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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1920 19世纪末,世界上每个地方的采铜业都是个非常肮脏的行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足尾山铜矿是日本最大的矿山,经营者古河市兵卫认为,日本必须尽快实行工业化的主张,生态和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次要的。这也是一心发展经济的政府的看法,因此政府对民众的痛苦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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