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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幕府之后，维新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树立天皇的权威。因为在幕府时代，幕府将军掌握国家实权，天皇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许多老百姓“只知霸府（幕府），不知皇室”。所以，维新政府利用各种途径拼命宣扬天皇。修史当然是一个证明天皇“伟大光荣正确”的重要手段。于是，维新开始的第二年就设立了“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1877年修史局改设“修史馆”，主持编纂《大日本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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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修史诏书写道：“修史乃万世不朽之大典，祖宗之盛举……今以革除镰仓以来武门专权之弊，振兴政务，故开史局，以继祖宗之余绪，广施文教于天下……须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别，以树立天下之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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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修史的手法和目的还是封建史学老一套，不同的是，过去是以武家为中心，现在要以天皇为中心。拟议中的“大日本编年史”要按照古时的编年体“六国史”的体系，重新纂修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突出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系统。“六国史”的第一部史籍《日本书纪》，早就构建了日本的“神代”历史，将天皇一族描述为天照大神的后裔。以这样的观念纂修史书，明显是为明治天皇的政治统治服务、为宣扬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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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久米邦武走进修史馆，成为一位修史官。可是维新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对过去的日本旧文化和旧社会持批判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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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史馆的一些史学家既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又接受西方史学思想，重视史实考证。他们不满足于建筑在封建神话基础上的皇道历史，采用忠实于史实的方法论，通过原始史料的考证探究历史的本来面貌，一系列实证史学研究的成果否定了神国论和皇国史观。于是，在国史纂修问题上，撰史求真与修史的政治功用之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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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看来，日本“国体”的核心就是“天皇制”和“国家神道”。天皇是日本的神，“天皇制”及其配套的“国家神道”，是统合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主要文化体制和工具。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神道”不是“宗教”，而是“祭祀”，而且是“国家的祭祀”，是全体民众必须参与的公共事务，在公共领域实现“祭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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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久米邦武并不认可这种观点。1891年，他在《史学会杂志》上连载了长篇文章《神道是祭天古俗》，指出神道的核心是皇室和伊势神宫的祭祀，这是古代的“祭天古俗”，实质是与中国“玉皇大帝”之类近似的、普遍可见的共同体祭祀，是“东洋祭天的古俗”的一种形态。久米邦武从学术角度祛除了国家神道的神圣性，甚至使用“襁褓”（日语中有“尿布”之意）这一带有蔑视意味的词语说，祭天源于人类在襁褓时代（即原始时代）创造出了“神”的概念。久米邦武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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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神道非宗教，故无诱善利生之旨。只祭天为攘灾招福之祓，与佛教并行而毫不相戾，故以敬神、崇佛为王政之基而流传至今，且其习俗与臣民结合而为牢固之国体。然耽于神事之谬说多矣，故去其神道、儒教之偏执，而以公正之心考之，实乃史学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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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国家神道教义形成之际，面对复古国学、神道家的神国论与皇国史观甚嚣尘上，“神道乃祭天古俗”却说日本神道来源于古代祓除仪礼与祭天古俗。这意味着对神国论与皇国史观的否定，也颠覆了国家神道的基础，甚至直接动摇了天皇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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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势力和政界保守派群起围攻，在媒体上对久米邦武口诛笔伐。他们不能在学术上驳倒久米邦武，就上纲上线，在政治上进行攻击，大肆谴责久米邦武“损毁国体”“不敬皇室”“侮蔑国史”，似乎是万恶不赦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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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神道系统内的道生馆的4名学生还冲进久米邦武家，对其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质问，久米邦武被迫进行应答。这4人又先后去了文部省、内务省，要求这些政府部门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在沸腾的民意压力下，久米邦武被文部省解除国史纂修的职务，成为失业者。他的同事、指出“世上流传的史传多与事实有误”的史学家重野安绎也被迫辞职离去。内务省还命令刊登久米邦武论文的杂志停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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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当时的私立大学已经出现，为那些不愿与政府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栖身之地。大隈重信创办的东京专科学校聘请久米邦武为教授，让他可以继续安心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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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久米邦武笔祸”事件，是日本近代历史学的一个挫折。修史馆失去了杰出历史学家，官方纂修《大日本编年史》也瘫痪了。日本官方史学从此一蹶不振，只能做史料的编辑、汇总工作，而将历史著作这一领域基本上让给了私家史学。因此有史学家把它称为“日本近代史学转型的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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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坚持学术独立、勇于向国家意识形态挑战的历史学家，久米邦武被视为学人的楷模，至今备受日本学界的尊敬。值得一提的是，后世常用的“岛国根性”一词，也出自久米邦武。他从地理与民族精神角度批评日本人“特有的视野狭窄而封闭的性格”，显示了一个学者可贵的自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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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田中正造：不应该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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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中，大力发展工业，促使经济腾飞，也产生了环境污染问题，普通民众为了国家强大而付出高昂代价。在政府看来，这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代价。而田中正造这位环境保护论的先驱则认为，经济近代化的首要目标是为人民的福利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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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正造一生五次入狱，为正义而斗争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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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1868年，田中正造年仅27岁。作为栃木县佐野市的一名村长，田中正造联合各村村长反对贪污的地方长官。结果反而被关进监狱，而后又被赶出这个长官的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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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1871年，秋田县鹿角市的一名官员被杀，身为该官员下属的田中正造蒙受不白之冤，锒铛入狱，四年后才得以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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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田中正造走出监狱之日，正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萌动之时。田中正造积极参加自由民权运动，成为一名活跃的民权领袖，并成功当选栃木县议员。彼时栃木县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焦点，因为栃木县县令三岛通庸蔑视地方议会，残酷镇压自由民权人士。田中正造勇敢地站在斗争最前线，与被称为“鬼县令”的三岛通庸对峙。最终三岛通庸被调走，民权派取得了胜利。不过，田中正造个人也付出了代价：三岛通庸临走前找借口，将田中正造投进监狱，关了4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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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走出监狱后，田中正造被选举为栃木县议会议长。经过十多年的自由民权斗争，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日本议会也正式开设。田中正造从第一次就成功当选众议院议员，而且连续六次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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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日本近代化的效果开始显现，经济发展出现了加速的趋势。但是，正当国家的全面发展似乎充满活力时，许多普通民众很气愤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忍受发展带来的负担：普通家庭不得不喝有毒的水，吃种植在被污染土地上的食物。特别是在足尾山铜矿附近的渡良濑川流域，河鱼死亡，庄稼枯萎，牲畜死亡，病人也大量增加，原本的鱼米之乡变成了灾难之地。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起环境公害——“足尾矿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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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世界上每个地方的采铜业都是个非常肮脏的行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足尾山铜矿是日本最大的矿山，经营者古河市兵卫认为，日本必须尽快实行工业化的主张，生态和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次要的。这也是一心发展经济的政府的看法，因此政府对民众的痛苦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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