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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田中正造走出监狱之日,正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萌动之时。田中正造积极参加自由民权运动,成为一名活跃的民权领袖,并成功当选栃木县议员。彼时栃木县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焦点,因为栃木县县令三岛通庸蔑视地方议会,残酷镇压自由民权人士。田中正造勇敢地站在斗争最前线,与被称为“鬼县令”的三岛通庸对峙。最终三岛通庸被调走,民权派取得了胜利。不过,田中正造个人也付出了代价:三岛通庸临走前找借口,将田中正造投进监狱,关了4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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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走出监狱后,田中正造被选举为栃木县议会议长。经过十多年的自由民权斗争,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日本议会也正式开设。田中正造从第一次就成功当选众议院议员,而且连续六次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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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日本近代化的效果开始显现,经济发展出现了加速的趋势。但是,正当国家的全面发展似乎充满活力时,许多普通民众很气愤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忍受发展带来的负担:普通家庭不得不喝有毒的水,吃种植在被污染土地上的食物。特别是在足尾山铜矿附近的渡良濑川流域,河鱼死亡,庄稼枯萎,牲畜死亡,病人也大量增加,原本的鱼米之乡变成了灾难之地。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起环境公害——“足尾矿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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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世界上每个地方的采铜业都是个非常肮脏的行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足尾山铜矿是日本最大的矿山,经营者古河市兵卫认为,日本必须尽快实行工业化的主张,生态和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次要的。这也是一心发展经济的政府的看法,因此政府对民众的痛苦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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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农民找到了众议员田中正造。此时田中正造已经年届五十,须发斑白。这位充满正义感的政治家强烈地主张,普通人“不应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从此,他全身心投入“足尾矿毒事件”,为维护民众利益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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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学家的分析报告,田中正造向明治政府提出质问书,但是政府没有回应。1891年12月24日,帝国议会召开,田中正造当面质问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为什么对质问书没有答复?陆奥宗光困窘地答道:关于这个问题明日答复。可是到了第二天,胆怯的陆奥宗光没有出现在议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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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正造在议会上发言,一针见血地揭穿陆奥宗光和古河市兵卫的裙带关系,批评政府姑息养奸。他指出,即将生效的法律明确规定,采矿企业危害公众利益时,农商务省应收回授予的特许权。他痛斥政府在民众的痛苦面前无动于衷,“政府已经抛弃了宪法规定的它有责任加以保护的人民。毁灭人民就是毁灭国家。所谓的‘政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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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的压力下,政府答复称,事故原因“尚不清楚”,继续回避责任追究。农商务省的报告说,“国家由足尾铜矿所得的公共利益,远远超过受害地区的任何损失”。政府发言人后来解释说,“足尾矿毒事件”证据的数量还没有严重到使人相信“危害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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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加干涉,导致环境灾难继续蔓延。特别是1896年9月的一场大洪水,矿毒造成的公害污染急剧扩大,民众深受其害。随后,800位村民前往东京,向官府抗议。田中正造不仅在议会抨击政府和矿主,同时还在东京组织大型讲演会,要求铜矿停业。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报纸在头版登载有关报道,许多著名批评家也呼吁政府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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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果然行动了。可是,它不是去解决“足尾矿毒事件”,而是出动宪兵、警察,残酷镇压来东京请愿的受害农民。100多人被逮捕,其中50多人以聚众滋事罪被起诉。在议会里,田中正造愤怒地质问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后来,在对受害农民的审判法庭中,旁听的田中正造故意打哈欠,结果被法官以“蔑视法庭罪”判处禁闭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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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走出监狱时,田中正造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翁了。他在议会里孤立无援,被迫辞去了众议院议员的职务。但是他越挫越勇,继续到处演讲,控诉矿毒损害。议会充耳不闻,政府不屑一顾,田中正造决定直接向天皇上诉。他写下遗书,在东京街头拦截天皇车辆,结果被警察拘捕,第五次被投入监狱。这一事件轰动全国,也让“足尾矿毒事件”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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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众议院身份后,田中正造成为一介平民,可是他斗志丝毫未减,一心献身于解决矿毒问题的斗争。当时政府借口为防洪水,决定将一个村庄作为蓄水池,为此要把村庄夷为平地。田中正造入住村里,和村民同吃同住,一起抗议政府强制废弃该村。在此期间,他有家不回,连换衣服都顾不上,浑身长满了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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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73岁的田中正造积劳成疾,客死在一位环保支持者家中。在他的枕边,只有一只斗笠、三本日记和没有写完的厚厚手稿,以及《大日本帝国宪法》和《圣经》各一部。这就是田中正造的全部财产。有数万人参加丧礼。根据田中正造的遗嘱,他的遗骨被分别埋在栃木县、群马、埼玉县的6处矿毒受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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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中,大力发展工业,促使经济腾飞,也产生了环境污染问题,普通民众为了国家强大而付出高昂代价。在政府看来,这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代价。而田中正造这位环境保护论的先驱则认为,经济近代化的首要目标是为人民的福利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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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理念的论战,不同利益的斗争,充斥着明治时期。直到田中正造去世之时,足尾铜矿还在生产,民众只得继续忍受痛苦。一直到1973年铜矿采掘告罄,矿井才彻底关闭。第二年,在政府的调停下,铜矿公司和污染受害者之间才达成了最后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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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距离田中正造去世已经六十一年了。虽然他生前没有看到胜利的结果,可是他的思想终于被日本社会认同,而且成为20世纪下半叶日本反环境公害的锐利武器,他的勇敢行动更成为许多日本人的榜样。田中正造的思想也走出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环保者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那句名言“不应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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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森有礼: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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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欧美留学工作多年,曾经是日本激进的“文明开化”运动的推动者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为什么后来却蜕变为狂热的国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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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2月11日下午,明治天皇参加完宪法授予仪式后,前往青山练兵场参加阅兵式。当皇家马车出现在皇居前的二重桥正门时,道路两旁的学生挥舞帽子,齐声山呼“天皇陛下万岁!”明治天皇也频频点头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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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历史上,这是民众第一次在天皇面前高呼“万岁”。千年以来,天皇巡行时,官府总是要求人们“肃静”,不许喧哗,安静目送天皇队伍走过。但是,通过呼喊“万岁”与天皇互动,使民众从冷漠的旁观客变成了狂热的造神参与者,也提高了天皇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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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皇高呼万岁的导演,就是时任文部大臣的国家主义者森有礼。他在欧美留学工作多年,曾经是日本激进的“文明开化”运动的推动者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为什么后来却蜕变为狂热的国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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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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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末期,各藩已经对江户离心离德。尤其是西南雄藩萨摩藩,经济实力雄厚,是“尊王攘夷”运动的重镇。1863年,它与英国开战,结果鹿儿岛城遭到炮击,损失惨重。萨摩藩由此认识到“攘夷”不可行,转向主张开国。身为萨摩藩下级武士家庭的孩子,森有礼幸运地成为这种主张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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