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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末期，各藩已经对江户离心离德。尤其是西南雄藩萨摩藩，经济实力雄厚，是“尊王攘夷”运动的重镇。1863年，它与英国开战，结果鹿儿岛城遭到炮击，损失惨重。萨摩藩由此认识到“攘夷”不可行，转向主张开国。身为萨摩藩下级武士家庭的孩子，森有礼幸运地成为这种主张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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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森有礼和其他十几人被萨摩藩秘密派往英国留学。那一年森有礼年仅18岁，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龄。他后来回忆航海经历时说：“在横渡茫茫大海之际最为令人兴奋。此间，数昼夜都看不到陆地，抬头唯见穹隆天空，低头只见团圆水面，耳不闻尘世间的喧闹之声，目不见船舱内的杂乱之状，精神高度宁静，旅客相互亲睦，实有一种怡然若梦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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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进入伦敦大学学习。两年前，伊藤博文曾在这里学习。二十三年后，后来被称为印度“圣雄”的甘地也来到这里就读。森有礼抓住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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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的两年时间里，英国社会的法制给森有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说：“法乃国家之本，法不明则难治国民——从今学得万国法制，使与我国传统之古法折中，得以建立新的公平不拔之制度，至天下万事，谁不蒙其泽？”据说，他与英国著名教育家斯宾塞成为挚友，后者影响了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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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森有礼又被派往美国继续学习。沉浸在科学知识和现代文明里，他接受了基督教思想。这期间，幕府统治被推翻，明治维新开始了。1868年6月归国之时，森有礼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维新政府正是用人之际，欢迎有新知识的年轻人。21岁的森有礼先后被任命为徵士外国官权判事、公议所官方代表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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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国家转型时期，新旧并存，改革与守旧的思潮交互激荡。森有礼希望尽快推动国家向现代文明转型，大胆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却意外遭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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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日本武士都有带刀的特权。普通人见到他们都要低头让路，否则自认为受到侮辱的武士有权挥刀砍人。维新开始后，武士仍然腰插双刀，高傲地走在街头。森有礼建议政府，废除武士的带刀特权，实现社会各阶层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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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合理的建议却遭到了守旧派的激烈抨击。他们认为，这将剥夺士族的“武士之魂”，动摇国本。年轻的森有礼陷入各种非难之中，最终他被派往海外，担任美国公使——在当年这并不是一个重要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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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森有礼外派美国的第二年，日本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武士今后不准带刀，以破除旧习，提倡“开化文明”。这一次是维新元老、朝中重臣山县有朋建议的，结果成为政府的法令。这一法令使后来废藩置县的政策顺利执行，推动日本走向中央集权。这也证明了森有礼的改革建议是正确的，但是他毕竟人微言轻，而且留学海外的经历更容易使他成为保守派攻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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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挫折是否使他认识到世事的复杂和改革的艰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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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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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美国的学者组织很多学术团体互相切磋学问，举办公开演讲，以推动国家重建和社会进步。这些现象给森有礼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影响了他的未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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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森有礼回国，担任外交大丞、外务少辅。这时已是明治维新第六年，但是在旧制度旧文化的束缚下，各项改革进展并不顺利。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迫切需要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但是日本的学者仍然像以前那样，埋头书本，互不往来。森有礼深知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回国不久就劝说一些新型知识分子组成“明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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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团体，成员堪称一时之选。如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神田孝平等，都是名闻全国的学者。森有礼年仅26岁，是其中年龄最小者，却被推选为社长，承担组织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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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六社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定期集会，公开演讲，向国民宣传新知识、新思想，“觉愚蒙之眼”。他们创办《明六杂志》，不遗余力地批判和清算封建的意识形态，引进西方的思想学说。他们的文章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伦理、外交、历史等领域，为日本开启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杂志发行量大，成为青年人争相阅读的刊物。他们还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思想的西方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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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本人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为推动启蒙运动而尽力。他在《明六杂志》上发表《开化第一话》《妻妾论》等文章，从社会、文明、妇女等方面，向国民进行思想启蒙宣传。他对日本的传统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提出了挑战，激烈批判封建时代的“三从四德”和纳妾现象，主张夫妻平等，互相敬爱，大力发展女子教育。这位启蒙者的思想颇为激进，一度主张日本不仅有必要废止现有文字，改用罗马字，甚至还要废止现有语言，改用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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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蓬勃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政府里的强势人物感到不安。他们认为，日本的发展不需要知识分子指手画脚，于是颁布法律禁止结社，限制出版自由。1875年11月，《明六杂志》被政府查封，“明六社”被迫解散。尽管只存在了两年时间，但是“明六社”毕竟启迪了一代人心，在日本播下了自由、平等、法治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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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森有礼个人来说，明六社被迫解散使他认识到政府远比知识分子强大，也亲身体会到坚持己见有多么的困难，即使是在自己的家庭内实行自己的倡议也并非易事。他曾坚持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应该是一种契约的形式，以显示夫妻关系的平等，但后来却离了婚。他说，这种关系使妻子变得“乖戾轻浮”，“与一个没有受过教有的日本女人尝试这样的婚姻是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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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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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1月24日，中国农历大年除夕前夜，森有礼和李鸿章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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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森有礼被任命为日本驻中国公使，赶到保定拜会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李鸿章对森有礼很好奇，因为这个年仅29岁的年轻人竟然已经两次周游世界。当时清朝已经开始洋务运动，但是阻力重重。作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希望从这个接触过欧美世界的日本人这里了解世界大势，帮助危机重重的清朝。因此，他开场就问“振兴我清国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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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回答说：“要振兴如此大国，首先必须要有与推进此等大事业相匹配的一大势力。”他不无吹捧地说，清朝应该“涌现出三十个李鸿章”，否则此事难成。当李鸿章回答“弊国现在有一百个李鸿章”后，森有礼说，问题是这些人尚未被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如果不能位居十八省的长官乃至总理衙门大臣那样的官职，又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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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变装易俗，以西方服饰为美，而清朝依旧长袍马褂。李鸿章对于日本“改变旧有服制、模仿欧洲习俗一事”很是不以为然。他直言不讳地问森有礼：“阁下对贵国舍弃旧有服制，模仿欧洲风俗，将贵国独立的精神委诸欧洲的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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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回答道：“不仅丝毫不感到可耻，而且我们反而以此变革为骄傲。此变革绝非外部强加给我们的，完全是根据我国自己的喜好做出的决定。特别是，我国自古以来，不论是亚洲、美洲，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其有长处，就总会想着将其拿过来为我国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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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成立了金陵制造局、上海制造局、福建制造局，还在福建创建了船政学堂。不过，李鸿章说：“我国决不会实行这样的变革。只是诸如武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等，为必要之器物，他人最擅长之处，才不得不从国外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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