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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1月24日，中国农历大年除夕前夜，森有礼和李鸿章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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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森有礼被任命为日本驻中国公使，赶到保定拜会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李鸿章对森有礼很好奇，因为这个年仅29岁的年轻人竟然已经两次周游世界。当时清朝已经开始洋务运动，但是阻力重重。作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希望从这个接触过欧美世界的日本人这里了解世界大势，帮助危机重重的清朝。因此，他开场就问“振兴我清国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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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回答说：“要振兴如此大国，首先必须要有与推进此等大事业相匹配的一大势力。”他不无吹捧地说，清朝应该“涌现出三十个李鸿章”，否则此事难成。当李鸿章回答“弊国现在有一百个李鸿章”后，森有礼说，问题是这些人尚未被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如果不能位居十八省的长官乃至总理衙门大臣那样的官职，又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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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变装易俗，以西方服饰为美，而清朝依旧长袍马褂。李鸿章对于日本“改变旧有服制、模仿欧洲习俗一事”很是不以为然。他直言不讳地问森有礼：“阁下对贵国舍弃旧有服制，模仿欧洲风俗，将贵国独立的精神委诸欧洲的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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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回答道：“不仅丝毫不感到可耻，而且我们反而以此变革为骄傲。此变革绝非外部强加给我们的，完全是根据我国自己的喜好做出的决定。特别是，我国自古以来，不论是亚洲、美洲，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其有长处，就总会想着将其拿过来为我国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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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成立了金陵制造局、上海制造局、福建制造局，还在福建创建了船政学堂。不过，李鸿章说：“我国决不会实行这样的变革。只是诸如武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等，为必要之器物，他人最擅长之处，才不得不从国外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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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衣冠都不肯改变，国家制度当然更不会改革，这恰恰是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而日本不但变换衣冠，而且大胆引进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欧美政治制度，在近代化道路上极速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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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为了发展经济，向欧洲国家举债。李鸿章认为“负债绝非好事”，负债太多会有损国家的独立。他劝告说：“为了贵国，期待贵国今后不要谋求向欧洲举借更多的债务。”森有礼站在国民国家理念和市场经济理论角度上，为日本举借外债辩护。他告诉李鸿章，举债有助于加深民众对理财方法的理解，促进民众对国家事务的关注，推动国内产业的快速发展。尽管明治政府举债的数量不大，时间也不长，但是成效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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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森有礼的交谈从下午3点一直到晚上10点。森有礼比李鸿章小24岁，这是两代人之间的对话，也是两个面临不同抉择的东亚国家的对话，预示着两个国家的不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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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日本政治制度进行了一次大改革，成立了该国历史上第一个内阁。内阁总理伊藤博文邀请森有礼出任第一任文部大臣，38岁的森有礼自此跻身政治核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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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九年里，森有礼先是担任驻华公使四年，继而又担任驻英特命全权大使五年。在英国期间，他曾与来欧洲学习宪法的伊藤博文详尽地讨论过教育的作用，他们都同意，“教育的根本应该着眼于国家未来的稳定”。或许是这个机缘，伊藤博文在组阁时将森有礼拉进了自己的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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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对教育问题素有研究。他认为，日本发展需要大批人才，培养人才的关键是创办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否则日本不可能走向近代化，“与万国对峙”。在担任驻美国公使期间，他就向美国教育界、政界、文化界和实业界人士发信，征求他们对日本创立近代教育的建议。森有礼将13位人士的回信编辑整理，亲自撰写“绪言”，于1873年在纽约出版了《文学兴国策》的英文版（Education in Japan）。这本书介绍和阐述了欧美近代平等主义教育观念，主张国家应实施义务教育，公立学校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要途径，而教育的管理要以民主精神为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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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正式出版前，森有礼就将书稿送给岩仓使团。因此，日本各界很早就知道森有礼谙熟教育问题，因此他执掌国家文化教育大权，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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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担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却面临着选择。维新开始之后，教育的内容就抛弃了传统的儒家道德说教，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政府一度把道德修养课程中的儒家学说换为美国、法国的道德文章。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正是欧化之风盛行之时。学问、艺术方面学习欧美自不待言，各种法规、制度以及社交礼仪也模仿欧美。可是在欧洲的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横扫日本的同时，保守主义思潮也在兴起。保守主义宣扬说，日本的国体深深植根于日本的历史和民众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不能动摇，必须坚持和维护。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教育制度。他们强调传统价值观，要求建立所谓的“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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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保守主义者中，就有森有礼的朋友西村茂树。十多年前，他们一起创办“明六社”，鼓吹启蒙思想，都是近代文明的提倡者。但是1876年西村茂树被任命为皇家教师后，不再支持“文明开化”，转而赞美旧制度、旧风俗，拥护士族特权，反对废止带刀和男女平权，主张以儒学为基础对国民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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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的是，森有礼这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在担任文部大臣之后也倒向了保守主义。在他的主导下，日本政府颁布《学校令》《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及其他学校通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他提倡顺良、信爱、威严等封建道德，宣扬国家主义，要求学生忠君爱国。从师范学校到大、中、小学，都要进行军事体操训练，还用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培养学生尚武精神。就这样，原本颇多自由主义色彩的教育遭到彻底否定，转向为国家、为政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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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规定歌颂天皇统治千秋万代的《君之代》为必唱歌曲。仪式具有强烈的宗教气氛，重复举行这种仪式，加上天天通过课堂灌输《教育敕语》的思想，很容易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单纯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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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认为，办教育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培养具有忠君爱国道德品质的忠顺臣民。1887年，他对地方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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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写作和算术，不是我们教育和指导年轻人的主要问题。教育的问题完全是如何造就品质高尚的人。而谁是这些品质高尚的人呢？——他们是我们的帝国所需要的优秀臣民。谁是这些优秀臣民？——他们是充分履行作为帝国臣民职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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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一手建立的教育体制，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和工商管理人才，对日本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种教育体制也培养了无数愚忠的“臣民”，他们积极支持和参与对外侵略，给亚洲和世界造成了巨大灾难。直到1945年战败后，这种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才被推翻，建立了新的民主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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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担任文部大臣之后，森有礼的思想判若两人？是因为他的思想真的改变了，还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官位让他成为自己的反对者？不管怎样，森有礼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甚至超过了那些体制内的保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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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日本高层围绕宪法草案展开了激烈争论。宪法草案第二章标题是“臣民的权利义务”，森有礼强烈地反对使用“权利”这一词汇。他说：“本章改臣民的权利义务，欲修正为臣民的地位（权利义务也可以在法律上写明），以宪法记载之，似相当不稳当。对天皇只有一个身份，有责任而无权利。只写人民对天皇的地位足矣，其他事不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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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完全否认人民权利的观点遭到了许多议员的反对，身为议长的伊藤博文也说，“从宪法中除去权利义务之时，宪法就不能成为人民的保护者”，“盖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就是限制君权，第二在于保护臣民的权利。故若在宪法中不记述臣民的权利，只记述责任，那么便无设宪法之必要。（如果如此）就要称为君主专政国家，故限制君主权。此外，在宪法中记述臣民有如何之义务、如何之权利，方备宪法之骨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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