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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48 这种情况引起官员的警觉。政府逐渐放弃宽松的言论政策,转而以法律来压制言论自由。1873年10月,明治政府修改了《报纸印行条例》,增加了许多限制报纸出版发行的条款。两年后,政府又发布了新的《报纸条例》,详细规定了报纸发行人的责任细则,对报纸的发行手续做了种种繁杂、严密的规定,并首次明确了严厉的处罚规定,对那些刊登批判政府言论的报纸进行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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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50 与新的《报纸条例》同时公布的,还有《谗谤律》。该法令对冒犯、诋毁皇族、官吏以及华族、士族、平民的行为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如“冒犯乘舆者,处以三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监禁、50日元以上1000日元以下罚金”。后来,政府又颁布命令,“已经允许发行的报纸、杂志、杂报一旦被认定为妨害国家安全,应禁止或停止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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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52 日本新闻界进入了“言论恐怖时期”。有媒体人评价说:“我们就像被关进笼中的鸟,就像自由驰骋的野马被关进栅栏。”甚至有人愤慨地称,这两个法规将“重蹈秦始皇焚书坑儒覆辙”。据统计,在1875—1880年间,因触犯言论统治政策而引发的“笔祸事件”达到200件以上。尽管如此,对政府言论统制政策进行批判的情况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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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54 1876年6月28日,在《报纸条例》和《谗谤律》公布一周年之际,《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记者在东京召开“新闻供养大施饿鬼会”。一位记者在会上诵读“祭新闻纸文”,对政府扼杀新闻自由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讽刺:“三千余万人民各自具备五官四肢,然皆蠢然如虫,口不能吐一言,笔不得草一论,唯以政府之令、官吏之言为最高无比道理加以尊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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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56 尽管编辑和记者接二连三地遭到逮捕,一些报纸依然风骨不改,批评政府。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报界状况:“新闻杂志愈出愈盛,其数十百而犹不足也。虽然其间朝兴而夕亡,昨倒而今起,或触条例则罹法网,或犯谗谤律则科罚金。又蒙禁止者有焉,又命停止者有焉,纸面之改良,题号之更正等,沿革兴亡实可惊者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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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58 在这样的时代里,福地源一郎一直站在新闻界的前沿,担任《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不过,与批判政府的民权派不同,福地源一郎秉持支持政府的渐进主义。该报设立社论栏,刊登对抗民权论的社论。因为该报与政府关系密切,获得了发表太政官记事和公报的特权。政府称赞《东京日日新闻》“新闻畅达,智识进步”,购买该报供官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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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62 1877年,西乡隆盛在鹿儿岛举兵,西南战争爆发。福地源一郎担任战地记者,因报道前线战况而声名鹊起。在此期间,他与福泽谕吉被合称“天下双福”。后来成为著名政论家的德富苏峰当时就极其崇拜福地源一郎,立志成为一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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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64 西南战争以失败告终,但是民权运动却益发高涨。各报社纷纷组织力量,或刊登介绍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文章,或延揽雄辩名家发表演说,向大众灌输自由思想,号召人们推翻藩阀政府,争取自由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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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66 这让政府中的那些藩阀巨头坐立不安。政府更加强化对报纸的控制,甚至施以重典。《东京曙新闻》临时总编在报上发表社论,大力推崇“国民自尊精神”,主张实行立宪政治。政府以谗毁、诽谤天皇为名,对他处以两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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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68 政府一方面重拳打击,另一方面采取拉拢、收买的怀柔政策。在言论统制和怀柔政策的双重打击之下,除了极少数记者坚持从事笔政外,有不少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界名人窥测政局动向,以报社为“跳板”进入政府或议会,甚至担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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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70 福地源一郎没有离开报界,1881年他还升任《东京日日新闻》社长。不过,在政治的高压下,这个亲政府的报纸完全变成政府御用媒体。它接受政府的补助金,为政府说话。在伊藤博文的暗中支持下,福地源一郎等还创立“立宪帝政党”,以主权在君、制定钦定宪法为纲领。《东京日日新闻》成为政府御用的机关报,与自由民权运动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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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72 1883年4月,政府公布新的报纸条例,扩大对报纸进行管制的范围、加大处罚力度。许多报纸被迫停刊,一些在自由民权运动中表现活跃的报纸逐渐丧失了生气,报纸上再也见不到笔锋犀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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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74 与此同时,政府也想方设法引导舆论导向。1883年7月,在内务卿山县有朋的提议下,日本政府正式发行“官报”。山县在倡议书中说:“纵观世间形势,新纸杂报皆以慷慨激烈为主,攻击政府,诽谤朝廷……政府应向大众广为传播其主义、旨趣。”而“官报”就是“政府公然发布的新纸,以阐明其主义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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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76 山县有朋还确立了“官报为经,私报为纬”的办报格局。所谓“私报”,就是政府暗中资助报社而发行的半官方报纸,福地源一郎担任社长的《东京日日新闻》就是其中之一。“官报”创刊后,政府规定所有官吏必须阅读官报。这些措施既让“私报”丧失了公信力,也丧失了大量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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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78 作为“私报”,《东京日日新闻》遭受巨大打击。1888年,47岁的福地源一郎怀着深深的失望,辞去社长职务,彻底离开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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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82 福地源一郎退出报界的时机似乎并不恰当。因为一年后,《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其中第29条明确规定,“日本臣民在法律之规定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之自由”。这似乎预示着日本报纸的春天再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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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84 其实不然。伊藤博文在《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中说,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等行为“容易成为乱用之利器”,警察应该“采取必要处分以防止此等问题之发生”。该宪法第76条中规定,“法律、规则、命令等现行法令无论使用何种名称,只要不与本宪法矛盾,均有效力”。也就是说,此前制定的报纸条例、出版条例、集会条例等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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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86 事实上,日本政府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了数量众多的言论统制法案。1893年、1909年日本国会先后制定《出版法》《新闻纸法》,详细规定了禁止刊登的事项,以及对违反此法者的行政、司法处分。在如此严厉的言论统制之下,大量报纸遭受处分,日本报界遭到了可怕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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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88 假如仍然留在报界,福地源一郎不可能再有作为。自从退出报界后,他进入文学界,以歌舞伎剧作家而闻名。他的代表剧作有《幕府衰亡论》《幕末政治家》等。这时距离幕府垮台已经三十多年,面对远去的历史,人们又开始怀旧,福地源一郎契合了时代的要求,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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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90 1904年福地源一郎当选众议院议员,两年后因病而亡,终年65岁。福泽谕吉则在五年前去世。从此,“天下双福”成为绝响。有人评价说,“福地的才华胜于福泽,可是意志的强度却远不如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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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2192 福地源一郎一生毁誉参半,他丰富的经历是明治时代的一面镜子,折射着这个东亚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与媒体的复杂关系:从利用到打压,从寄予厚望到严加管制。这个过程不仅导致媒体人动摇分化,也使国民从“文明开化”重回愚昧封闭,成为国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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