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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引起官员的警觉。政府逐渐放弃宽松的言论政策，转而以法律来压制言论自由。1873年10月，明治政府修改了《报纸印行条例》，增加了许多限制报纸出版发行的条款。两年后，政府又发布了新的《报纸条例》，详细规定了报纸发行人的责任细则，对报纸的发行手续做了种种繁杂、严密的规定，并首次明确了严厉的处罚规定，对那些刊登批判政府言论的报纸进行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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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的《报纸条例》同时公布的，还有《谗谤律》。该法令对冒犯、诋毁皇族、官吏以及华族、士族、平民的行为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如“冒犯乘舆者，处以三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监禁、50日元以上1000日元以下罚金”。后来，政府又颁布命令，“已经允许发行的报纸、杂志、杂报一旦被认定为妨害国家安全，应禁止或停止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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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闻界进入了“言论恐怖时期”。有媒体人评价说：“我们就像被关进笼中的鸟，就像自由驰骋的野马被关进栅栏。”甚至有人愤慨地称，这两个法规将“重蹈秦始皇焚书坑儒覆辙”。据统计，在1875—1880年间，因触犯言论统治政策而引发的“笔祸事件”达到200件以上。尽管如此，对政府言论统制政策进行批判的情况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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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6月28日，在《报纸条例》和《谗谤律》公布一周年之际，《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记者在东京召开“新闻供养大施饿鬼会”。一位记者在会上诵读“祭新闻纸文”，对政府扼杀新闻自由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讽刺：“三千余万人民各自具备五官四肢，然皆蠢然如虫，口不能吐一言，笔不得草一论，唯以政府之令、官吏之言为最高无比道理加以尊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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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编辑和记者接二连三地遭到逮捕，一些报纸依然风骨不改，批评政府。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报界状况：“新闻杂志愈出愈盛，其数十百而犹不足也。虽然其间朝兴而夕亡，昨倒而今起，或触条例则罹法网，或犯谗谤律则科罚金。又蒙禁止者有焉，又命停止者有焉，纸面之改良，题号之更正等，沿革兴亡实可惊者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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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代里，福地源一郎一直站在新闻界的前沿，担任《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不过，与批判政府的民权派不同，福地源一郎秉持支持政府的渐进主义。该报设立社论栏，刊登对抗民权论的社论。因为该报与政府关系密切，获得了发表太政官记事和公报的特权。政府称赞《东京日日新闻》“新闻畅达，智识进步”，购买该报供官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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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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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西乡隆盛在鹿儿岛举兵，西南战争爆发。福地源一郎担任战地记者，因报道前线战况而声名鹊起。在此期间，他与福泽谕吉被合称“天下双福”。后来成为著名政论家的德富苏峰当时就极其崇拜福地源一郎，立志成为一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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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战争以失败告终，但是民权运动却益发高涨。各报社纷纷组织力量，或刊登介绍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文章，或延揽雄辩名家发表演说，向大众灌输自由思想，号召人们推翻藩阀政府，争取自由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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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政府中的那些藩阀巨头坐立不安。政府更加强化对报纸的控制，甚至施以重典。《东京曙新闻》临时总编在报上发表社论，大力推崇“国民自尊精神”，主张实行立宪政治。政府以谗毁、诽谤天皇为名，对他处以两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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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方面重拳打击，另一方面采取拉拢、收买的怀柔政策。在言论统制和怀柔政策的双重打击之下，除了极少数记者坚持从事笔政外，有不少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界名人窥测政局动向，以报社为“跳板”进入政府或议会，甚至担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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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源一郎没有离开报界，1881年他还升任《东京日日新闻》社长。不过，在政治的高压下，这个亲政府的报纸完全变成政府御用媒体。它接受政府的补助金，为政府说话。在伊藤博文的暗中支持下，福地源一郎等还创立“立宪帝政党”，以主权在君、制定钦定宪法为纲领。《东京日日新闻》成为政府御用的机关报，与自由民权运动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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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4月，政府公布新的报纸条例，扩大对报纸进行管制的范围、加大处罚力度。许多报纸被迫停刊，一些在自由民权运动中表现活跃的报纸逐渐丧失了生气，报纸上再也见不到笔锋犀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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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政府也想方设法引导舆论导向。1883年7月，在内务卿山县有朋的提议下，日本政府正式发行“官报”。山县在倡议书中说：“纵观世间形势，新纸杂报皆以慷慨激烈为主，攻击政府，诽谤朝廷……政府应向大众广为传播其主义、旨趣。”而“官报”就是“政府公然发布的新纸，以阐明其主义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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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有朋还确立了“官报为经，私报为纬”的办报格局。所谓“私报”，就是政府暗中资助报社而发行的半官方报纸，福地源一郎担任社长的《东京日日新闻》就是其中之一。“官报”创刊后，政府规定所有官吏必须阅读官报。这些措施既让“私报”丧失了公信力，也丧失了大量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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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私报”，《东京日日新闻》遭受巨大打击。1888年，47岁的福地源一郎怀着深深的失望，辞去社长职务，彻底离开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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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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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源一郎退出报界的时机似乎并不恰当。因为一年后，《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其中第29条明确规定，“日本臣民在法律之规定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之自由”。这似乎预示着日本报纸的春天再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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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伊藤博文在《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中说，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等行为“容易成为乱用之利器”，警察应该“采取必要处分以防止此等问题之发生”。该宪法第76条中规定，“法律、规则、命令等现行法令无论使用何种名称，只要不与本宪法矛盾，均有效力”。也就是说，此前制定的报纸条例、出版条例、集会条例等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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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日本政府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了数量众多的言论统制法案。1893年、1909年日本国会先后制定《出版法》《新闻纸法》，详细规定了禁止刊登的事项，以及对违反此法者的行政、司法处分。在如此严厉的言论统制之下，大量报纸遭受处分，日本报界遭到了可怕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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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仍然留在报界，福地源一郎不可能再有作为。自从退出报界后，他进入文学界，以歌舞伎剧作家而闻名。他的代表剧作有《幕府衰亡论》《幕末政治家》等。这时距离幕府垮台已经三十多年，面对远去的历史，人们又开始怀旧，福地源一郎契合了时代的要求，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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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福地源一郎当选众议院议员，两年后因病而亡，终年65岁。福泽谕吉则在五年前去世。从此，“天下双福”成为绝响。有人评价说，“福地的才华胜于福泽，可是意志的强度却远不如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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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源一郎一生毁誉参半，他丰富的经历是明治时代的一面镜子，折射着这个东亚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与媒体的复杂关系：从利用到打压，从寄予厚望到严加管制。这个过程不仅导致媒体人动摇分化，也使国民从“文明开化”重回愚昧封闭，成为国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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