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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少年时代来到京都，是他的人生幸运。此时正逢维新改革，文明开化运动火热推进，西方文化不断涌入，东西碰撞激荡，京都的思想界非常活跃。同志社有不少报纸、杂志，德富苏峰一旦有空就埋头阅读，眼界大开，更加坚定了要当记者名扬天下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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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时，德富苏峰回到家乡，因为父亲的收入无力供养他们四兄弟读书。为了补贴家用，德富苏峰开办了“大江义塾”，以学生自治、师生平等的方式，培养学生的自由民主精神，深受欢迎。弟子中有一人名叫宫崎滔天，后来追随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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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当然不愿以村塾先生终此一生。这个年轻人梦想的是改变现状，奋斗成名。比起眼前的三尺课桌，他更关心的是自由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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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自由民权运动进入高潮，席卷全国。德富苏峰参加激进自由党在九州的地方组织，成为一个活跃的自由民权分子。暑假期间，他带领学生来到民权运动的中心东京，参加自由党的辩论。他聆听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的演讲，与著名民权理论家中江兆民、田中卯吉、马场辰猪等过从甚密。马场辰猪赠送他《日本民权改正论》等西方学者的日文译著，使他眼界大开。德富苏峰说：“我原来的政治思想起源于横井小楠，并受新岛先生基督教感化，现在又受西洋人感念感应，恰如水乳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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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藩阀政府的打压下，自由民权运动走向低谷，德富苏峰怏怏而归。但是他不甘寂寞，又前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源地高知县，与自由党激进派人士会面，希望重整旗鼓。但这些人士也意气消沉，让他对此颇为失望。他作诗感叹道：“冰心一片向谁说，独向梅花读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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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回到家乡，埋头研读《美国民主》《国民》《英国史》等西方民主著作。此时他已经决定不再受制于人，而是另起炉灶，自成一家，“吐出光焰万丈长”，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先后撰写了《第十九世纪的日本青年及其教育》、《官民调和论》和《将来之日本》等大量文章，宣扬自由民主，抨击藩阀专制。在民权运动衰落、舆论界沉寂的时期，这些政论文章如空谷足音，引起巨大的反响。德富苏峰在舆论界声望大起，赢得一大批青年追随者，知名学者也纷纷给予他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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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德富苏峰解散大江义塾，举家迁往东京，参加舆论界的角逐。他满怀豪气地公开宣称，“我等并非老死田舍者，逐鹿中原之时已经到来”，“予本好政治……欲引导世间政治按我之希望而运动……若称之为野心，则此种野心正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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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崇尚谦虚的国家里，如此坦陈志向的人并不多见。即使在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文明开化”之后，日本人仍然个性内敛。一个来自远方的“外省人”，竟敢口出狂言，怎能不令人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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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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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富苏峰迁居东京的第二年，外务卿井上馨在鹿鸣馆举行了一场西方式的露天花园酒会，目的是取得同西方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机会。这时明治维新已经二十年了，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这个国家的气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好像整个国家决心完全欧化。不过，这种欧化主义又激怒了国内的民粹派，他们反对文明开化，要求保存日本的“国粹”。与此同时，藩阀政治继续盘踞日本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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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局复杂、思想多歧的形势下，德富苏峰仿照美国《国民》杂志，在东京创办《国民之友》杂志，编辑部取名民友社，介入了日本的舆论界。《国民之友》把矛头指向当时以“鹿鸣馆”为代表的贵族欧洲化主义，第一期即集中攻击伊藤博文等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照搬欧美。第二期则在举国关注的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指出外交之忧患不在外而在内。这些文字正击中舆论的兴奋点，因而大受欢迎。《国民之友》第一期发行量达数万之多，一炮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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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抨击欧化的藩阀政治家，但是并没有倒向民粹主义。他在创刊号上阐明，《国民之友》的办刊宗旨是将“世界文明实现于日本”，“使日本世界化”。他在文章里对国人做出了这样的警告：“若是你因为厌恶损害民族尊严而不愿步入文明世界……那么，对日本的感情会增长，对世界的感情会减少，从而国家观念会滋长，全人类观念会消退，接着保守主义思想会出现，进步精神就会消亡，于是我们的国家就会失去其根本活力……停止修订条约，但不要阻碍19世纪日本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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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富苏峰也批评自由民权运动有贵族化的倾向，使人们把政治看成是贵族的特权，从而使政治世界脱离了它的现实基础——生活世界。他反对抽象地谈政治，厌恶那种空洞的政治激情，主张立足于平民的生活世界改造政治，唯有平民才是政治的主人。德富苏峰独树一帜，提出了自己的“平民主义”。他认为，进入明治二十年以后，维新大业已经走向荒废，有必要进行“二次革命”或者“二次维新”，而推进“二次革命”或“二次维新”的主力军是“明治青年”和“田舍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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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富苏峰看来，以往的日本社会是以军事组织为范型建立起来的，因此武力成为立国之本，国家对内实行超经济强制，对外进行武力争夺。顺应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的历史趋势，就要改良政治，首先必须改变在日本有政府而无人民的现象，将政治与国民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以生产机关为范型建构社会组织，使整个社会实现由重武备向重生产转型，以自由平等取代专制等级，以经济竞争取代武力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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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以其雄健的笔锋，成为几乎与福泽谕吉齐名的第二大思想家。他创办的《国民之友》吸引了民众的关切，尤其得到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年轻人的喜爱，田口卯吉、中江兆民、新岛襄等社会名流也纷纷投稿助阵。盛名之下，朝野瞩目，德富苏峰的“野心”得到极大满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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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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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平民主义的倡导者，德富苏峰提倡民权，反对对外战争。他在《将来的日本》一书中曾断言：“没有‘居住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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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前夕，这位自称“彻底反对武力主义者”的平民主义理论旗手，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发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一文，提出了“大日本膨胀论”，狂热地呼吁对清朝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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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认为，日本人口不断增多，六十年后“如果不能把日本国土的面积增加到两倍，则今日的人口与国土的比例就难以保持”。所以现在就要抓紧进行“国土面积膨胀”，膨胀所需的国土就在中国。他呼吁日本政府抓住“日本和清国开战的机会”。换言之，就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活动的好机会。日本要敢于利用侵华战争，迫使中国“订立北京城下之盟”，获得几个亿日元的赔款，从而确立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一跃而为膨胀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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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主张为了战争而战争。我也不提倡抢夺他国的土地。”就在开战前两天，德富苏峰还在鼓吹，“但是我坚持要求对中国作战，为的是把日本从一个迄今向内收缩的国家改造成为向外扩张的国家。”在他看来，“如果错失良机，就会在中国人面前抬不起头，在朝鲜难以立威，在列强面前颜面扫地，国民情绪难以遏制，列强会借机插手，日本将士气大跌，退回闭关锁国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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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富苏峰马上声称：“举国一致对付清国是当务之急，为此我愿意牺牲我所有的一切。”他以社长身份，派出30余名随军记者，宣扬大日本帝国的赫赫战功，极力煽动狂热的民族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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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还亲自执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好机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战争和国民》等一系列文章，引导朝野舆论，鼓吹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在行使“文明之权”，帮助朝鲜脱离落后的中国裹挟，走向文明世界。1894年12月，他将有关文章结集，出版了《大日本膨胀论》一书。这本书标志着德富苏峰以侵略扩张为主旨的“膨胀论”理论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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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的突变并不是偶然的。19世纪90年代以后，明治维新的成果开始显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也越来越接近。作为东亚强国，“下一步日本向何处去？”成为知识分子思考的时代命题。当他们习惯性地环顾世界、寻找学习榜样的时候，发现世界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欧美列强纷纷将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向世界各个地区，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竞争的速度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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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发生了激烈争论。一派主张“和平膨胀”，也就是“和平崛起”，坚决反对将“爱国主义”作为侵占的基础；另一派则主张“武力膨胀”，也就是学列强做法，走侵略扩张道路。最后，“武力膨胀”占据上风。“爱国主义”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旋律，“武力膨胀”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表现，甲午中日战争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欢迎。因为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世界是个危险丛生的地方，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日本在国外采取行动侵略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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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德富苏峰本人，思想转向并非无迹可寻。早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1890年德富苏峰创办《国民新闻》时就提出：改良政治、改良社会、改良文艺、改良宗教。这个办报方针说明，在自由派、保守派和政府之间，他更倾向于政府。1992年，德富苏峰出版《吉田松阴》一书，称赞吉田松阴“实为膨胀的帝国主义的先驱者”，备极仰慕之情。1993年，他发表文章，强调日本要有“自主的外交”，要寻找“扩张日本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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