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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主张为了战争而战争。我也不提倡抢夺他国的土地。”就在开战前两天，德富苏峰还在鼓吹，“但是我坚持要求对中国作战，为的是把日本从一个迄今向内收缩的国家改造成为向外扩张的国家。”在他看来，“如果错失良机，就会在中国人面前抬不起头，在朝鲜难以立威，在列强面前颜面扫地，国民情绪难以遏制，列强会借机插手，日本将士气大跌，退回闭关锁国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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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富苏峰马上声称：“举国一致对付清国是当务之急，为此我愿意牺牲我所有的一切。”他以社长身份，派出30余名随军记者，宣扬大日本帝国的赫赫战功，极力煽动狂热的民族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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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还亲自执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好机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战争和国民》等一系列文章，引导朝野舆论，鼓吹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在行使“文明之权”，帮助朝鲜脱离落后的中国裹挟，走向文明世界。1894年12月，他将有关文章结集，出版了《大日本膨胀论》一书。这本书标志着德富苏峰以侵略扩张为主旨的“膨胀论”理论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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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的突变并不是偶然的。19世纪90年代以后，明治维新的成果开始显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也越来越接近。作为东亚强国，“下一步日本向何处去？”成为知识分子思考的时代命题。当他们习惯性地环顾世界、寻找学习榜样的时候，发现世界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欧美列强纷纷将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向世界各个地区，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竞争的速度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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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发生了激烈争论。一派主张“和平膨胀”，也就是“和平崛起”，坚决反对将“爱国主义”作为侵占的基础；另一派则主张“武力膨胀”，也就是学列强做法，走侵略扩张道路。最后，“武力膨胀”占据上风。“爱国主义”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旋律，“武力膨胀”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表现，甲午中日战争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欢迎。因为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世界是个危险丛生的地方，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日本在国外采取行动侵略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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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德富苏峰本人，思想转向并非无迹可寻。早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1890年德富苏峰创办《国民新闻》时就提出：改良政治、改良社会、改良文艺、改良宗教。这个办报方针说明，在自由派、保守派和政府之间，他更倾向于政府。1992年，德富苏峰出版《吉田松阴》一书，称赞吉田松阴“实为膨胀的帝国主义的先驱者”，备极仰慕之情。1993年，他发表文章，强调日本要有“自主的外交”，要寻找“扩张日本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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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是如此，德富苏峰作为一个高调的平民主义者，转而鼓噪强权和武力的帝国主义，仍然令人难以理解。就连他的亲弟弟、作家德富芦花也与他发生矛盾，后来兄弟失和，分道扬镳，直到二十多年后德富芦花临死前，两人才见了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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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舆论对他“变节”的指控，德富苏峰拒不承认，反而辩解说，自己从平民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是顺应世界大势，是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他说：“吾之观点由和平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乃彰明较著之事实，但切莫忘记，此种发展（第一）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之地位有所不同，（第二）与世界之大势日益趋向帝国主义此二事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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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这个“野心正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看来，自己并非“变节之徒”，而是顺应时势的“识时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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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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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四月末，春天刚刚来临。高大的柳树正发芽吐蕊，华北的花朵此时开的最盛，芳香扑鼻。田野一望无际，春风吹拂。我四处游览，想到这是我们的新领土，感到无比激动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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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95年4月初，德富苏峰在日记里写下的一段话。当时他站在日军已实际占领的辽东半岛上，踌躇满志，得意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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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料几天后，俄国、法国、德国三国突然出面武力干涉，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消息传来，德富苏峰“气得无法用泪水表达”，并且“不屑于在已还给另一个大国的土地上再作片刻停留”。他从旅顺港海滩上挖出一把鹅卵石，用手帕包起来，作为他“痛苦和屈辱”的“纪念品”，匆忙登船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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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还辽”事件让德富苏峰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也使他更加崇拜军事实力。他怀着极度复杂的心情，来到内心愤恨的对手——俄国进行考察，以新闻人的身份接触了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当托翁当面向他指责日本效仿列强，对邻国诉诸武力时，德富苏峰居然辩驳说，在列强面前，日本其实是“多年的屡屡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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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当时日本人的普遍认识。在日本人看来，甲午中日战争表明日本已经是一个强国，但是却得不到列强的承认。只有通过侵占的方式发展自己，才能使其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与扩张中的西方列强相抗衡。因此，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日益盛行。它对内维护天皇作为国家主权者权威的神圣性；对外追求扩张日本的国权，建设强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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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皇权至上，带有盲目狂妄性、以军国主义为目标的国家“本位主义”，很快战胜了追求国民平等的“民权运动”，成为日本的主流价值观。作为曾经的自由民权运动舆论家，德富苏峰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旗手。他认为，日本在前进的道路上“树了许多敌人”，最大的障碍是西方列强。日本要“卧薪尝胆”，树立起与西方抗衡争逐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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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提出“国家第一，办报第二”的方针，彻底堕落成政府的喉舌。他以报界巨头自居，野心勃勃地深度介入政治。他先是出任松方正毅内阁的“敕任参事官”，后来又支持藩阀政治家桂太郎，直到1913年桂太郎死后，他才心灰意冷地脱离政界，重新开始“文章报国”的著述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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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不断抛出宣扬开创、巩固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阐述侵华“膨胀”理论和对外军事扩张的大量著述，成为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炮制者之一。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他出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的会长，参与起草《日本太平洋战争诏书》，因宣传皇室中心主义和法西斯思想有功被授予文化勋章。他受到权力的庇护，威势显赫，以至于若有国民胆敢批评他便被判“国民不敬罪之虞（一般来说，只有当国民发表对天皇的不敬言论时才被判此罪）”。日本战败后，他被列为“甲级战犯”。1957年德富苏峰去世，一颗如火如荼的燃烧了九十四年的“野心”终于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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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应该成为航向守望者，不时地发出警告，而不是追随潮流，更不能被个人野心驱使。德富苏峰一生被此种野心左右，从反对藩阀政治的平民主义者到狂热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者，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狂热的天皇主义者，从一个主张“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文明绅士”到主张以铁腕统治世界的“豪杰君”，给人们留下许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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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崛起的后发国家里，知识分子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应该如何自处？德富苏峰是一面镜子，值得知识分子认真对照，深刻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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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幸德秋水：“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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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遭到秘密审判，大审院（日本最高法院）以“大逆罪”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幸德秋水在法庭上痛斥公诉方：“连一个证人调查都不做，却胆敢做出如此判决——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汝等要知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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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自由民权理论家中江兆民晚年在大阪创立“法学塾”，成为青年学子的向往之地。在多达两千名弟子之中，幸德秋水最能得其精髓，因而获得中江门下“麒麟儿”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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