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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幸德秋水：“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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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遭到秘密审判，大审院（日本最高法院）以“大逆罪”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幸德秋水在法庭上痛斥公诉方：“连一个证人调查都不做，却胆敢做出如此判决——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汝等要知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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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自由民权理论家中江兆民晚年在大阪创立“法学塾”，成为青年学子的向往之地。在多达两千名弟子之中，幸德秋水最能得其精髓，因而获得中江门下“麒麟儿”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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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幸德秋水生于高知县没落商人家庭，父亲早亡，遂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生来体弱多病，终生受胃肠病和结核病的折磨。虽然他聪明好学，文笔流畅，却因病弃学，未能取得中学毕业资格。这些不幸的遭遇让幸德秋水心中郁结了不平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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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德秋水很早就对政治发生了兴趣。16岁时，他第一次离家远走东京，投入自由党活动家林有造门下，充任书童。可是仅仅数月之后，明治政府公布《保安条例》，以暴力将民主斗士驱逐出京。幸德秋水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政治挫折，回乡避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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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幸德秋水来到大阪，成为中江兆民的弟子。在恩师的指导下，他研读儒家著作，深受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和仁政、非战等观念的影响。他后来曾说：“我是由儒家进入社会主义的。”不过，当时他主要受中江兆民的思想影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还不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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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江兆民的推荐下，幸德秋水成为一名记者。这位年轻的新闻人鼓吹自由民权，抨击军阀官僚政府的专制横暴，揭露官僚政客的腐败堕落和社会黑暗，文笔雄劲有力，成为有名的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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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的急剧发展，日本的阶级敌视、劳动纠纷等社会问题开始凸显。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状态，刺痛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幸德秋水认为自由民主运动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逐渐转向社会主义。他主张对社会组织实行根本改革，明确指出解救之策唯有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任务已不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要由社会主义者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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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4月，30岁的幸德秋水发表《我是社会主义者》，公开宣告信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901年5月，幸德秋水与片山潜等发起成立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当天就被当局取缔了。一个月后，他发起成立“平民社会党”，又遭禁止。不过，当时日本政府的管控能力毕竟有限。它没有逼迫报社开除幸德秋水，也无力禁止幸德秋水出版著作。幸德秋水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等书通俗易懂，广为流传，扩大了社会主义影响。1904年，他与朋友合作，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用日文介绍到日本。《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就参考了日本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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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期间，幸德秋水秉持和平立场，先后发表《战争来》《我们决不承认战争》《社会党的战争观》等一系列评论，抨击政府的战争政策，阐述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同时，他还在报上开辟英文栏，介绍国内外反战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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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不能容忍反战声音，以危害社会安宁等罪名迫害反战者，幸德秋水也被判处5个月徒刑。他在狱中读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深受影响。出狱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入狱，以无政府主义者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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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战争中获胜，让反战人士处境艰难，走出监狱的幸德秋水几乎没有了活动空间，于是他到美国访问半年。返回日本后，幸德秋水发现国内的工人斗争达到高潮。因为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物价高涨，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字，工人暴动事件也一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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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德秋水反对议会主义，呼吁采取直接行动。他说：“用普选及议会政策毕竟不能完成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依靠团结一致的工人的直接行动。”在幸德秋水看来，组织工人总罢工是一种最有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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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幸德秋水并没有参与多少“直接行动”，而是主要从事著述工作。不过，要求工人罢工的主张仍然引起政府的高度警惕。时任首相的桂太郎在1908年写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力量不大，但如果将其忽视，总有一天它将形成燎原之势，无法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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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日本政府也在努力解决社会问题。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爆发之前，政府就主动起草工厂法，维持劳资关系的平衡，建立最低卫生安全标准，限制工人的劳动时间。与此同时，政府也限定工会力量的成长，1900年公布的《治安警察法》就限制团结权和联合罢工权。激进人士的活动受到限制，幸德秋水只好避居家乡，埋头从事译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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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5月25日，日本长野县警察逮捕两名社会主义者，罪名是制造、私藏炸弹。日本总检查长指责这是“大逆罪”，并以此为借口封闭了所有的工会，对全国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行逮捕。幸德秋水被视为罪魁祸首，也被投入监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大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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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遭到秘密审判，大审院（日本最高法院）以“大逆罪”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幸德秋水在法庭上痛斥公诉方：“连一个证人调查都不做，却胆敢做出如此判决——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汝等要知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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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也在欧美国家激起强烈反响。巴黎、伦敦、旧金山、纽约等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召开集会，向日本驻外使馆写信抗议。美国著名小说家杰克·伦敦写文章说：“只有对幸德秋水等宽大处理，才能表明日本是个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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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之下，大审院被迫以天皇的名义将部分犯人减为无期徒刑，但幸德秋水等11人仍然被处以绞刑。1911年1月25日，40岁的幸德秋水慷慨就义，临刑前还写下一首绝笔诗：“区区成败且休论，千秋唯应意气存。如是而生如是死，罪人又觉布衣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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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逆事件”以后，谈论天皇成为禁区，“国贼及其家属”成为众矢之的，日本新闻言论检阅制度进一步强化。警视厅内设立了所谓思想警察的特别高等课（简称“特高”），用来压制“异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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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最高法院至今认为原判仍然有效，但是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大逆事件”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冤案，幸德秋水死于政府的阴谋。2000年12月，幸德秋水家乡的市议会通过了“表彰幸德秋水决议”。2010年，在幸德秋水被处死一百周年前夕，他的故乡掀起一场为其恢复名誉的活动。当地自由民权纪念馆馆长评价说：“幸德在日俄战争时宣扬反战理论，是一个追求自由、平等和世界和平的伟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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