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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明治宪法的致命“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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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治元老在世时，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权威左右日本政坛，把文武对立控制在一定程度之上。一旦他们死去，军队就失去了制约力量，难以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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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宪法颁布的同一年，即1889年11月1日，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同时被赐予“元勋优遇”特权。表面看起来，这是天皇对两位维新元勋的褒扬。其实，它背后是一套隐蔽的政治安排，影响了日本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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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元勋优遇”特权这一年，伊藤博文48岁，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推翻幕府之后，维新政府和军队的要职都由西南诸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出生的政治家占据，伊藤博文也是其中一员。自由民权运动把这种政治体制称为“藩阀专制”（西方将其称为明治寡头制，Meiji oligarchy），不断地抨击，却难以撼动。1878年大久保利通遭暗杀，标志着明治时代第一代政治家退场。从那时，伊藤博文就开始掌握权力中枢，仍然延续着“藩阀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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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治时代第二代政治家，伊藤博文深知不能不回应自由民权运动的要求。不过，他希望打造一个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国家。他领导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使日本成为东亚首个拥有近代宪法的国家。伊藤博文的政治理想是，“使上有元首大权之一统，下有股肱大臣之辅弼，议会之助力，各级机关各得其所，而臣民之权利义务亦日益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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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治宪法，天皇被置于国家元首和统治权的总揽者的地位，内阁、国会和军部互不隶属。宪法明确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赋予天皇“神”一般的地位。既然是神，就不能犯错，也不能受到烦琐的行政事务的打扰。那么，谁来沟通天皇与实际运作机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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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在赐予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元勋优遇”待遇的同时，还给他们下过一道圣谕：“纵令辞职也勿离宫阙，重大事件发生时当答朕咨询，国家有事之日亦当复出以分朕忧。”这道圣谕反映了“元勋优遇”的本质：元老就是天皇重要国务的最高咨询者，他们享有“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的政治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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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之后，又相继有七人获得同样的特权：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西园寺公望。元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中的三个：维新元勋、接受诏敕、首相资格、萨（摩）长（州）藩阀。这些元老形成明治时代的政治中枢。尽管在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但是首相的人选均是先经过元老参与讨论，由元老向天皇推荐，再由天皇“大命降下”，授命首相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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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日本独特的元老政治。元老是超宪法而存在的，在朝政中拥有绝对强大的势力。他们有时直接出面组阁，有时则隐藏于幕后。1885—1934年，首相基本上由元老轮流担任或推荐“代理人”组阁。不管是在台前还是在幕后，他们都拥有事实上的权力来左右现实政治。在甲午中日战争及日俄战争的和战大计上，最终决定开战的无不是临时召开的御前元老会议。通过这套巧妙的政治安排，元老牢牢地掌握着政治权力，让自由民权运动人士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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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并不反对天皇，而是极力维护天皇权威。这种政治策略使它获得了合法性。那些自由民权人士本来以为，只要召开议会、制定宪法，就可以打倒藩阀政治。没有想到，藩阀政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借助天皇的权威得到了维系，藩阀依旧影响和控制着政府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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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野党一直抨击元老政治。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日本的宪法体制之上，元老因饱经历练，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及才能，能够带领这个国家走向近代化。但是随着元老日渐凋零，宪法中的“黑洞”就开始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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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率海陆军”“天皇决定海陆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这意味着，海、陆军的统率权为天皇所有，独立于行政、议会与司法体系之外。内阁与议会除掌有国防预算的制定与审议权外，对军队事务没有干预的权力，军部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具有独立地位，从而形成了日本政治体制中的文（内阁与议会）武（军队）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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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最危险的政治势力，因为它等级森严，体系紧密，可以轻易调动人力、物力。而且从军事文化里面熏陶出来的人习惯于服从，很难理解或同情社会和政治的复杂性。所以在任何国家，辖制军队、防止军队干政都是一个大问题。从宪法角度来说，在日本只有天皇能够管辖军部，但是天皇不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多数是只听不答。所以，陆海军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不过，明治元老或者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或者与其有密切联系的，都有能力制约军队，根本不顾忌军队干政的问题。相反，他们如此设计，显然有以军队制约议会和政府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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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治元老在世时，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权威左右日本政坛，把文武对立控制在一定程度之上。一旦他们死去，军队就失去了制约力量，难以驾驭。由于军部不受文职政府管辖，陆海军大臣同外务省和处理内务的各省大臣不同，可以直接晋见上奏天皇本人，因此得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强行通过有利于军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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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治体制的这一大漏洞，打破藩阀政治的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有清醒的认识。1918年，这位对军方深具戒心的政治家在日记中写道：“参谋本部总是强调统率权……动辄抬出皇室对政界施压，其谬甚也……值此之际，将此弊端一扫而光才是为国家皇室着想之策。”可惜的是，原敬还没有扫除弊端，就在东京火车站前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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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是，军部还能够操纵内阁。1900年山县有朋修改了陆军省、海军省官制，规定军部大臣只能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这样一来，军部就可以使用拒绝派陆海军将官入阁这种简便的权宜手段阻止组建他们所不信任的内阁。没有现役高级军官充任陆海军大臣，就不能组阁。而且军部如果对内阁的任何一个行动不满，就可以召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迫使内阁总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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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起，军部和民间右翼势力相结合，曾几度以陆海军大臣辞职为手段，迫使内阁听从军队意见，把日本急速地推向法西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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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的第二年，即1938年，在议会审议《国家总动员法》时，一名议员的陈述稍显冗长，坐在台下的陆军省一名少佐听得不耐烦，便指着正在发言的议员的鼻子大喝一声：“住口！”（史称“住口事件”）。一个低阶军官不仅堂而皇之地出席帝国议会的会议，而且对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颐指气使，甚至中途叫停发言，这是世界宪政史上闻所未闻之事。这意味着，日本的议会制度已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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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最后一位元老、91岁的西园寺公望失望地告别人间。尽管他是一位难得的开明政治家，被称为“日本民主最后的守护者”，但是由于他在军方没有根基，不能像伊藤博文那样以元老身份调整议会、政府和军部的关系，因此没有力量阻止法西斯运动的狂潮。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西园寺也差点死于兵变中。在他去世一年后，日本军方就挑起太平洋战争，走向了毁灭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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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人奋斗得来的近代化成果，就这样被明治宪法的“黑洞”所吞噬。那些一生为日本的“富国强兵”而奋斗的元老，假如活着看到这样的悲剧结局，一定会为自己的私心而忏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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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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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坚定目标——国家独立和与列强并立，可是随后日本似乎失去了目标。“爱国主义”曾经确定自己的使命是把日本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如今却已被证明无力提供新的目标了。日本人何以自处，日本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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