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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率海陆军”“天皇决定海陆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这意味着，海、陆军的统率权为天皇所有，独立于行政、议会与司法体系之外。内阁与议会除掌有国防预算的制定与审议权外，对军队事务没有干预的权力，军部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具有独立地位，从而形成了日本政治体制中的文（内阁与议会）武（军队）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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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最危险的政治势力，因为它等级森严，体系紧密，可以轻易调动人力、物力。而且从军事文化里面熏陶出来的人习惯于服从，很难理解或同情社会和政治的复杂性。所以在任何国家，辖制军队、防止军队干政都是一个大问题。从宪法角度来说，在日本只有天皇能够管辖军部，但是天皇不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多数是只听不答。所以，陆海军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不过，明治元老或者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或者与其有密切联系的，都有能力制约军队，根本不顾忌军队干政的问题。相反，他们如此设计，显然有以军队制约议会和政府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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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治元老在世时，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权威左右日本政坛，把文武对立控制在一定程度之上。一旦他们死去，军队就失去了制约力量，难以驾驭。由于军部不受文职政府管辖，陆海军大臣同外务省和处理内务的各省大臣不同，可以直接晋见上奏天皇本人，因此得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强行通过有利于军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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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治体制的这一大漏洞，打破藩阀政治的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有清醒的认识。1918年，这位对军方深具戒心的政治家在日记中写道：“参谋本部总是强调统率权……动辄抬出皇室对政界施压，其谬甚也……值此之际，将此弊端一扫而光才是为国家皇室着想之策。”可惜的是，原敬还没有扫除弊端，就在东京火车站前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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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是，军部还能够操纵内阁。1900年山县有朋修改了陆军省、海军省官制，规定军部大臣只能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这样一来，军部就可以使用拒绝派陆海军将官入阁这种简便的权宜手段阻止组建他们所不信任的内阁。没有现役高级军官充任陆海军大臣，就不能组阁。而且军部如果对内阁的任何一个行动不满，就可以召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迫使内阁总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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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起，军部和民间右翼势力相结合，曾几度以陆海军大臣辞职为手段，迫使内阁听从军队意见，把日本急速地推向法西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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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的第二年，即1938年，在议会审议《国家总动员法》时，一名议员的陈述稍显冗长，坐在台下的陆军省一名少佐听得不耐烦，便指着正在发言的议员的鼻子大喝一声：“住口！”（史称“住口事件”）。一个低阶军官不仅堂而皇之地出席帝国议会的会议，而且对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颐指气使，甚至中途叫停发言，这是世界宪政史上闻所未闻之事。这意味着，日本的议会制度已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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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最后一位元老、91岁的西园寺公望失望地告别人间。尽管他是一位难得的开明政治家，被称为“日本民主最后的守护者”，但是由于他在军方没有根基，不能像伊藤博文那样以元老身份调整议会、政府和军部的关系，因此没有力量阻止法西斯运动的狂潮。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西园寺也差点死于兵变中。在他去世一年后，日本军方就挑起太平洋战争，走向了毁灭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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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人奋斗得来的近代化成果，就这样被明治宪法的“黑洞”所吞噬。那些一生为日本的“富国强兵”而奋斗的元老，假如活着看到这样的悲剧结局，一定会为自己的私心而忏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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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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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坚定目标——国家独立和与列强并立，可是随后日本似乎失去了目标。“爱国主义”曾经确定自己的使命是把日本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如今却已被证明无力提供新的目标了。日本人何以自处，日本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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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上不豫中，夜里去二重桥遥拜的姐姐和小学生等三个人脸伏在土地上，敬礼二三十分钟，当她饱含热泪说话时，连我也被感动了，但听说在二重桥旁有吞毒药自杀的学生，我的心里立刻就厌恶起来。本打算坐电车去遥拜，但与其去光是这样家伙的地方的话，不如在家里祈祷皇上早日康复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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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夏天，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真实记录了明治天皇去世前夕东京社会的不安。当时他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还没有走上文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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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12年，60岁的明治天皇就身体不适。后来医生确诊为尿毒症，并公之于世。国民对天皇居然会生病感到大惑不解，因为明治维新以来，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神格化的天皇形象灌输给国民。除了近臣外，很少有人见到天皇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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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初期的政治家横井小楠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天皇形象：“天皇的容貌是长脸，肤色是浅黑色，声音洪亮，身材挺拔，如果说气量应该能顶十人。不是一般的英武相貌，诚为非常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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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英国驻日外交官萨道义笔下的天皇可能更为真实，1868年他见到过天皇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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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经坐立之间，我终于一览天子的真容。大约是化过妆的缘故，他的脸色看起来相当白皙，脸部的整体轮廓颇为分明。只有嘴巴处略显怪异，医生大约会将其描述为“下颚显出”。他还剃了眉，并在比原来的位置略高处重新画上了两道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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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天皇年仅17岁，登基还不满一年时间。幕府刚刚被推翻，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对于一个长于深宫的幼冲天子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幸运的是，日本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他们热心了解世界大势，以强烈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推动改革，积极认真地学习欧美的长处，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有效的决策：废除幕藩封建体制，大力殖产兴业，扶植私人资本，重视开发民智和发展近代教育，维护国家主权，修改不平等条约。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日本不仅改变了贫弱落后的局面，还成功跻身世界八大列强的行列，成就了全世界所瞩目的“明治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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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水之隔的清朝，明治天皇被视为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大帝王。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希望光绪皇帝效仿明治天皇，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变法图强。其实这是误解。在日本“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转折点上，明治天皇处于“统而不治”的超脱状态。他脱离了政治实务和行政事务，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传统的权威象征，发挥着团结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即使1889年日本宪法赋予天皇（超过一般君主立宪国家的）巨大权限之后，明治天皇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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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后期，日本大力宣传父系家长制，天皇被奉为日本大家庭的家长，而各个家庭都有小家长，这样模拟血缘的纽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民意识的贫乏。伊藤博文等政治家认为，欧美列强的人民能团结一致，靠的是基督教，而日本却没有同样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可以用天皇来补缺。于是，天皇的一半是宗教性权威，成了所谓“现世神”，具有神圣的不可侵犯性，也就是统治的终极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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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天皇病重的消息传出后，震惊了日本社会。据《明治大正见闻录》记载：“皇宫前的草地上，祈愿天皇陛下康复的人群，从早至晚越聚越多。他们席地而坐，跪神拜佛，或捶胸，或鞠躬，还有许多人在哭泣。这些人近似发狂。其实不仅是这些人，市内所到之处，悲痛欲狂的人们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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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翌日，报纸整页都用黑框表示哀悼之意，同时史无前例地把明治天皇称为“明治大帝”，而且把他和欧洲的彼得大帝相提并论。在数不尽的报纸专刊里，编辑悲叹天皇陛下临终前的疾病，历数他的功绩：团结人民、立宪制政府、工业化、国家安全。这些都被誉为“明治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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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外国报纸也竞相报道明治天皇去世的消息。“远东伟大的君主”“日本英雄时代的代表”“世界史和近代史值得记忆的帝王”，悼词大多充溢褒扬之意，唯有伦敦的一家报纸写道：“日本从此要走下坡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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