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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水之隔的清朝，明治天皇被视为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大帝王。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希望光绪皇帝效仿明治天皇，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变法图强。其实这是误解。在日本“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转折点上，明治天皇处于“统而不治”的超脱状态。他脱离了政治实务和行政事务，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传统的权威象征，发挥着团结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即使1889年日本宪法赋予天皇（超过一般君主立宪国家的）巨大权限之后，明治天皇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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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后期，日本大力宣传父系家长制，天皇被奉为日本大家庭的家长，而各个家庭都有小家长，这样模拟血缘的纽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民意识的贫乏。伊藤博文等政治家认为，欧美列强的人民能团结一致，靠的是基督教，而日本却没有同样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可以用天皇来补缺。于是，天皇的一半是宗教性权威，成了所谓“现世神”，具有神圣的不可侵犯性，也就是统治的终极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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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天皇病重的消息传出后，震惊了日本社会。据《明治大正见闻录》记载：“皇宫前的草地上，祈愿天皇陛下康复的人群，从早至晚越聚越多。他们席地而坐，跪神拜佛，或捶胸，或鞠躬，还有许多人在哭泣。这些人近似发狂。其实不仅是这些人，市内所到之处，悲痛欲狂的人们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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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翌日，报纸整页都用黑框表示哀悼之意，同时史无前例地把明治天皇称为“明治大帝”，而且把他和欧洲的彼得大帝相提并论。在数不尽的报纸专刊里，编辑悲叹天皇陛下临终前的疾病，历数他的功绩：团结人民、立宪制政府、工业化、国家安全。这些都被誉为“明治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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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外国报纸也竞相报道明治天皇去世的消息。“远东伟大的君主”“日本英雄时代的代表”“世界史和近代史值得记忆的帝王”，悼词大多充溢褒扬之意，唯有伦敦的一家报纸写道：“日本从此要走下坡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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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随着天皇的去世，许多日本人开始忧愁甚至伤感地回想，他的长期统治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未来的日本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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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之前的3个世纪中，日本人口停滞在2600万人左右。经过明治维新的半个世纪，增加到5000万人以上。工厂林立，到处是冒着黑烟的烟囱。身份等级和职业限制被打破，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里普及了电车，近郊电车也相继开通。1912年电话网遍布大小城市，30多个主要町村也通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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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否认明治时代的巨大成就，可是，富强之中也有隐忧。明治末年，佃农、半自耕农超过农户的三分之二，占农户27%以上的佃农终年在生死线上挣扎，许多半自耕农也只能勉强维生。贫苦农民不得不外出做工，挣点钱补贴家用。占日本工人多数的纺织女工的工资极低，为数不少的矿工也处境悲惨。即使是工资最高的铁工厂熟练工人，如果每天不做13~1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就难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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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明治后期，人们看到的不仅有作为世界强国的荣光，还有盛世下的波澜。工人罢工、租佃争议、经济危机、社会主义运动、工会运动，让这个东方岛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时代。1911年，日本政府捏造罪名制造“大逆事件”，把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11人处死。然后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对国内的异议人士进行思想审查。这些都表明了执政者的恐惧心理。就在天皇去世前夕，东京的报纸上充斥着米价暴涨、市民生活困难、儿童退学及对贫民施米、送食等报道。其实，当时世界政治也十分混乱。在明治天皇去世前夕，中国爆发了著名的辛亥革命，清朝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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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动荡，意味着日本已经悄然进入了新的转型期。早在日俄战争之后，转型已然开始。日俄战争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坚定目标——国家独立和与列强并立，可是随后日本似乎失去了目标。“爱国主义”曾经确定自己的使命是把日本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如今却已被证明无力提供新的目标了。日本人何以自处，日本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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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知识分子希望日本和平地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立于1906年的“社会教育协会”宣称，新的日本民族将是一个以世界和平和人道主义为导向的“伟大的世界性民族”，致力于世界和平和人道主义事业。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劝导日本同胞成为“世界公民”，主张日本人应该具有构成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新兴世界秩序的所有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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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日本应该继续成为一个扩张型的国家，却是这个新兴国家的主流认识。从侵占中国台湾到吞并朝鲜半岛，明治时代的“强兵富国”和对外侵略扩张分不开。民众中骚动着盲目的乐观情绪，帝国的扩张欲望不断膨胀。在一个缺乏稳定秩序的世界里，狂暴和盲目会让各国相互毁灭。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对权力的争夺、荣誉的渴望及爱国主义的狂热，将使日本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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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去世，明治时代在一片不确定性中宣告结束，皇太子嘉仁继位，年号“大正”。在新旧交替之际，作家德富芦花这样抒发自己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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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驾崩，年号更改。虽知其如此，但余一直感到明治这一年号将永久地持续下去。余是明治元年出生。即明治天皇陛下举行即位仪式之年，开始从京都行幸东京之月，生在东京西南约三百里处，接近萨摩的肥后苇北的水俣村。余习惯于明治之年龄即我的年龄，和明治同年，既无自豪也无羞耻。陛下驾崩掩合了明治之卷。明治成为大正，余感到像吾生涯已中断。感到明治天皇带着我的半生而去。哀伤之日，田园对面的糖果铺中一声长长的笛声宛如吹进了我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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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芦花表达了一代日本人的哀痛和感慨。他们明白，一个伟大的转型时代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明治梦”结束了，可是他们不知道未来的日本将走向何方。假如他们有人长命百岁，就能够清楚地看到，日本就像一艘船在汪洋中穿行，在20世纪上半叶要遭受各种苦难，才能驶出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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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之死，是一段伟大历史的结束，也是一段动荡历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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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后记 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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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和日本近代史都有兴趣。在这两个历史时点重合的时候写下这篇后记，让我产生很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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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对未来很乐观，认为任何国家都要走上文明、民主、法治的光明大道。可是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近年来我的心中却产生了迷惑。自从10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词语就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站在新旧交替的时点上瞻望未来，我的心中仍然充满了迷惘。“这个世界会好吗？”对于梁漱溟先生的疑问，我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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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先生晚年选择历史研究，苦苦研读希腊城邦制度、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发展史，是因为他心中有巨大的疑惑。诚如他所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文集》，229页）。我没有顾准先生那样的胸怀，阅读日本近代史只是为了解决自己内心的困惑。现代化进程中的追赶型国家都面临许多相似的挑战，因此经常以先进者为学习对象。很少有人还记得，中国在“以俄为师”之前，曾经“以日为师”。康有为在上光绪帝书中就说：“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学习另外一个国家，但是由于历史的相似性，所以能够启迪后来的异国读史者。事实上，过br去一年多的阅读历程，确实让我对错综复杂的世事多了一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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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日本近代史的同时，我也在帮助吴敬琏先生编辑他近五年来的文章选集（书名为《改革大道行思录》）。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作为顾准先生的弟子，吴敬琏先生具有思想家的气质。他面对复杂多变的中国经济现象，提出“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寻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路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命题，提醒那些忙于解释变幻不定的现实经济问题的学者冷静地想一想，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假如不解决基本问题，那么新现象、新症状仍然会层出不穷，所有的临时性应对之策都无济于事。其实，吴敬琏先生提出的命题对于研究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所有学科都是适用的，因为中国社会现实复杂多变、往复曲折，如果不抓住基本问题，就容易跟着浪潮现象走，就事论事，乃至疲于应付，迷失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寻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应该成为直面社会现实的思想者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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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记者，我愿意做这个时代的记录者，也愿意思考一些基本问题。这本书记录了我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粗浅思考，希望读者朋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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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他推荐我到日本做访问学者，也给我很多指导。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The Japan Foundation）的邀请，使我在日本度过了4个月美好而充实的时光。感谢基金会的野口裕子女士、安富世里加女士和张启明先生的关照，感谢加茂具树（庆应大学教授）、李卿（庆应大学研究生）、伍晓鹰（一桥大学教授）、大平正嗣（日本驻华使馆）、马欣欣（一桥大学准教授）、津上俊哉（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兼和津次（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城山英巳（时事通信社外信部编集委员）、吉冈桂子（日本朝日新闻编集委员）、仲谷明洋（日本驻华使馆），以及荣剑先生、陈浩武先生、孙云晓先生等师友给予的无私帮助。在日本期间我还认识了许多友人，他们的友谊让我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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