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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否认明治时代的巨大成就，可是，富强之中也有隐忧。明治末年，佃农、半自耕农超过农户的三分之二，占农户27%以上的佃农终年在生死线上挣扎，许多半自耕农也只能勉强维生。贫苦农民不得不外出做工，挣点钱补贴家用。占日本工人多数的纺织女工的工资极低，为数不少的矿工也处境悲惨。即使是工资最高的铁工厂熟练工人，如果每天不做13~1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就难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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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明治后期，人们看到的不仅有作为世界强国的荣光，还有盛世下的波澜。工人罢工、租佃争议、经济危机、社会主义运动、工会运动，让这个东方岛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时代。1911年，日本政府捏造罪名制造“大逆事件”，把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11人处死。然后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对国内的异议人士进行思想审查。这些都表明了执政者的恐惧心理。就在天皇去世前夕，东京的报纸上充斥着米价暴涨、市民生活困难、儿童退学及对贫民施米、送食等报道。其实，当时世界政治也十分混乱。在明治天皇去世前夕，中国爆发了著名的辛亥革命，清朝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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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动荡，意味着日本已经悄然进入了新的转型期。早在日俄战争之后，转型已然开始。日俄战争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坚定目标——国家独立和与列强并立，可是随后日本似乎失去了目标。“爱国主义”曾经确定自己的使命是把日本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如今却已被证明无力提供新的目标了。日本人何以自处，日本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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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知识分子希望日本和平地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立于1906年的“社会教育协会”宣称，新的日本民族将是一个以世界和平和人道主义为导向的“伟大的世界性民族”，致力于世界和平和人道主义事业。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劝导日本同胞成为“世界公民”，主张日本人应该具有构成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新兴世界秩序的所有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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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日本应该继续成为一个扩张型的国家，却是这个新兴国家的主流认识。从侵占中国台湾到吞并朝鲜半岛，明治时代的“强兵富国”和对外侵略扩张分不开。民众中骚动着盲目的乐观情绪，帝国的扩张欲望不断膨胀。在一个缺乏稳定秩序的世界里，狂暴和盲目会让各国相互毁灭。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对权力的争夺、荣誉的渴望及爱国主义的狂热，将使日本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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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去世，明治时代在一片不确定性中宣告结束，皇太子嘉仁继位，年号“大正”。在新旧交替之际，作家德富芦花这样抒发自己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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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驾崩，年号更改。虽知其如此，但余一直感到明治这一年号将永久地持续下去。余是明治元年出生。即明治天皇陛下举行即位仪式之年，开始从京都行幸东京之月，生在东京西南约三百里处，接近萨摩的肥后苇北的水俣村。余习惯于明治之年龄即我的年龄，和明治同年，既无自豪也无羞耻。陛下驾崩掩合了明治之卷。明治成为大正，余感到像吾生涯已中断。感到明治天皇带着我的半生而去。哀伤之日，田园对面的糖果铺中一声长长的笛声宛如吹进了我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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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芦花表达了一代日本人的哀痛和感慨。他们明白，一个伟大的转型时代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明治梦”结束了，可是他们不知道未来的日本将走向何方。假如他们有人长命百岁，就能够清楚地看到，日本就像一艘船在汪洋中穿行，在20世纪上半叶要遭受各种苦难，才能驶出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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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之死，是一段伟大历史的结束，也是一段动荡历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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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后记 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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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和日本近代史都有兴趣。在这两个历史时点重合的时候写下这篇后记，让我产生很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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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对未来很乐观，认为任何国家都要走上文明、民主、法治的光明大道。可是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近年来我的心中却产生了迷惑。自从10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词语就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站在新旧交替的时点上瞻望未来，我的心中仍然充满了迷惘。“这个世界会好吗？”对于梁漱溟先生的疑问，我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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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先生晚年选择历史研究，苦苦研读希腊城邦制度、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发展史，是因为他心中有巨大的疑惑。诚如他所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文集》，229页）。我没有顾准先生那样的胸怀，阅读日本近代史只是为了解决自己内心的困惑。现代化进程中的追赶型国家都面临许多相似的挑战，因此经常以先进者为学习对象。很少有人还记得，中国在“以俄为师”之前，曾经“以日为师”。康有为在上光绪帝书中就说：“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学习另外一个国家，但是由于历史的相似性，所以能够启迪后来的异国读史者。事实上，过br去一年多的阅读历程，确实让我对错综复杂的世事多了一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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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日本近代史的同时，我也在帮助吴敬琏先生编辑他近五年来的文章选集（书名为《改革大道行思录》）。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作为顾准先生的弟子，吴敬琏先生具有思想家的气质。他面对复杂多变的中国经济现象，提出“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寻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路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命题，提醒那些忙于解释变幻不定的现实经济问题的学者冷静地想一想，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假如不解决基本问题，那么新现象、新症状仍然会层出不穷，所有的临时性应对之策都无济于事。其实，吴敬琏先生提出的命题对于研究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所有学科都是适用的，因为中国社会现实复杂多变、往复曲折，如果不抓住基本问题，就容易跟着浪潮现象走，就事论事，乃至疲于应付，迷失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寻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应该成为直面社会现实的思想者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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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记者，我愿意做这个时代的记录者，也愿意思考一些基本问题。这本书记录了我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粗浅思考，希望读者朋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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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他推荐我到日本做访问学者，也给我很多指导。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The Japan Foundation）的邀请，使我在日本度过了4个月美好而充实的时光。感谢基金会的野口裕子女士、安富世里加女士和张启明先生的关照，感谢加茂具树（庆应大学教授）、李卿（庆应大学研究生）、伍晓鹰（一桥大学教授）、大平正嗣（日本驻华使馆）、马欣欣（一桥大学准教授）、津上俊哉（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兼和津次（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城山英巳（时事通信社外信部编集委员）、吉冈桂子（日本朝日新闻编集委员）、仲谷明洋（日本驻华使馆），以及荣剑先生、陈浩武先生、孙云晓先生等师友给予的无私帮助。在日本期间我还认识了许多友人，他们的友谊让我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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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财经》杂志社给予我自由而宽松的工作环境。在目前的社会里，这样的环境难能可贵。本书的文章大部分在“界面”网站发表过，感谢界面联合创始人、CEO何力先生，他是一位卓越的媒体领导人，给予我很多支持和帮助。感谢界面新闻执行总编辑张衍阁、文化编辑刘溜和黄月的辛勤工作。感谢中信出版集团总编辑乔卫兵、主编寇艺明，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此前我们有过多次合作，都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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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感谢爱人方虹给予的支持。马浩宇同学已经是高中学生，他有时和我讨论日本近代史问题，一些观点对我很有启发。眼看着他健康长大，对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我的心中充满了幸福的阳光。我衷心希望他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和平、民主、繁荣、文明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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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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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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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4日，五四运动99周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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