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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图片：T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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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在飞鸟的高松冢古坟发现的男女官员像等彩色壁画（图14），虽然不是佛教美术，但为末期的装饰古坟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写实的日本风俗画，这幅作品代表了真正世俗画历史的开始，有人说这也是对战后法隆寺金堂壁画遭焚毁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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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高松冢古坟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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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圣武天皇时代为中心的天平时代的美术，包括堪称这一时期伟大丰碑的东大寺大佛殿和大佛在内，最顶尖的作品几乎没有留存下来，因此，很难给予准确评价。但是，在建筑方面有唐招提寺的金堂和东大寺的法华堂。历尽艰辛东渡日本并带来律宗的唐朝僧人鉴真曾居住在唐招提寺，金堂中的无墙明柱群令人联想起希腊的神殿。雕刻方面，留下了大量继承盛唐风格的写实性作品，如法华堂的执金刚像、日月和日光菩萨像、东大寺戒坛院的四大天王像、新药师寺的十二神将像、兴福寺的八部众像（图15）、十大弟子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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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兴福寺八部众之一：阿修罗像（辻本米三郎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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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样称为写实作品，天平雕刻的写实风格与镰仓时代不同，被公认为将颂神性融于写实中，发挥了理想与现实成功统一的特色。较之白凤雕刻的雄健，天平雕刻更弥漫着甚至到了神经质地步的细腻情感，这也许反映了律令统治体制的矛盾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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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注意的是，天平时代的美术中有很多涉及世俗艺术的作品，如迁移至平城京大内里建筑物中的唐招提寺的讲经堂，以及保存着大量圣武天皇日常生活爱用奢侈品的东大寺正仓院的“御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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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概述了七和八世纪佛教艺术的状况。正如已经提到的，这一时代的佛教艺术，它所拥有的广阔的世界史背景是无法忽视的特色。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各个艺术种类的时代风格上，而且贯穿于每一处细枝末节。例如，在飞鸟时代的工艺品中随处可见的忍冬唐草纹，不仅在云冈石窟的南北朝艺术中能够见到，进而从中亚的突厥、犍陀罗、萨珊波斯、萨拉森到东罗马都能找到其源头，实际上它始创于埃及、亚述，在希腊得以大成，分布于东西两大洋的广袤地域，最后传入远东的日本，这是证明世界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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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省略了对音乐和戏剧艺术的介绍。天平时代，伎乐、百济乐、新罗乐、度罗乐、大唐乐、渤海乐、林邑乐等外来音乐，与日本的传统歌舞一起在宫廷的宴会和寺院的法会上演出。虽说演奏的究竟是不是与那些国名完全相符的原汁原味的音乐且另当别论，但音乐的种类所体现的广阔的世界性背景，应该说真实反映了七和八世纪的日本文化在世界史上所拥有的超域性。收藏于正仓院的乐器箜篌，与亚述的浮雕上所刻的竖琴完全相同，该事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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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正仓院的箜篌（左）、亚述的竖琴（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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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尊奉为日本文化恩师的大唐，不仅拥有辽阔的疆土，也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热爱并大力吸收异国文化的时代，唐朝文化令人感受到浓郁的异国情调。因此，派遣遣唐使并热心学习中国文化的日本，从结果上看，间接吸收了世界文化的元素，这一点并不足为奇。而且，日本的宫廷中不仅有唐人、新罗人，也有印度僧侣婆罗门菩提、波斯人李密翳等西方人出入，这一时代的统治阶级也许呼吸的是国际化的空气，堪比南蛮贸易时代以及明治维新以后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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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和八世纪以佛教为中心的大陆文化，之所以能达到足以令今天的艺术爱好者惊喜的高度，一个原因就在于时人孜孜不倦地追求这种先进文化的进取精神。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并不是今天知识分子所认为的那种单纯的“艺术”，而是出于宗教热忱的产物，尽管在思想上谈不上有什么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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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权力和财富必定能创造出优秀的艺术，那么，为何德川幕府只能建造出诸如日光东照宫那样的低俗建筑？尽管出发点仅仅是为了“镇护国家”这一现世利益，但是自觉意识到在三宝的威力面前一切现世力量皆为空（“现御神[17]”自称是“三宝之奴”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这种宗教反省中所诞生的信仰热情，才是飞鸟、白凤、天平佛教美术在质量上达到如此高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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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于人民大众生产、生活之外的律令体制下的豪族们，通过谈不上是艺术家的工匠的机械般的分工劳动，不断创造出后世无法超越的美术作品，其成功的历史条件究竟在哪里？时至今日，这仍然是学术研究未能圆满解答的历史谜题。然而，我认为，上述的深入探讨也许可以成为解开此奥秘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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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传统艺术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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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制统治阶级为大陆文化所折服，不仅是在佛教艺术的层面，也同样体现在模仿隋、唐强大的国家体制、建立新的统治体系方面。迄今只有习惯法的日本，第一次制定出了“律令”这一多达一千五百条的巨大成文法体系，这本身就说明了上述这一点。仿造唐朝的长安建设永久性都城—平城京；建造带有瓦顶和朱红色立柱的大陆宫殿建筑样式的大内里；令宫廷中的官员穿上大陆风格的礼服；天皇的日常用品—就像在正仓院中能看到的“御用品”那样—使用从大陆船运而来的或者仿制的镜子、小刀、双六盘、屏风等工艺品；如此种种，大陆文化渗透到了日常的物质生活当中。不过，吸收大陆文化，也只是学习能用海船运来的文化财富，无法移植这些文化财富原产地的社会生活基础，因此，外来文化只是停留在为寺院以及宫廷装饰外表，而没有触及令统治阶级的意识和生活发生变革的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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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宫廷建筑中，虽然举行公众仪式的大极殿那样的建筑是大陆式宫殿建筑，但是通过后来的平安京的内里—现在京都御所的前身—可以推测，天皇日常生活所居住的大内里，是由丝柏树皮葺顶、原木建造的纯日本式建筑。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饮食生活方面也完全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尽管原则上律令政府的官员需要在大学里学习儒教经典，通过考试后才能获得任用，但实际上实行的却是“荫位制”，名门望族拥有世袭官职的特权，因此，真正掌握儒学修养的人只是少数的行政官僚。而且，他们也只是读了儒教的经典，并不是应用儒教的思想。与此相比，人们的热情更在于将中国的经典当作文学来学习，皇族以及高级贵族中出现了创作汉诗的人，甚至编辑出了《怀风藻》这样的诗集，不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和歌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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