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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传统艺术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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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制统治阶级为大陆文化所折服,不仅是在佛教艺术的层面,也同样体现在模仿隋、唐强大的国家体制、建立新的统治体系方面。迄今只有习惯法的日本,第一次制定出了“律令”这一多达一千五百条的巨大成文法体系,这本身就说明了上述这一点。仿造唐朝的长安建设永久性都城—平城京;建造带有瓦顶和朱红色立柱的大陆宫殿建筑样式的大内里;令宫廷中的官员穿上大陆风格的礼服;天皇的日常用品—就像在正仓院中能看到的“御用品”那样—使用从大陆船运而来的或者仿制的镜子、小刀、双六盘、屏风等工艺品;如此种种,大陆文化渗透到了日常的物质生活当中。不过,吸收大陆文化,也只是学习能用海船运来的文化财富,无法移植这些文化财富原产地的社会生活基础,因此,外来文化只是停留在为寺院以及宫廷装饰外表,而没有触及令统治阶级的意识和生活发生变革的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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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宫廷建筑中,虽然举行公众仪式的大极殿那样的建筑是大陆式宫殿建筑,但是通过后来的平安京的内里—现在京都御所的前身—可以推测,天皇日常生活所居住的大内里,是由丝柏树皮葺顶、原木建造的纯日本式建筑。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饮食生活方面也完全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尽管原则上律令政府的官员需要在大学里学习儒教经典,通过考试后才能获得任用,但实际上实行的却是“荫位制”,名门望族拥有世袭官职的特权,因此,真正掌握儒学修养的人只是少数的行政官僚。而且,他们也只是读了儒教的经典,并不是应用儒教的思想。与此相比,人们的热情更在于将中国的经典当作文学来学习,皇族以及高级贵族中出现了创作汉诗的人,甚至编辑出了《怀风藻》这样的诗集,不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和歌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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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他们与有闲、奢侈的大陆文化无缘也是理所当然的吧。他们中甚至出现了如行基那样违反禁令为传教游走民间的僧侣。建造寺院和佛像必须要有财力,于是诞生了这样的习俗,即成立称为“知识”的信徒团体—类似于后世的“讲”,并由他们筹集零散物资来建造。佛教也通过这一途径渗透到了民众中间。正如从九世纪药师寺的僧侣景戒所著的《日本灵异记》中读到的那样,将朴素的愿望托付于佛主的民间信仰得到了发展,民间信仰的发展历史成为后世创造大众佛教的历史源流,这一点十分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民间佛教中,外来文化的色彩比统治阶级的佛教更加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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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成文法的诞生已完成向父系家长制转变的中国家庭道德,也成为日本律令中的条文,同时形成了大量规矩。如规定发生不生育、争风吃醋等情况时,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丈夫就能凭单方面的意志将妻子逐出门户,即“七出”,对父祖不尽孝赡养的子孙要受到处罚等,但是,嫁女婚尚未普及,在走婚制仍在持续的时代,想要维护这样的家庭道德从一开始就无法畅行无阻。男女关系,延续了前代极其开放的传统,因此,即便有一定的约束—如婚姻必须得到长辈的同意,发生先恋爱后结婚的情况时,就算不构成犯罪也必须离婚等条目,最终也成了和现实无关的法令上的一纸空文,这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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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在性观念上不受束缚的开放性,最完美地阐释了不被伪善的性道德所扭曲的古代日本人健康的一面。这一时代最高的文化金字塔,即与佛教美术并称为双璧的《万叶集》,之所以充斥着大量的爱情诗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本居宣长自豪地认为,与汉诗中缺少爱情诗歌相反,和歌中爱情诗丰富多彩,此说并非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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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叶集》中收录了多达四千四百首诗,不仅有贵族的,也有无名民众的作品。这样一部巨型诗集的存在,可以说是最好的明证—证明了七和八世纪的日本文化中,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压倒性的优势面前坚韧地存活了下来,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实现了超越前代的更蓬勃的发展。柿本人麻吕的巨幅长歌可以说对应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佛的雄伟、山部赤人以及大伴家持等人细腻雅致的作品对应东大寺戒坛院四大天王和福兴寺八部众像的纯熟,说明日本人的艺术才能超越文学艺术与造型艺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领域性差异而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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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促成这一时代的艺术走向成熟的历史原动力是什么呢?究其根本,可以归结为正在推进统一国家制度化的古代国家上升期的社会发展趋势,尽管体制内部存在着巨大矛盾。如果仅限于上层结构的内部而言,也可以归结为对吸收外来文化的强烈欲望以及与传统文化强大生命力之间反作用力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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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收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技法的同时,端庄清丽的法隆寺壁画获得了成功,它与感官上极尽华美的阿旃陀石窟壁画有着迥异的风格。如果说这一日本人的独创性,反而在外来文化新鲜感的刺激下迸发出了活力,令传统文化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也不算是悖论吧。《万叶集》中的和歌当然是传统文学,但是之所以这种不定型的只是用耳朵倾听的歌谣,能发展成为有五七调固定形式的并能用眼睛来阅读的长歌、短歌,如果忽视了五言以及七言等拥有固定形式的汉诗的影响则根本无从谈起。姑且不论和歌中的七夕、神仙等素材采用的是中国文学知识,单就用汉字创作和歌这件事本身,假如不是大陆文化的影响又能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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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早在渡海而来的外来人的影响下,日本形成了用汉字写文章的习惯,但如《万叶集》般广泛使用汉文却是划时代的现象。汉字原本是用来记述汉文的表意文字,但是日本人却创造出了使用完全异质的汉字来表述日语的方法。其中既有将汉字的意思直接用于与之对应的日语—如将“山”训读为“yama[18]”,为了更准确地表述日语,还创造了利用汉字的方法,即舍弃汉字原有的意思,用于没有意义的音标文字,这不得不说是一项更为卓绝的发明。这就是所谓的“假名”。由于使用于《万叶集》中,故称之为“万叶假名”,结果它成为没有自己固有文字的日本人在自由书写日语时不可或缺的工具。这就像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一样,事后想来一切似乎都那么顺理成章,但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一种典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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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平安时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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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894年(宽平六年)中止了对遣唐使的派遣,这一时期从形式上来看,继续努力吸收大陆文化,在政治上,也大致到这一时期为止,姑且保持了律令体制的功能。因此,从794年(延历十三年)的平安奠都以后至九世纪,即平安时代初期,从大局可以看作是律令社会,但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文化方面,越来越强烈地呈现出与七和八世纪前后不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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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制的土地公有原则逐渐变得有名无实。贵族、寺院等权贵的私有领地即庄园的发展愈加显著,不堪重负的民众逃离后,口分田不断流入庄园。律令制度也由于遭到人民的消极抵抗而难以摆脱解体的命运。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内部,官僚政治的力量日趋弱化,藤原氏开创了世袭摄政、关白的先例,获得了事实上与君主同等地位的要职,压制处于竞争地位的其他贵族诸氏,造就了藤原氏独裁的贵族政治时代。高官的巨额俸禄和从遍布全国的庄园获得的收益一起,成了支撑贵族阶级独裁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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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即便在文化领域,贵族文化的色彩也变得日趋浓重。最澄(传教大师)和空海(弘法大师)两位僧侣,平安奠都不久便奔赴唐朝留学,在学习了大唐佛教最新理论后满载而归,前者在比睿山建造延历寺开创了天台宗,后者以京都的教王护国寺(东寺)为据点开创了真言宗(之后在纪伊的高野山创立金刚峰寺,并在此地圆寂),成为平安佛教的开山鼻祖。两人虽然都打着“镇护国家”的旗号,但与前代处于僧纲管制下的寺院不同,他们的寺院作为以信仰为中心而结成的宗派性教团,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向获得独立地位的发展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当时还没有进入到在人民大众中建立宗教组织的阶段,因此,天台、真言二宗只能选择让贵族成为檀越(后世的檀家[19])以寻求保护,为满足贵族们对现世的欲求而祈祷成了平安佛教最重要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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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佛教二宗中,天台宗原本是信仰法华经的宗派,但不久便被称为“台密”,成为以密教元素为主的宗派,与东寺的密教—真言宗并驾齐驱,使密教成为平安贵族信仰的中心。通过加持祈祷这一巫术的仪式满足现世欲求,拥有这一功能的密教,由于能充分满足为谋求升官和扩大庄园等现世利益而奔走的贵族们对宗教的期待,从而作为平安初期的宗教达到了全盛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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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佛教美术中,密教美术也占据了主流地位,密教特有的大日如来像、如意轮观音像,以及表现愤怒容颜的不动明王、五大力吼像的天部像中,有不少富有特色的作品,尤其是妖娆的观心寺如意轮观音像、表现威武勇敢姿态的园城寺的黄不动画像(图17)等作品,被公认为这一时代的最高杰作。雕刻美术中,与天平时代不同,大量作品中蕴含着强劲的精神力量。之所以木雕佛像取代金铜佛和干漆像成为主流,最近的研究表明,也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结果,即行基等在民间默默坚守信仰的僧侣们,为贫寒的佛堂制造朴实的木雕佛像技术日趋精湛,从而取代了前代官方大寺院佛像制造所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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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由于没有出现如《万叶集》那样的大型诗歌集,因此没有很多和歌作品留存下来。汉文学教养在官僚世界里广泛普及,汉诗、汉文的写作成为风潮,继奈良朝的《怀风藻》之后,陆续编辑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汉诗集,涌现出空海、小野篁、都良香等作家。但是,汉文学的兴盛基本上只是表面现象,人们依然大量写作和歌,对假名的使用也逐渐盛行,这个时代可以说已经为后一个时代假名文艺的发展做好了准备。最近从藤原宫遗址发掘出了七世纪末以来写有文字的大量木简,其中能看到和后世的片假名相同的字形,假名的起源似乎可以追溯到相当古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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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园城寺的黄不动画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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