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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伴大纳言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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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品，与它们的目标相吻合，运用强劲有力的线条写实地描绘对象，与力图通过浓艳的色彩来渲染情趣的《源氏物语画卷》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画风。这些作品，以这样的形式、这样的素材，不但画出了贵族生活的习俗，而且在画中大胆表现大众的现实生活，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它虽然是贵族艺术，但大量吸收了大众生活的元素。这无疑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些作品所诞生的十一和十二世纪贵族社会末期文化史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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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的那样，堪称“不在地主”的贵族统治体制，可以说一开始就缺乏控制农村的力量，随着名主、武士等农村地主势力的上升，来自地方势力的压力日趋增大。上皇政治即院政，替代了摄政、关白政治，表面看来宫廷内部的权势直接从外戚藤原氏移交到了皇室手中。但是，院政有其实质基础，那就是作为地方官而敛财的受领层[28]的近臣集团，仅这一点也证明了地方优势反映在中央政治上。另外，不能忽视的是，院政往往依靠源氏、平氏等武士的武装力量，这也显示出与藤原氏摄关政治时代不同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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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情况，也随即反映到了文化领域。院政时代的文化，吸收了大量大众文化的元素，无法用贵族文化一概而论。文学艺术的世界中，创作物语停滞不前，出现了《荣华物语》以及《大镜》等历史物语。另一方面，还诞生了《今昔物语集》等直接表现大众粗放生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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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演艺术领域中，除了八世纪以来从大陆传入的以宫廷音乐为基础的高丽乐、唐乐等用于仪典的音乐外，在贵族宴会上也开始表演曾在民间流行的猿乐和田乐，前者表演的是滑稽的模仿秀和曲艺节目，后者演奏的则是田头插秧时用来鼓舞劳动热情的音乐。身份卑微的艺伎以及女木偶师表演的时尚歌曲也进入了贵族世界，深受贵族喜爱，乃至后白河法皇编辑了时尚歌曲集《梁尘秘抄》。这是院政时代文化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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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文化无论经过怎样的锤炼，它依赖的仅是封闭在享乐、颓废的狭隘世界里受到局限的文化感觉，这无法阻止其走向末路。当这一态势变得愈发严峻时，粗野却健康、泼辣的大众文化才得以为贵族文化注入它完全欠缺的新元素，从而开辟起死回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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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物语集》中有一个故事，讲述的是近江国的某郡司建了一座佛堂，在此举行佛事时演奏了田乐，从比睿山请来的有学问的高僧十分惊诧并嘲笑道：这家伙把田乐当音乐了。这个故事十分生动地反映了贵族和大众对音乐的感觉存在鲜明的对立。尽管存在如此巨大的对立，1096年（永长元年）京都田乐大为流行，从市井百姓到最高贵族，京城里的人头戴田乐用的斗笠，打扮成奇异的模样招摇过市。这一活动不正象征着庶民文化的渗透已经形成无法阻挡的势头了吗？《信贵山缘起画卷》以及《伴大纳言画卷》无疑也是这种文化大趋势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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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之前的话题，这个时代的画卷中有据传是鸟羽僧正觉猷创作的《鸟兽戏画》（图23）。稍后的时期，即被视为这个时代最末期的平家时代作品中，有以《饿鬼草纸》《地狱草纸》《病草纸》之名传世的《六道画卷》《粉河寺缘起画卷》等。其中《六道画卷》不加掩饰地描绘了饿鬼、地狱、人（疾病）各界丑恶而残酷的情景，让观画者深切感受到现实世界的可憎面目。画卷在进入下一个时代即镰仓时代以后更加流行，诞生了大量作品。我在下一章中将根据需要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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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鸟兽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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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贵族文化向地方和海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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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已经论述了，贵族社会的文化在质量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与此同时，也不能无视在中央臻于完善的贵族文化向地方传播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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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央文化向地方传播并非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出现的现象。八世纪，全国各地兴建国分寺，地方豪族也开始建寺造佛。不过，国分寺虽然建在地方上，但作为律令政府的项目，是在中央的指令下进行的，并非地方居民的自发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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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豪族的建寺造佛，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现堪与东大寺、兴福寺比肩的高水准作品。从九世纪进入十世纪后，佛教文化对地方的渗透更加明显。在东国开始盛行非常符合东国人粗放气质的但在城市人的眼里只能算作半成品的佛像。这种名为“铊雕”样式的佛像，表面留有斑斑琢痕，并且线条粗犷，独具关东特色，作为地方独特文化登场的象征十分值得重视（图24）。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从佛像上还是能看到城市与地方间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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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至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地方豪族军事、经济力量的增强，地方上也形成了绝不逊于中央的地方文化。其中最典型的实例，就是陆奥国藤原氏势力范围内的平泉寺院。以建于1124年（天治元年）的中尊寺金色堂为代表，包括模仿宇治平等院庭院建造的无量光院在内的众多漂亮伽蓝，庄严地伫立在东北边境的这个地区，呈现出美妙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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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铊雕佛像群马县日轮寺的十一面观音像（引自久野健《论关东的铊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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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泉相比，虽说规模稍小，同样位于陆奥国的白水和高藏寺的阿弥陀堂、丰后国富贵寺的阿弥陀堂等移植了曾是贵族社会时尚的佛教美术遗产，留存于东西各地，这也证明这个时代末期的地方实力终于成长到能同化、吸收中央贵族文化的地步了，并成为后一个时代东国武士同化贵族文化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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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贵族文化向地方渗透的同时，还必须特书一笔的是，进入这个时代以后，日本摆脱了直接输入大陆文化的模式而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如今反客为主地向大陆输出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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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纪中期，《皇朝类苑》（宋代红少虞著）的作者，在宋的相国寺中见到出售日本扇子，他在评论扇面的山水画时写道：“意味深远、笔势精妙，中国的名画家恐怕也难以企及”，之后还感慨道：价格昂贵，无能力购买，时常感到惋惜。大和绘输出到中国，不仅作为商品销售价格很高，而且得到了艺术价值很高的评价，这一事实并不是出自常见的日本人的自吹自擂，而是经中国人之手明确记载下来，十分值得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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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意识到在世界史中处于落后地位的日本人，正如“大唐国”这一称呼所反映的那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将学习先进文化当成自己的当务之急，现在终于对日本文化的独立性产生了强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