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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文学中的物语，历经不断传抄和校勘产生了各种版本，如《源氏物语》有蓝皮版系列的抄本和河内版系列的抄本，虽然它们在行文中存在很大差异，但至多是文字上的些许不同，并没有出现整章整段增减的情况。然而在《平家物语》中，各版本之间甚至出现了整体结构上有无单独插话段落的重大差别。而且，在篇幅上也存在很大不同，既有十二卷的流行版《平家物语》，又有被认为是《平家物语》异本的四十八卷的《源平盛衰记》。琵琶法师在各阶层传播的过程中，根据听众的需求而不断对故事情节和顺序进行改变，可以说是各种异本出现的缘由。因此，我们很难断言某个特定的作者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更应该认为，这是一部在漫长的岁月中融入了众多欣赏者趣味而得以不断成长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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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也不得不承认它拥有大众乃至民族经典的特征，这是局限在贵族社会内部形成的平安时代物语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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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也成为历史主人公的武士，在军记物语中第一次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角登场。一方本《平家物语》的卷首有“祇园精舍之钟声，云云”的名句，卷末以建礼门院送葬队伍绕墓而行的故事即“灌顶卷”结尾，两者都模仿《往生要集》的创意，仅从这一点而言，它被安上了净土教文学的框架。但是，《平家物语》的原始版本中“灌顶卷”尚未独立，所以这种框架并不是《平家物语》一开始就有的，《平家物语》最着力描绘的，还是成为新时代中坚的武士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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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平家物语》如此，其他如《保元物语》《平治物语》也与之相同，军记物语并不着眼于武士作为农业经营者的一面，而是竭力描绘武士作为战场上勇士的一面。在这一点上，它们也不同于南北朝前后出现的表现武士日常生活的《男衾三郎画卷》等作品，反而更生动地再现了武士之所以是武士而不只是富农的缘由。总之，这些作品在切实写出了武士道德的内涵—不畏死的勇武、下属对主君的忠心节操，以及主君对下属的恩义仁爱、对后代的爱护等—的同时，也赤裸裸地描绘出武士急于追求一己功名和私利的另一侧面。这一点，与江户时代被儒学教义粉饰并被伪善地加以美化的“武士道”的理论迥异，如实把握住了现实生活中武士活生生的行为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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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家物语》将平重盛对藤原基房一行施加的暴行算到了其父清盛的头上，试图以此将重盛塑造成彻头彻尾的善人，而将清盛塑造成彻头彻尾的恶人。尽管在文学上有着如此这般的改编，但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真实而言，却可以说整部作品贯穿着极为彻底的现实主义，《平家物语》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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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描写贵族日常生活的《源氏物语》，其整体构思停留在暗示人生的悲剧本质上，它并不直接局部地叙述悲剧的波澜起伏，而是细腻入微地描写丰富的情感变化，这一姿态贯穿始终。正如前面所述，撇开武士的日常生活、只以战场上的公共活动为叙述对象的军记物语与《源氏物语》不同，作品中悲剧性内容高潮迭起，并且，整部作品由平家一族悲壮地走向灭亡的历程所构成，从而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局部上都发挥了戏剧性效果。因此，它既有从贵族文学中所无法看到的宽广视野，也具备了大众化的特征，而因受到各个不同阶层的喜爱，今天它仍然有着比《源氏物语》更为广泛的读者群，我们可以由此窥视到《平家物语》所潜藏的艺术特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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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平家物语》之后出现的是《太平记》，它以元弘之乱到南北朝的战乱为主题，应是完成于十四世纪的后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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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家物语》实质上叙述的是平家的灭亡，形式上道出的是盛者必衰的道理，有着十分统一的主题。与此相对，按照时间顺序平面叙述战乱的《太平记》，尽管也有很多精彩的部分，但整体上难以打动人，无法与《平家物语》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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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就像我后面所要论述的那样，南北朝的战乱，是古代国家陈旧体制的消亡使得社会阶层发生根本新陈代谢的导火线。以此战乱为对象的《太平记》，描写了为个人和家族利益而肆意践踏旧式权威的武士和土豪的实力本位的种种行为，并更加赤裸裸地暴露了在《平家物语》中屡屡被美化的武士粗野的行为原则。也许正因为它没有《平家物语》那种用一块遮羞布来美化事件的态度，因此可以说它也有着比《平家物语》更为彻底的历史真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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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军记物语中，《太平记》是最后一部称得上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其后以室町时代战乱为主题的《明德记》等作品几乎没有文学艺术的魅力，取而代之的是《义经记》《曾我物语》等以特定武士个人命运为主题的作品广为流行。但是，这些作品与其称为军记物语，实际上“御伽草子[33]”的特色更为强烈。军记物语暂且拉下了历史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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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到，军记物语的前身—战争故事早在平安时代就已经出现，与此同时，以战争故事为主题的画卷也早已问世，不过，现存的作品中只能见到镰仓时代以后的画卷，其中有十三世纪末期创作的《蒙古袭来画卷》（图26）以及被认为诞生在它前后的《平治物语画卷》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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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两部作品都只是画卷技巧退化期中的二流作品，前者是参加文永、弘安战役的竹崎季长根据自己的实战经历请画师画出后用来供奉氏神，从这一点来看，其作为应武士要求诞生的作品有值得瞩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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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蒙古袭来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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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新佛教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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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士为代表的大众力量的壮大，创造了贵族社会没有的全新艺术种类。同样，宗教领域中，也诞生了与贵族佛教性质迥异的大众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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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章所述的那样，直感到现世的荣华绝非永恒的贵族，开始追求来世的救赎，作为对这一需求的回应，佛教界提供了倡导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教教义，985年（永观三年）诞生了源信的《往生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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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要集》中所倡导的念佛，需要建造华丽的阿弥陀堂，人们可以在佛堂中陶醉于往生极乐世界的幻觉，这一教义适合于贵族，却并不能称为大众的福音。每天忙于应付生计的大众，期盼的是保证能得到救赎的简单明了的教义。毋宁说民间下层修行者们—他们坚持非僧非俗的生活，勤于念佛，诵读《法华经》并被称为“沙弥”或“高僧”—的信仰远比教义更让民众感到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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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将详细论述的法然和日莲倡导的简易修行，可谓为平安时代以后出现的民间佛教提供了新的宗教理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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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政时代以来，随着贵族社会的危机与日俱增，佛经中所阐释的末法理论—即释迦牟尼圆寂两千年后进入末法时代，王法、佛法破灭—变成了事实出现在眼前，贵族们内心的不安愈发强烈。保元、平治、治承的战乱，使京都沦为兵马之城，社会秩序的解体一目了然，为了摆脱这一危机，对福音的希求成为社会上下各阶层共同的迫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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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的社会需求，新佛教中第一个发出声音的人就是法然（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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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提出了“专修念佛”的主张，他认为，末法时代没有其他救赎之路，唯有通过口称阿弥陀佛之名获得往生，他由此开创了“净土宗”这一新的宗派。法然强调，通过念佛，无疑所有人都能获得救赎，尤其为没有建寺造佛财力的“贫穷困乏之类”以及缺少闲暇修学的“愚钝下智”之人开辟一条往生之道，为他们指明了谁都可以做到的“口称念佛”的修行方法。法然高举大众佛教的旗帜，这在贵族佛教中堪称前所未有的划时代现象。法然门下之所以聚集了不同阶层的人，除了皇族、公家贵族之外，还有从熊谷直实、宇都宫赖纲等武士，到交野四郎等强盗首领、室泊[34]的艺伎等社会最底层民众，正是“专修念佛”的教义打破了阶级差别并成为万众平等的福音所带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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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法然门下的亲鸾，走进关东地区的农村，接触在此生活的下级武士和农民，在比法然更密切联系大众的过程中深化了净土宗的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