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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山时代追求奢华的倾向，正如从伏见城以及据传是聚乐第遗址的各种建筑中所能见到的那样，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均施以大量装饰性雕刻，华丽的隔扇画和屏风画使得令人炫目的建筑风格流行了起来。它带来的最恶劣的后果，就是甚至造出了诸如德川家光时期完成的日光东照宫那样的建筑，这种建筑忘却了建筑的结构美而陷入了过分装饰。另一方面，就像上面谈到的，仅将生命力寄托在茶道的实用性功能和纯粹的建筑结构上的茶室建筑的诞生，从结果而言，这个时代的双重特征发挥了阻止日本建筑全面堕落的平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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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去除了装饰性，并倾力追求生活空间的功能性和力学结构美的建筑，则是较之茶室更沿袭了书院造风格的桂离宫（图42）。在环式庭园内配以建筑的出色创意，是足以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日本文化的独特产物。桂离宫由智仁亲王、智忠亲王两代皇族从元和至宽永年间建造，从它大量运用了古代贵族文化素养这一点上而言，与宗达的绘画多少有些相似之处。我们还可以结合下面一点来考虑，即作为后水尾天皇的山庄建于十七世纪后半叶的修学院离宫（图43），可以纵览洛北的大小山脉，是日本罕见的拥有壮观景观的庭园，并且它也是皇室的建筑。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势力消失殆尽的古代贵族末裔，反而因此释放出了古代文化传统的最精粹的能量，为创造日本文化建立了最后功绩。无论是宗达还是桂离宫，抑或是修学院离宫，之所以它们卓绝的风格样式只经历了一个时代便宣告终结而没有成为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大概是因为古代贵族的特性不适应江户时代的文化发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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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桂离宫的建筑（图片：T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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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修学院离宫庭园（图片：T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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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170661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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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与西方文化的最初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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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桃山文化，大体上摆脱了前代从宋、元、明输入的中国模式，为了与日本人在生活上的要求相匹配而经历了日本化的过程，拥有了自己的特色。与这一态势齐头并进，过去与日本没有任何交流的欧洲文化也开始输入日本，从多种意义而言，这是不可忽视的现象。以葡萄牙为主力的欧洲势力东渐，葡萄牙船只终于在1543年（天文十二年）驶入种子岛，继而1549年（天文十八年）天主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远渡重洋来到日本，开始了日本与西方的最初接触。之后，直到宽永锁国的大约一百年间，南蛮人（当时将葡萄牙人称为南蛮人）通过贸易和传教，将铁炮[45]等西方物质文化以及名为吉利支丹[46]（当时将天主教称为吉利支丹）的基督教文化输入日本（图44）。西班牙的船只也稍晚于葡萄牙驶入日本，进而，日本与荷兰和英国也开始交往，加上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实施征服吕宋计划、御朱印船展开南洋贸易、日本人进入南洋等行动，这一个世纪的日本，在国际关系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开放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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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欧洲人的交往中，迄今为止以为外国只有大唐和天竺（印度）的日本人，知道了还有西方这一文明世界的存在，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整个世界。无论是信长还是秀吉、家康，都通过地球仪以及世界地图了解了日本在世界上的位置，可以说这使得这个时代以后的日本人彻底改变了从前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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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生活中，不知不觉中渗入了大量西方的元素，如帽子、裤子、雨衣、床铺、椅子、眼镜、钟表、香烟等，其中虽然也有些东西在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消失了，但其中的大多数，锁国以后仍然扎根于日本人的生活中。今天的日语中之所以有很多单词出自葡萄牙语—如サラサ[47]、パン[48]、ラシャ[49]、ビロード[50]等—无疑是在这个时代输入的南蛮文化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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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南蛮（葡萄牙）船只（南蛮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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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领域中，日本人学到了大量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崭新知识。天主教宣扬对唯一、绝对神的信仰，这让只知道多神教或泛神教的日本人大吃一惊。另外，与宗教同时得以宣扬的一夫一妻道德观，也给予日本人以巨大冲击。过去从中国传来的佛教，与中国的教派几乎无关，不外乎是按照日本统治阶级的主体性要求自上而下接受下来的。与这样的佛教不同，由欧洲天主教团的传教士主动从国外带来的耶稣会的门派，迅速对大众展开布道，在很短时间内吸收了大量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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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吉利支丹版《天主教教义》［1592年（天正二十年）天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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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间，出于遵守宗教礼仪的需要，开始采用星期、阳历等风俗习惯。随着宗教活动的展开，他们在初等神学院（seminário）和高等神学院（colégio）展开基督教教育，并用日语罗马字翻译基督教文学以及出版日本古典著作、日语辞典和其他出版物（称为吉利支丹版）（图45），通过油画以及铜版画介绍西方美术，在教徒的集会上演奏西方音乐及上演宗教戏剧等，尽管这些活动传播的范围并不广泛，但作为在这个时代日本的某个角落里发生的与西方文化多角度接触的实例，十分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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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天主教为中心的精神文化，被接受的程度并没有达到铁炮、钟表、眼镜等生活实用品的水平。天主教传教的成功，大多也是因为对巫术般效果的诉求，如武士们戴上十字架，是将它当作战场上的护身符；民众喝圣水则是为了祈祷病体康复。皈依天主教，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的精神结构，这是一个疑问。虽然如此，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围绕在传教士周围的教徒们精神上的联合，对于好不容易正在确立的封建秩序来说存在着威胁。尽管为了牵制佛教徒，信长承认了天主教，但秀吉以后开始采取禁教的政策，并以此为由，德川家光将军最终于1639年（宽永十六年）发出禁止葡萄牙船进入日本的命令—锁国令，对天主教的镇压不断加剧，众多教徒因此殉教。在信仰方面，与将现实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布道发展期不同，留下甘受酷刑、愿舍生赴死的教徒们，反而是去芜存菁，但结果却使得不仅天主教濒临灭绝，而且与天主教有关的南蛮文化也几近销声匿迹，除了上述的已经扎根于日本人生活中的香烟、眼镜等，南蛮文化从日本文化中被一扫而尽，与西方文化热闹非凡的交流犹如南柯一梦，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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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上来看，南蛮文化不仅没有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其内容也与和近代科学文明结合之后的荷兰文化不同，是南欧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因此，仅以它是西方文化而过高评价它的输入是不恰当的。由于南蛮文化日后没有保持其生命力的连续性，这反而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兴趣，我们必须警惕沉迷于它所散发出来的异国情调而误判日本文化史的大局。对我们来说，比起南蛮文化的林林总总，向世界打开门户—哪怕是短暂的，由此使得日本人扩大了视野，我认为这才是这个时代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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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1585年（天正十三年）从九州三大名的大村、有马、大友派出少年使节团，这是日本人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他们向罗马教皇赠送了描绘安土山风景的狩野派屏风画，记录下这一事件也并非没有意义。虽然它只是一件小事，并没有特别的证据表明它对西方美术史产生了影响，但是我们有必要了解，日本与西方在文化上的交流，并不只是停留在一味输入外国文化的层面上，就之后十九世纪浮世绘对后期印象派产生的影响而言，这件事称得上是日本美术进入西方世界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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