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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第七章 封建社会瓦解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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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体制的倾斜与商人艺术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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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武士和农民的贫困，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得日益严重。1716年（享保元年）就任第八代将军的德川吉宗发动的享保改革，目的就在于抑制这一势头，并重新强化封建秩序。在第十代将军家治治下，自1767年（明和四年）以来掌握实权的田沼意次推行的政策是与御用商人联手，这不外乎表明他试图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但是，官商勾结所产生的金钱力量公然横行，因而受到指责，导致田沼下台。1787年（天明七年），第十一代将军家齐治下，松平定信就任老中[59]，开始了宽政（1789年以后）的改革。他重新采用复古主义的政策，以整顿纲纪为目标，强行实施了诸如鼓励节俭、抑制奢侈、救济武士、防止农村荒废等各种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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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宽政五年）定信引退，家齐掌握实权，整顿政治失败，上下阶层无不追求感官享受，迎来了文化文政的成熟时代。第十二代家庆治下成为老中的水野忠邦所尝试的天保改革，是在这一形势下为重新强化封建体制所做的最后努力。他不仅奖励节约、整顿风气、清理财政，还将江户周边区域划归为幕府直辖的领地，将农村的新兴商人置于幕府的直接管辖下，甚至试图实行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中央强权政策。但是，这项政策招来了各方面的反对，忠邦不得不于1843年（天保十四年）下台，从此江户幕府走上了衰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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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为了应对封建社会的矛盾激化，出现了试图抑制局面的复古干预政策和试图顺应局面的现实放任政策的循环往复，时代就在这一过程中前进。然而，在如此背景下，即便采取了复古政策，也不会如改革当事者所愿，结果只能沿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轨迹，促进封建社会发生质变。并且，在复古改革政策的时期，整顿风俗、对商人文化严加管控成为常态。然而，来自外部权力的重压绝不可能培养出健全的文化，因此，无法阻止商人文化愈发成熟并走向颓废，也势在必然，甚至导致不健康的倾向愈演愈烈，如有人摆出迎合权力的姿态，有人表面上拥护政策暗地里却寻求出口发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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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人无力开辟崭新的历史方向，他们的生活即便能托太平之福促使消费文化成熟，但无法形成有效的历史条件，为创造新时代积累革新动力。正如我后面要谈到的那样，值得充分肯定的是，力图脱离封建意识形态的思想界、学术界的运动大多来自商人文化发展的支撑。然而，尤其在谈到文学艺术时，与元禄时代形成对比，以文化文政时代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瓦解期的商人艺术，一如平安时代后期的贵族艺术，尽管越发精致、日益洗练，但是，与其说它直接连接力量强大的历史进步的基线，不如说它是在死胡同中发展到了极限，之所以无法摆脱这一感觉，就是由上述的历史缘由所导致。下面，我想围绕这个时代文学艺术各领域的问题，探讨它们所展示的具体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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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中，以西鹤为最高峰的浮世草子趋于僵硬的脸谱化并走向衰落，分化成读本、草双纸、洒落本、滑稽本、人情本等各种类型的小说本开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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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是取材于历史的长篇读物。泷泽马琴耗时二十八年创作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以长达一百零六卷的无与伦比的篇幅而著称。但是，该作品不但人物概念化，而且由于内容中充满机械地迎合封建道德“惩恶扬善”的意识形态而显得极不自然，它仅靠复杂的情节展开吸引读者，十分乏味。这种评价，也很适合于从红皮本、黑皮本、蓝皮本、黄皮本等一众幼稚画本中脱胎而出的草双纸，尤其是长篇多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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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双纸的生命力在于它是更以插图而非文字吸引读者的配图小说。由一流浮世绘画家绘制的封面以及插图，是草双纸的巨大魅力所在，这一点与过去的画卷传统有关，是一种特别的艺术形式（因此，阅读只有文字的活字印本完全不能体会草双纸的妙趣）（图54）。但是，草双纸的故事大多远离现实、荒诞不经，在插图中加入歌舞伎的舞台表演后，愈发显露丧失文艺作品自律性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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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者相比，细腻描述花街柳巷中的嫖客与妓女对话的洒落本，虽然有些无趣，却忠实描绘了现实，因而十分自然。由式亭三马创作、从洒落本演变而来的滑稽本代表作《浮世澡堂》《浮世理发店》等，生动再现了聚集在澡堂和理发店的市井男女老少的对话，令人置身于当时庶民社会的真实氛围中。同样以滑稽本著称的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游记》中，虽然加入了许多狂言创意中特有的编造成分，和《浮世澡堂》等相比缺乏写实性，但还是能从中读到江户商人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趣味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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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洒落本演变而成的另一种读物—人情本，为永春水的《春色梅儿誉美》是其中的代表。它依然借助插图的魅力，在渲染背景情调的同时，以冷峻的笔触刻画花柳世界中男女的心理纠葛，再现发展到最成熟期的商人生活侧面，这一点上可谓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从这一意义而言，人情本作为文化文政时代的文学，比起读本和草双本，应该说具有更高的艺术性。不过，它作为小说还是格局有限，缺少思想深度和高尚品位。总之，从它在颓废期中难成大器这一点上，不得不让人感到商人的文学艺术已经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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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字的艺术形式外，还诞生了大众娱乐的场所—寄席[60]，讲谈、落语等用耳倾听的大众文艺的兴起，是庶民文化的一个新现象。尤其是落语，作为以大众日常生活为素材的喜剧艺术，经过一代代人的精益求精，到了现代仍然没有失去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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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近松时为止一直是一个人操控的人偶，终于发展成三人操控，人偶净琉璃的表演技巧不断得以提升，剧本创作也在复杂的情节和多样的题材上下足了功夫（图53）。竹田出云、并木宗辅等合作的《菅原传授手习鉴》《义经千本樱》《假名手本忠臣藏》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知名度极高。这一时期的作品，尽管整体上缺乏统一的基调，但惨死于礼教而将剧情推向高潮的场面，令观众为之泪下，也让人感受到民众中蕴藏着的对非人封建道德的批判，不失为动人的舞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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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人偶净琉璃（现代的文乐的舞台，林嘉吉摄影，平凡社画廊，引自《文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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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人偶净琉璃日渐式微，新内调、常磐津调、清元调等净琉璃的新流派兴起，它们与歌舞伎结合在一起，在酒席上演出，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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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方面，歌舞伎剧本在结构上有了长足进步，幕府末期，出现了如鹤屋南北、河竹默阿弥等杰出的剧作家，他们以写实手法抓住现实世界的百态。作为传统艺术在今天依然拥有大量观众的歌舞伎，大致也在这一时期成形。歌舞伎作为歌舞剧，起步于以特定演员的个人魅力为卖点的表演艺术，并自始至终保持了这一特征。最终，剧本的艺术形式、内容的进步等价值不大被认可，依赖于主演的人气这一世俗特征十分强烈。与后期人偶剧的情况相同，歌舞伎纵然每一个舞台场景、细致入微的演技都有着吸引人的美感，但很少能在整体上打动人。歌舞伎在被视为类似于花街柳巷的不健康的娱乐场表演，演员被当成“河边乞食”的贱民，如此氛围之下，它没有机会将艺术升华也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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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近代以后受到高度评价的商人艺术，宛如古代物语所经历的那样，在当时只不过是一时的消遣品而已。文学工作者也安于“通俗作家”之名，并不以迎合读者的口味为耻，因此，他们和古代的物语作者以及元禄时代的文豪们一样，缺乏正视人生、将全部热情倾注于创作的认真态度。虽然在不拘泥于儒教的伪善道德、肯定恋爱与性欲、直面活生生的人类情感等方面，他们表现出了儒学家身上没有的现实精神，但不得不看到，这些并不是在反抗封建正统道德的基础上所采取的态度，而是为了避免受到压制，在表面上迎合封建道德，张冠李戴打出“惩恶扬善”的幌子。既没有深刻的思想，又欠缺对抗现实的勇敢行动，也就难免落入猎奇的窠臼。读本、草双纸、歌舞伎等作品中，之所以充斥着残忍的凶杀、恶毒的阴谋、怪诞的幽灵妖魔、露骨的男女情爱的场景，以此来刺激读者的末梢神经，正是出自上述的原因（图54）。即使在鹤屋南北、河竹默阿弥等在描绘社会世相方面极为出色的作家剧本中，也存在着如南北的《东海道四谷怪谈》等丑恶离奇的妖怪剧、默阿弥的《红碟破碟》等以性嗜残暴的场景为中心的剧目，由此能看到颓废期的艺术特色。但是，反过来说，这也可以看成是民众对封建社会的消极抵抗，是野性能量的发泄，是对固化的社会体制、因袭的道德的反叛。近年介绍的土佐画家绘金的歌舞伎图（图55）等作品，强烈体现了这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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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多卷本《不知火谭》的一个画面。嘉永二年至明治初年出版。展现了奇异的妖怪、残暴的杀人和虐待、丑恶的疾病等异常情景，充分反映了颓废期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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