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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安藤广重的《洗马》（《木曾街道六十九次》中的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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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浮世绘版画，重视写生的圆山应举的圆山派、松村吴春的四条派，以温文尔雅的笔致描绘京都一带的风景，深受京城富商的欢迎，但在艺术上稍欠火候，无特色可言。南画派（文人画），学习和吸收《芥子园画传》画谱以及明、清的画风，迎合以汉学功底见长的知识分子的口味，与职业画家风格迥异的作品受到推崇，涌现出池大雅（图59）、与谢芜村、田能村竹田等众多大家。他们充满诗意、超凡脱俗的作品散发着独特的气息，这一点的确是事实，但无法否认的是，他们的作品中也有着刻意卖弄清高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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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池大雅的《钓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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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这一时代的造型美术没有达到堪与《信贵山缘起》以及雪舟、宗达比肩的高度，这一点也恰好对应文学艺术成果中没有出现能和《源氏物语》以及芭蕉、西鹤、近松等人作品媲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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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一时代的造型美术领域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西方美术界开始了交流。西洋画的传入早在十六世纪的南蛮文化时代已经出现，当时仅有一些依样画葫芦地模仿西方作品的油画。到了这个时代，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洋画，与兰学的流行并行，不仅诞生了司马江汉等西洋画家，而且在日本画的领域里也引进了透视法等西洋画的手法，这一点在浮世绘版画中随处可见。如果没有对西洋画中写实主义的接受，也同样不会有南画家渡边华山肖像画中的逼真感。北斋、广重的风景版画中也明显流露着如描绘云彩等方面的西洋画技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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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较之西洋画对日本产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一事实，即接受了西洋画影响的日本画，在幕末开国以后反过来输出到欧洲，给予西方绘画史决定性影响。后期印象派之所以能一举改变被古典写实主义的暗色画法捆住手脚的西洋画风，开创出以鲜明的色彩构成明亮画面的境界，其中固然有着各种历史条件的作用，但至少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必须提到他们受到了北斋以及广重版画的色彩运用方法的刺激，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例如，以不用中间色过渡而直接配以原色震惊世人的爱德华•马奈的技法，虽然是从西班牙绘画的色彩感发展而来的，但决定性的因素更在于1855年前后频频引起巴黎画家们关注的浮世绘版画的影响，这成为后期印象派诞生的契机，他们脱离过去的古典式写实主义，建立了运用明亮的色彩和画家自由视点来进行创作的崭新画风。在莫奈等人的作品中也能明显看到这一影响。天才画家梵高也热心学习浮世绘，留下了色彩强烈、富有个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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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绘虽然曾传入宋朝受到高度评价，也有狩野派的安土山屏风画赠送给罗马教皇的先例，但并没有对中国以及意大利绘画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到了浮世绘版画，在西方绘画史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对于过去一味接受外国文化而几乎没有机会对其作出贡献的日本文化而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划时代的现象。迄今为止有关日本文化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这一基本事实甚至都未进行过充分调查，因此，避免用现有的这点知识而作深入论述是比较妥当的。不过，在仅能找到俳句给予意象主义运动（1910年前后在英美兴起的自由诗运动）的诗人们以影响等少数几个例子的当下，可以说浮世绘版画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事实（图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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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 浮世绘对欧洲绘画的影响（梵高临摹的广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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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170661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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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科学精神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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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消费型享乐的艺术领域，并没有响起迈向新时代的强有力的脚步声，但在学术和思想领域中却明确显示出了历史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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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章已经谈到，在作为正统理论主宰思想界的儒学内部，儒学本身的权威受到否定，出现了探寻符合日本现实道路的思想。这种倾向，使得在这一时代中所形成的与儒学完全不同系列的两门新学科完成了体系建设，由此拓展了拘泥于将中国古典的理论思想视为最高权威的儒学时代所无法拓展的视野。其中一门学科是国学，另一门则是兰学或西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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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元禄时代的契冲提出来的，他试图从国语学的角度对《万叶集》等日本古典展开研究。荷田春满又加上了通过对日本古典的研究来阐明古代之道的思想性内容，经过贺茂真渊到本居宣长，无论在思想性上还是在学术性上都达到了集大成的高度。尤其是宣长，耗时三十余年，于1798年（宽政十年）完成了《古事记》的注释—《古事记传》，该著作作为对日本古典的缜密的实证性研究，时至今日也仍然是《古事记》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力作，有着极高学术价值，再加上盲人学者塙保己一汇集众多日本古代典籍校订编辑的《群书类丛》五百三十卷，堪称国学家建立的最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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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从文献学角度理解日本古典来探索“古道”的国学方法论中，留下了深受徂徕学派古文词学研究方法启示的痕迹，徂徕学派试图通过研究儒教经典阐明孔子、孟子的古义。但在徂徕学派那里，将中国圣人的教说奉为绝对权威，而国学则相反，称颂从日本的古典中抽象出的日本古代之道是至高的理想，为了探求未被中国思想、佛教思想—用国学家的国语来说就是“唐心”“佛心”—扭曲以前的纯粹的日本古道，他们在古典的研究上倾注了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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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方法，意味着以颠覆徂徕学中国崇拜的形式高歌日本中心主义。与儒教思辨性道学理论同质的思想，和实证性学术研究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仅就这一点而言，不能说完全脱离了儒教的思维方式。他们攻击儒学家不了解脚底下的日本，只会一味地依附于中国的古典，极力强调研究日本古典的必要性，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他们不正视日本的现实历史，只将眼光放在古代经典上，这也是直接承袭了案头学问儒教之局限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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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上来看，国学还存在着无法脱离封建学术理论桎梏的一面，但是，它排斥前代以来学术研究上的通病—即对大师的学说囫囵吞枣，宣扬比起追求大师的学说，更应该追求真理，极力倡导自由讨论研究的精神，并且与儒教站在道德立场判断一切的行为相反，它主张事实真相比只停留在文字上的道德更重要，这一切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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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伊势商家出身的本居宣长认为，《源氏物语》的本意并非宣扬儒教和佛教，而在于表现“物哀”，他阐明艺术不只是道德、宗教的手段，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强调恋爱才是人类真情最为切实的表现，日本古代文学艺术中之所以存在大量的爱情主题，是因为它们符合文艺的宗旨，而斥之为好色只不过是儒教的伪善。可以说他的言论从正面批判了封建思想，显示了新的思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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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国学家的视野仍局限在为古典研究打开新的天地，并没有跳出古典的框架直接面对活生生的现实，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在继承国学传统的人中，也出现了菅江真澄这样的人物，他的足迹踏遍了信州、东北等地的农村、渔村，仔细考察了连名字都没有的百姓生活习俗，写成了一部容量庞大的游记，并加入了自己画的漂亮插图（图61），他的著作成为很久以后的柳田国男民俗学研究的先驱，因此，不能断言国学家中的所有人都无视古典以外的事物。但是，即便是真澄，其意图也并不是要在变化的历史现实中把握民众的生活，而是采取了通过民间传承研究古代生活习俗的向后回望的姿态。首先，真澄是否可称为国学家尚且有待商榷，作为一个旁系另类人物，他自然无法成为将国学从已经走入的死胡同中解放出来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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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主流封闭在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古典文献学的研究中，甚至这一文献学的客观精神也被它自己背叛了，在世界观上也有着陷入了非理性神秘主义的一面。与国学相比，科学态度远在其之上的则是兰学，或者说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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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菅江真澄著作插图（引自男鹿史志刊行会《新译真澄翁男鹿游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