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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人，通过人体解剖实验确认了荷兰解剖书极其准确，而中国派的日本医学书则很不可靠。于是，他们经过呕心沥血的钻研，完成了对荷兰解剖书的翻译工作，1774年（安永三年）以译名《解体新书》出版发行。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在玄白的《兰学事始》中有详细的叙述。自此以后，通过荷兰原著学习西方学术理论的通道终于被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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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大规玄泽写了兰学入门书《兰学阶梯》、稻村三伯出版了书名为《哈尔马和解》[63]的兰日辞典，为兰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图62）。进而，1823年（文政六年）来到荷兰洋行的德国医生西博尔德，在长崎市外的鸣泷塾为从全国集中到此的学生系统讲授西方学术理论，这对于兰学学术水平的提高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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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哈尔马和解》（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江户哈尔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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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幕府末期，不仅向荷兰学习，开始更广泛地学习欧洲各国的近代学术理论和技艺，将兰学进一步拓展到与“洋学”这一名称匹配的广度。习惯于因循守旧的社会，并不是没有将洋学看作异端的倾向，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洋学的价值，因此，幕府和各藩竞相竭尽全力引进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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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蛮文化的一环得以传播的欧洲学术理论，在禁止天主教的政策下，还未来得及生根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日本开始接受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是学习洋学带来的结果。就像前面详细阐述的那样，日本虽然在艺术和宗教领域中创造了足以在世界上引以为傲的高度发达的文化财富，但是，几乎没有建立起称得上是科学的理性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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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江户时代后，宗教超验的世界观终于失去了力量，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关注现实，其结果，即便是继承中国式传统学术体系的学者，实证性探求的精神也变得高涨起来。例如，先于前野良泽等人的人体解剖学，1754年（宝历四年）名为山胁东洋的学者就展开了人体解剖，并以《脏志》为题发表了该实验记录。可以说日本人就这样在科学研究的历史条件齐备的基础上开始学习洋学，并因此终于找到了掌握科学认识方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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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前野良泽、杉田玄白、西博尔德等人通过实验打开以生理学为基础的西方医学的门户，还是志筑忠雄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并写作《历象新书》介绍地动说，平贺源内尝试制造温度计和发电机（当时的人将电称为“爱来科特儿[64]”），伊能忠敬实测日本国土制作精密的日本地图，这些实例无疑都是成功学习近代科学所收获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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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实例均局限在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技术的领域中。在封建学术理论牢牢统治着人的思想的时代，学习与日本社会结构迥异的欧洲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统治阶级积极采用洋学，也仅限于用以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不用说他们处心积虑地排除了有可能引发对封建体制批判乃至怀疑的内容。到了幕末，在不得不放弃锁国政策，外交问题显得更重要以后，无论是幕府还是各藩，更加竭尽全力地引进洋学及其技术，但是这些也都集中在能对强化军事力量发挥作用的军事科学上，恰好说明了上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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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嘉永三年）锅岛藩设计反射炉制造大炮，稍后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也创建精炼厂，开始了军事机械的制造。开港后，萨摩藩在英国的援助下开设了机械纺织工厂，幕府也在法国的帮助下在横须贺建造了造船厂，这些事例都显示出接受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历史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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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于1857年（安政四年）创立“蕃书调所”（后改名为“开成所”），这是官方开设的研究、教授西方科学的机构，它作为今天东京大学的前身，在日本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这里研究、教授的诸多学科，都直接间接地服务于军事目的。甚至一眼看来与军事没有任何关系的图画课程，也是为了学习作为军事科学基础的制图技术而开设的。将洋学的历史作用看作仅是服务于重新强化封建体制虽说有些片面，但也无法否认有这一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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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也不能无视这一点，即通过学习洋学，日本人极大开拓了观察世界的视野。工藤平助撰写《赤虾夷风说考》，提出开展与俄国贸易的方案，田沼意次按照这一意见开始开拓虾夷地；本多利明执笔《西域物语》一书，主张通过建造巨轮、开放门户与西方各国展开贸易交往使国家富强起来，正如从这些观点中所能看到的那样，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封闭在狭小的日本死守锁国政策是多么愚蠢，而离开洋学拓展了世界认识这一背景，这种意识的产生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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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来自欧美列强的压力出现之前，统治者们所做的就是贪睡在锁国的温床上，哪怕只是多一天也好。林子平撰写了《海国兵谈》一书，预言西方各国将要进入日本，对此敲响警钟，但他被冠以扰乱人心的罪名受到处罚，统治者要做的只是极力防止人民睁开眼睛认清世界形势。兰学家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人举办取名为“尚齿会”的聚会，交流知识。相当通晓西方社会的他们，批评幕府下令驱赶外国船只是错误的行为，华山执笔撰写《慎机论》、长英执笔撰写《梦物语》，各自陈述批评意见，结果他们都遭到了幕府的处罚。所谓“蛮社之狱”就是指的这一事件，可以说洋学作为批判封建社会的新思想而发出的萌芽，就这样被摘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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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西周赴荷兰留学，学习康德等德国哲学；加藤弘之在蕃书调所的藏书中觅得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等著作，引发了兴趣，他从中了解了议会政治的长处；福泽谕吉奔赴欧洲，发现西方万人平等，不存在日本那样的等级制度，对此羡慕不已。上述的事例说明，人们开始放眼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想，不过，这些都是发生在明治维新前不久的事。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江户时代的洋学，就社会现象以及人生观的领域而言，在日本人中间传播近代精神方面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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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社会革新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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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了哲学和社会思想领域研究的江户时代的洋学家们，在实践的行为原理上，依然只有支持封建伦理，这也是为了强化封建体制而采用洋学的统治阶级所期待的。“东方道德、西方艺术（技术之意）”这一佐久间象山的言论，可以说典型地指出了洋学的应用宗旨：站在封建伦理这一主体立场上，对自然科学以及应用技术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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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封建社会正在瓦解的这个时代的历史趋势，通过日本人的体验，也并非没有培养起对封建社会或者说对幕藩体制的批判。因此，即便没有系统学习西方近代社会思想，也必然会自发地产生革新思想。明治宪法下的统治者，为了强调“国体观念”是日本固有的传统精神，将近代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统统视为崇洋媚外的舶来观念加以排斥。但是，不能不看到下面这一事实，即近代社会意识，在封建社会的瓦解期已经在日本人的现实生活体验中诞生了。与西方的古典式近代社会为母胎的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不同，封建社会的忤逆子，即江户时代的革新思想，难免存在逻辑上不成熟、思想方法错误等弱点，但是，正因为有了自生的砧木，才使得嫁接明治以后的西方思想成为可能。因此，从观察日本近代思想发展前史的角度出发，应该说这一时代的社会思想所具备的意义绝不能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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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年（宝历二年）前后的时期，安藤昌益撰写了《自然真营道》（图63）、《统道真传》等著作，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即便在那样的思想体系中，他的思想也堪比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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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思想体系的中心建立了一个破天荒的命题，即任何人都应该自己从事耕作劳动，通过生产谷物来维持生计，自己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依靠无偿掠夺他人生产的谷物来生活的人是盗贼。进而他又运用这一根本原理严厉批判了一切历史性、社会性现象。按照他的观点，自古以来人们靠自己劳动生存从而维持了“自然世”的社会，但是，后来出现了圣人，在他们宣扬虚伪的道德之后，便进入了由天子、将军、大名、商人等依靠掠夺他人粮食来生活的盗贼统治的“法世”时代。今天，世间存在的犯罪、作恶、战争等种种弊端都由此产生，不铲除盗贼之根，世间将充满罪恶、永无宁日。废除士农工商四民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让天下所有人建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平等关系，回到人人耕田织布、通过自己的劳动来丰衣足食的“自然世”的社会，这才是终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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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安藤昌益的《自然真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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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全盘否定了阶级的对立、权力的控制、封建的身份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彻底批判政治体制和社会构造，而且，对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进行了激烈抨击，他认为，一个男性与多个女性交配是禽兽之道，一夫一妻昼耕夜交，在没有上下之分的平等结合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生活资料和人的再生产，这才是人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