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埴轮的头部，可以看到面部的（红色）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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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这种早期文化要达到如此完美的程度，一定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发展过程，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肯定有不止一批从大陆来的移民，他们要么来自朝鲜半岛，要么来自今天的西伯利亚和堪察加半岛的沿海地区。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反向迁徙的可能性。但是这都是对模糊的过去的推测，直到公元前不久我们才找到了更多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联系的可靠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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埴轮，呈现的是一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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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探究日本后来（弥生时代）的新石器文化时，朝鲜半岛考古学研究成果提供了虽不确凿但足够的证据，在那里发现了几处新石器遗址，相当清楚地表明了不同的文化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在日本的弥生文化中找到对应的阶段。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详细探究这一问题，只要注意到该证据表明中国东北、朝鲜和沿海区域都有早期新石器文化，而这种早期新石器文化对应的是最早期的弥生文化。因此，朝鲜看似不断受到外来新文化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反过来又被传播到日本—毫无疑问是因为朝鲜移民的作用。在日本，弥生人的整体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进而取代或者说同化了绳纹人，他们的工艺进步在一些弥生时代的人工制品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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埴轮，持有武器的男性，大和石桌坟时期。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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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魏石碑的细节。比较石碑中的人物与持有武器的男性埴轮的衣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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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新石器遗址展现的不同文化阶段以三类陶器为特征，一些日本学者认为这三类陶器分别与在以下三类地方—西伯利亚、俄罗斯北部、芬兰和瑞典；中国西部、东北和内蒙古；中国南部—发现的新石器陶器相对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种观点就日本后期新石器文化的起源提出假设，但是这一观点本身并不是对弥生人的来源进行任何武断猜测的正当理由。我们只能说石器时代日本群岛的族群包括蒙古人种。由民间传统和其他残存物再现的日本早期文化的很多特征都表明了其与蒙古人种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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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举例来说，日本最早的宗教和东北亚的萨满教有很多相同之处：远古日本的兵器与东北亚的类似，与大洋岛的兵器则不同；占支配地位的日本人体型与蒙古人相似，以至于他们颅骨宽大，下颌有些突出，黄皮肤，直头发，眼睑有典型的“蒙古褶”，日本婴孩的身上也多见“蒙古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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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头盔的一部分—铁、铜、镀金，出土于东日本，年代推测约为公元400年。（b）A处雕刻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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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族群中有非北方人存在，这一点几乎没有异议，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何处而来的。如果像现代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有原始马来人的血统，那么日本人的南方血统可能源于此。那些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者波利尼西亚直接移民日本的假想几乎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这更有可能是亚洲大陆一个共有中心的扩散，这一扩散在使南方各岛有了住民的同时，也为日本的族群和文化提供了南方血统。目前已经收集到的很多证据倾向于表明这个中心位于中国南部或者中南半岛。但是，这些都是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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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坟冢的勾玉，实际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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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证据仅能证明公元前日本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文明。使日本民族得以诞生的种族融合可以追溯至更遥远的、不为我们所知的古代，我们最多可以说石器时代末以来日本人展现出很多种族的特征。历史学家应该拒绝做简单的类比，但是把位于欧洲西部边缘的不列颠群岛与绵延于亚洲东岸的日本列岛相比较也无伤大雅。两者背靠居住着各种族群的广阔的大陆，面朝无边的海洋。两者都是一小块区域，移民或迫于饥饿和恐惧，或被单纯想要改变的愿望驱使在这里聚集，因为他们无法走得更远，所以必须融合，不然就会被毁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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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学者认为日本的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公元初。当然我们无法得知具体的时间，但是有证据表明1世纪日本西部的新石器文化已经没落，而日本中部的新石器文化又延续了2～3个世纪；而在最北部的偏远地区，直到公元后第一个千禧年末新石器文化还没有完全消失。新石器文化时期的结束受到中国青铜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首先影响了朝鲜，然后由朝鲜影响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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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坟时期铜剑的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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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青铜文化在周朝最鼎盛的时候传到中国东北南部地区，并沿着朝鲜半岛海岸传到半岛的最南端，在这些地区新石器遗址中发现的于周朝末期或者秦朝初期，即约公元前300年铸造的钱币（比如名为“刀币”的金属代币）可以证实这一点。首先，传到朝鲜的青铜文化可能并不只源于中国，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朝鲜发现的一些青铜器物与斯基泰人的器物有联系。有可能是中国北方的青铜文化包含了斯基泰-西伯利亚的元素，这些元素在青铜时代早期阶段被传到朝鲜。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它有助于解释远东历史的一个重要现象：尽管中国先进的汉文化地理上邻近且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朝鲜文化仍旧保留了鲜明的独特性。这主要是因为朝鲜不只是汉文化由中国传到日本的通道，还是来自多处的文化元素在得到传播之前会先进行融合的地带，而日本文化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这样一个显著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