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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坟时期铜剑的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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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青铜文化在周朝最鼎盛的时候传到中国东北南部地区，并沿着朝鲜半岛海岸传到半岛的最南端，在这些地区新石器遗址中发现的于周朝末期或者秦朝初期，即约公元前300年铸造的钱币（比如名为“刀币”的金属代币）可以证实这一点。首先，传到朝鲜的青铜文化可能并不只源于中国，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朝鲜发现的一些青铜器物与斯基泰人的器物有联系。有可能是中国北方的青铜文化包含了斯基泰-西伯利亚的元素，这些元素在青铜时代早期阶段被传到朝鲜。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它有助于解释远东历史的一个重要现象：尽管中国先进的汉文化地理上邻近且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朝鲜文化仍旧保留了鲜明的独特性。这主要是因为朝鲜不只是汉文化由中国传到日本的通道，还是来自多处的文化元素在得到传播之前会先进行融合的地带，而日本文化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这样一个显著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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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时中国进入铁器时代，显然这一新的影响同样很快扩散到上述地区，因为在中国东北地区南部和朝鲜的新石器遗址中，同青铜器、铁器和石器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中国在公元1～10年铸造的钱币。目前在日本没有发现可以追溯到周朝晚期的器物，但是东汉的铸币并不罕见，而它们的出现表明，我们从地理因素上应当认为中国青铜文化借道朝鲜传到日本的时候经历了几十年或者可能一个世纪的延迟。当然，公元初中国的青铜文化就已经开始影响日本，但是在它还没有取代日本新石器文化的时候就被铁器文化取代，因此普遍认为日本没有真正的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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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坟时期紧接着贝丘时期，或者可能与之重叠，贝丘是日本新石器遗址中主要的墓室。贝丘是简单的坟堆，覆盖在石制或者陶制棺材上，不过这一时期的典型坟墓是其上有堆的石制墓穴。统治者的坟墓叫作“御陵”，可称得上巨大，统治者仁德（Nitoku）天皇（约公元400年逝世）的坟墓长1200英尺，高90英尺，加上壕沟，占地约80英亩。这样的坟墓主要出现在日本西部和中部。这些石制墓穴中发现的花瓶在形状和装饰上与弥生时代的花瓶一致，但是技艺更先进、更复杂，而且总是和珠宝、镜子、武器和其他青铜器物或者铁制器物一起铸造在有轮子的车上。坟墓外围发现有陶俑，又称为“埴轮”（haniwa），它们与坟墓是一体的。新石器时代的陶俑是丑陋的、怪异的，可能是为了吓退恶灵。稍晚一些的墓葬陶俑有时候是动物（尤其是马，目前仅有一座墓葬中的陶俑是牛），但是通常是椭圆脸、容貌端正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穿着带袖子的袍子，戴有颈饰和耳坠，梳着精美的发型或者戴有头巾或帽子。他们的脸按照一定的样式涂上了色彩，通常是红色。“埴轮”通常是一个柱状半身像，因而不常展现全套的衣饰。不过他们的着装给人的普遍印象是：他们是北亚人，而不是来自热带地区的人。他们的武器大多是大陆的样式，蒙古式或者中国式的。虽然有些人认为有一些刀具与马来人的波状刃短剑相似，但同样可以把它们和在东北亚发现的武器联系起来。名为“发声-镝矢”（nari-kaburaya）的箭，也是一种会发出嗡嗡声的球状物，是典型的古坟时期的武器，绝对不是来自大洋。盔甲、头盔和铁制或青铜马饰，毋庸置疑是受到中国或者蒙古而不是其他南方文化的影响。很多铜镜无疑是在中国制造的，可能是在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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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中的石制器物不是新石器文化特有的工具和武器，而是仪式用的装饰品或器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曲玉”，即勾玉（magatama）。有证据显示这些勾玉外形源于动物的爪和獠牙。勾玉发现于新石器遗址中，有些是骨制的，有些是角制的，有些是石制的。无疑，这些勾玉被认为有神奇的功能，确实，直到近代，在朝鲜和东西伯利亚，虎爪都被视为拥有极大法力的驱邪物。墓中的勾玉做工精良，由各种各样的材料制成，如玛瑙、碧玉、蛇纹石、石英、玻璃、玉、软玉、绿玉髓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甚至在中国均没有发现上述最后三种材质的勾玉，尽管它们在贝加尔湖和乌拉尔山脉地区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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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考古研究描述的史前日本故事的简单轮廓。由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定，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在日本定居的族群是人种学者或者语言学者熟知的乌拉尔-阿尔泰人，其中包括芬兰人、萨莫耶德人、匈奴人、通古斯人和蒙古人；我们也可以得知日本和朝鲜之间有往来，来自东北亚的持续不断的移民可能就是通过朝鲜小规模移入的（我们还可以得知，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中有人在原居住地或者在移民过程中受到青铜文化和铁文化的影响）。几乎可以确认上述影响主要来自中国人，而且可以确定是来自越来越多的汉朝鼎盛时期的中国人。乌拉尔-阿尔泰元素在日本人种族特性中的显著程度是难以估计的，因为这与他们承袭的物质文化不同。早期传奇故事中披露的以及现在我们观察到的他们的许多特性、许多思想和行为与中国人很不相同。尽管他们在知识甚至精神上接连受到汉朝、唐朝、宋朝和明朝的影响。学习日本历史的学生都会对这一特征留有印象。这种外来文化的威力和声望看似可以征服并改变日本，但是总有一个坚固的、无法被同化的、核心的个性，它抵挡并反过来作用于外来影响。有趣的是对这种独特的个性的来源进行推测，无疑要从种族混合的一些特殊元素中寻找。在日本生活的他国人都会感觉到他们的性情中有热情的南方的元素。的确，考古证据指向与北方的密切联系，但是不能忽视心理印象。某些风俗特性，尤其是语言、居住和饮食的特性，也可以予以佐证。这些加上本土的神话，即便它们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所提供的资料与任何一种假定日本人独有北方血统的理论也都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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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故事中有一些证据，只有少数在历史中有记载，可以将考古发现勾勒的日本文明的图景补充完整。早期中国的记载[3]，尽管在阅读时需要恭敬地加以质疑，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第一次对日本的真正提及可能是《山海经》中的一个篇章，里面提到倭隶属于燕国。倭人就是日本人，或者至少是在约公元前265年以前居住在日本的一些人。中国人用来表达倭的象形文字形似矮人，因此公元前3世纪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不一定是隶属关系），并且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人是身材矮小的一类人。《山海经》中的记述和燕国统治者铸造的钱币在朝鲜南部和北部的坟墓中出现，可以证明燕国和朝鲜之间有往来。在日本没有发现这类钱币，但是在琉球群岛发现了。因此，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和日本人直接接触的证据不是微不足道的，只是不够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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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我们只有传说可以证明中国人远涉日本。中国北方处于混乱状态的时候，秦、赵、燕三国为了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对战中国人熟知的好战的游牧民族—匈奴，修缮了岩壁和城墙，后来（公元前214年）连接成了长城。作为防卫措施之一，燕国统治者进入并占有了现在的中国东北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据说正是在这战乱年代，难民和移民才开始离开中国来到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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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记载中第一次提及朝鲜是在《史记》中，由《史记》我们可以得知（无确实可靠的证据）周武王将朝鲜作为封地赐给了一个名叫箕子的政客，他带着数千名跟随者离开并将艺术文明带到朝鲜北部。几个世纪以后，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征服了他的对手之后，便想要寻找长生不老药。据传说，他派道教圣人徐福从山东出发到东部的一个岛上，带着三千男人和女人、各种工匠和一船种子。这个传说并不那么可信，但是至少它表明了文化传播者早期移民日本的传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日语文字中用汉字中的“秦”字来记述“织工”，表明了上述传说的持久性。这并不是对传说的证实，但它可以说明在日本人的头脑中，他们对中国艺术文明的第一次认知是和秦朝分不开的。当然，如果只是通过朝鲜的话，那么其中一些艺术品传到日本是在秦朝统治期间或者秦朝统治之后，因为考古学家在日本西部不仅发现了带有秦风的青铜器具，还发现了仿照青铜原件制作的石剑和箭头，这些青铜原件常见于朝鲜，属于秦朝或者更早时候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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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206年汉朝取代秦朝，形势变得更加明朗。用“繁荣”一词来形容汉朝文化太过温和，汉朝文化更像是自中国文明萌生以来不断累积的能量的巨大爆发。它猛地冲出、扩散、传播，西至里海，南至印度，北至匈奴之地，东北至通古斯部落。公元前108年，一个约位于现代朝鲜半岛北半部的国家[4]被中国统治者征服并被划为中国的四个郡，行政体系完全仿照中国的样式。这四郡之首是乐浪郡（Rakurō），治所位于大同江岸，距离今平壤市约1英里。随着汉朝国运的兴衰，属地的大小和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乐浪郡的辖境一度囊括整个朝鲜半岛北部，直到汉江以及汉江南面管辖权待定的地界。卫氏朝鲜南部和东部边界以内的地方名义上是在中国的统治下，重要的据点驻扎有军队，所以尽管乐浪郡治所的管辖范围在今平壤东部和南部200英里以内，但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逐渐扩散到整个朝鲜半岛，尤其是沿着海岸线往南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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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朝早期的记载以及近年来在平壤周边发掘的多个精美古墓的丰富藏品，可以清楚地知道乐浪是中国各属地中最繁荣的一个，也是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前哨。毫无疑问，它的影响力往南扩散了很远，因为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多个地方发掘出了青铜制和铁制器具及装饰品，还有钱币、代币和陶器，这表明这些器物是在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从乐浪郡传到这些地方的。此外，有证据表明，某些器物如铜镜、剑、箭和自用的装饰品都是当地人仿照汉物制作；在日本西部离朝鲜南海岸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与这些地方相似的器物以及汉初中国制造的铜镜，还有弥生时代的陶器。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公元初中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从汉朝属地扩散到日本，因此乐浪郡和九州岛不久后就有了频繁的往来。此外，尽管汉朝的政治影响力减弱，属地被逐渐扩大的高句丽控制，但是我们知道高句丽在很大程度上被乐浪郡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折服。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没有中断，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影响力自公元前100年前后开始持续不断地影响朝鲜北部地区，并频繁地往南并向日本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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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密切。我们没有找到关于这种关系的源起的记载，但是可以确定，公元前1世纪旅行者找到了从日本的极西地区到朝鲜半岛的中国属地的道路。汉朝文献第一次提及了这样的旅程，文献记录日本使臣于公元57年来到洛阳—汉朝都城，正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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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国位于朝鲜南部东南边的大洋中，由多个岛屿组成。倭国由超过100个王国组成。从汉武帝征服朝鲜（即朝鲜北部，公元前108年）开始，超过30个王国开始通过使臣或者抄书吏与中国进行交流……他们知晓编织工艺……他们的士兵配备矛和盾、木弓和竹箭，箭头有时候会以骨覆盖。男人的脸上都有文身，身上都有图案。借由图案的位置和大小表明级别的不同。他们会用粉红色和深红色的粉涂抹身体，就像中国人会涂抹大米散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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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记录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日本和日本风俗，曹魏时期的文献记载了更多的细节。从现存形式看，这些记录并不是完全可信的。它们的编写是基于现已不存在的材料，这些记录也是在它们所描述的内容发生很久之后才编写的。公元424年[5]始编的《后汉书》、公元292年前编的《魏志》和较早的文献《尉缭子》[6]因其中有知悉当代的编者的续编而受到质疑。显然，这些记录存在不一致且文本存在错误的地方。但是曹魏时期文献中的记载，虽然不能全盘接受，但是整体上足够可信，能够适当勾勒出1世纪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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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息加上古坟时期的考古证据，呈现出一个有多个独立部落聚居的国家（可能是最靠近朝鲜的那一部分日本），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统治者，都想通过接受外来先进文化增强自己的实力，最强大的部落会派使臣到强大的汉朝寻求帮助，尤其迫切地想要获得中国的制品和财富，比如剑、镜子、珠宝和金饰、丝绸制品。公元57年到中国朝廷的日本使臣被授予官印和绶带。奇怪的是，1700年后，在博多湾（一个非常便利的港口，从九州航行至朝鲜和中国的人可由此出发）岸边的沙子中发掘出一枚金印，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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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期文献中有地区名、城镇名和官员名，此外还有方向、距离和其他细节，虽然有一些细小的错误，但是其中很多都是可确认的，让人以为文献内容源自真实的目击者，只是后来的编者处理不当。比如，文献中称所有男性都有文身，这一事实缺乏其他证据（除了阿伊努人现在依旧文身外）支持，但关于用粉红色和深红色的粉末涂抹身体的说法可以通过坟墓中的陶俑—埴轮身上发现的颜色痕迹得到证实。总之，文献所述足够充分地表明汉魏时期的旅行者所到访的族群已经拥有相当高的社会组织度，他们在公元初就已经摆脱新石器文化，并且他们进一步的文化发展得益于朝鲜和中国。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没有理由去推测上述文化迁移是大陆人口迁移的产物。毫无疑问，在从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过渡的过程中，日本接纳了少数来自朝鲜的人；但是那时候在种族融合的进程中日本人已经形成，在我们看来，这种种族融合可追溯至我们并不熟悉的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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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国的文献记录外，我们关于早期日本历史的主要书面信息源是两部正式文献：《古事记》（Kojiki）；《日本纪》，更准确地说是《日本书纪》（Nihon-shoki）。二者分别编于710年和720年。两部文献都有一些倾向性，文献中的神话、传说和历史都是为了增加统治王朝的声望而选录和记述的。此外，这些文献在编著的时候，日本学者对中国的语言和文献，不论是史学的还是哲学的，都有了至少三个世纪的了解，并且这种了解在不断加深，所以很难说上述文献中的记述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不过两部文献都是了解日本早期信仰和风俗的宝贵资料，如果谨慎看待的话，也是了解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主要事件的宝贵资料。在尝试对它们的内容进行总结前，最好预先准备一下并简要描述文献的编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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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公元1世纪，九州的某些部落与其相邻部落相比，已经处于支配地位，或者已经与相邻部落融合并开始向东扩张，沿着濑户内海海岸推进，直到大和国在那里建立了中央政权，并且逐渐且尽可能地向四周扩张。确实，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这种东向的迁移，并且一些学者倾向于质疑它。但是很有可能的是，日本西南部有进取心的统治者利用从与先进的铁文化的接触中发展而来的先进器具，在东进的过程中，没有太多困难地征服了没有这种优势的其他部落。无论如何，7世纪初期，一个中央政权在大和建立并对日本西部和中部甚至东南至仙台的地区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控制。没有其他的统治者或首领有能力瓦解大和政权的统治，不过他们中有些人有能力挑战，所以增强统治声望是至关重要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编写主要是这个目的。因此，《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大量列述早期神话和传说，并以赞美统治家族及其先祖的方式拼凑起来。第二章将会用来讨论这些文献中所述的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经过其他信息源证实的早期历史。必须再次强调的是，这些文献是在这样一个时期编纂的：当时日本已经接受长达几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且这两部文献都是用中国的文字书写的，因为当时日本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日本书纪》完全是用中文书写的，一点儿日语也没用。因而，一定要体谅其对历史事件的目的性的编排和选录，还要体谅编纂者想要展示其学识的欲望。在这两部文献被编纂的时候，中国学的声望势不可挡。尽管有这些不足，但是它们值得西方学者给予更多的认可，因为在当时它们是卓越的文化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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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文简称“大陆”。—译者注（本书除特别标注为译者注外，未特别标注的均为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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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本章首次写成以来，日本考古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在20世纪前二十年。在学者们看来，很多地方还存有争议，对这一专题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以下两本英文著作：Richard K.Beardsley，Japan before History i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1955；J.E.Kidder，Japan before Buddhism，“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 series，vol.10，1959。这两本书都是在美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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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很难评价早期中国文献对史前日本史的价值。旅行者经常会从到访的国家带回令人惊奇的故事，而后来的编纂者往往会误解或者会对所用的材料加以润色。因此，中国文献中出现的对日本风俗的叙述很有可能是有些夸张的，甚至有些地方是虚构的。最好只在能够找到考古证据加以佐证的时候才使用文献中某些确切的叙述，并且要记得旅行者所记述的可能只是地方性事件，不一定能够代表日本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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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里指的卫氏朝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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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文有误。《后汉书》的始编时间应为432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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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文是Wei Liao，根据上下文指的应当是尉缭所著的《尉缭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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