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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女王国的边界,女王国以南是狗奴国(Kunu Cou-ntry),统治者是国王。该国并不臣服于女王。该国都城到女王国的距离超过200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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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的男性,无论长幼,都会黥面文身。他们有铁制的、骨制的箭矢,他们只使用棺,不使用椁。葬礼结束之后,全家入水洗浴。他们有阶级的区分,一些人臣属于另一些人。这里征收赋税,这里每个郡县都有集市,他们在集市上拿富余的农产品交换所需的物品,受大倭(Great Wa)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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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较低阶层的人在路上遇到一个有地位的人时,他们会闪开、退到草丛里。他们跟他说话的时候,双手撑地,要么蹲着,要么跪着,这是他们表达尊敬的方式。他们应声的时候会发出“呃”[3]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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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年的时候,”《魏志》继续写道,“当太守王颀到任的时候,倭国女王卑弥呼遣使送信,解释她和狗奴国国王卑弥弓呼长期以来不和的原因。”太守送信告诫他们。这个时候卑弥呼女王逝世,后人在她的尸身之上封土作冢,土冢直径百余步,殉葬的男女奴婢有百余人。接着一位新国王继任,但是百姓不顺从他,内部争斗爆发,被杀死的人一千有余。后来一个13岁的女孩—卑弥呼的宗女,名叫壹与(Iyo)—被立为王,国中才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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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3世纪各族群从九州向东迁移,但是尚未形成一个可以掌控日本大部分地区的中央国家。显然当时在日本全地有多位或大或小的独立的统治者。至于日本的习俗,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记录者证实了日本编年史中记载的大量内容。我首先在此顺便简单列举一下这些编年史中记载的居于神武天皇上位的统治者,具体如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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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编年史中记载了公元前581~前98年(大约公元1~218年)在位的8位统治者,并未记载这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随后记载的是公元前97~前33年(大约219~249年)在位的崇神天皇(Emperor Sūjin),日本编年史描述了他在位期间平定四方反叛部落的征战,还记载了很多明显是在公元5世纪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之后编造的很多事件。非常确定的是,中国史书记载中的卑弥呼是一个强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统治者。她统治着九州岛大部分地区。国王卑弥弓呼可能只是邻近部落的首领,他承认大和政权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并且认可其代他向卑弥呼[5]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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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垂仁天皇[Emperor Suinin,公元前29年至公元70年(249~280年)在位]的记载中,提到了和新罗的联系,除了互换礼物,还提到了一个奇怪的神话。神话讲的是一位新罗王子或者(另一个传奇版本)一位神祇借道出云国到访,带来圣剑、长矛、宝石和镜子。这个神话连同其他迹象表明早期神道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朝鲜,这其中的朝鲜元素是由出云人贡献的,出云人和一些族群至少与朝鲜南部的族群是非常相似的。《三国志·魏志》提到朝鲜南部和倭国在风俗上的相似性,而正如我们所见,日本的一个神话体系表明它和朝鲜有一个确切的同宗同源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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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行天皇(Emperor Keikō)在位时期[71~130年(280~316年)],我们知道了针对九州南部异族熊袭人(Kumaso)的征战。据说熊袭人是未归化的、好战的族群,他们祖籍南方,可能有马来血统。他们被大和统治者的儿子、大和王子、大和武尊小碓尊战败。在征服了南方的异族之后,这位年轻的王子转而针对东方的野蛮人,深入现在东京北部和东部的山区,他在这里取得大捷,但是在返程途中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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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任统治者是成务天皇[Emperor Seimu,131~190年(316~343年)在位],我们了解到他在位期间大和政权尝试进一步扩大统治范围,向各郡县指派国造、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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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哀天皇[Emperor Chūai,190~200年(约340年)]在位,为进一步征服熊袭,天皇和皇后都参加了这场征战。有人建议天皇进攻新罗这个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财富的地方,而不是把精力浪费在情况糟糕的熊袭,但是他不听并且袭击了他们,后来他被击退并被刺伤,不久身死。他的皇后继位,是为神功皇后(Express Jingō)。据说正是神功皇后率领一支大军于公元200年讨伐新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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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编年史记载了249年日本的一次入侵,这些编年史中所述的故事在某些细节上和神功皇后的远征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些编年史还提到日本于346年围攻新罗的一个要塞;并且,根据这些编年史所述,364年一支强大的日本军队在新罗几乎被全歼。但是这些编年史的日期是可疑的,所以试图厘清这些事件的真实顺序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满足于一个大体的梗概,直至4世纪末当我们可以确定这段非常模糊的历史时期的某些标志性事件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神功皇后是中部日本一位非常强大的统治者,约在公元360年的时候,她就拥有了支配当时位于九州的众属国的权力,并且在她的统治下大和足够团结。她开始筹谋更大范围的大陆远征,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袭击新罗海岸。也正是她第一次让日本作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中央集权的国家与亚洲大陆发生了联系,进而为5世纪及以后大陆文化传入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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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神功皇后的记载第一次提到了朝鲜半岛的其他王国,如百济(Paikche)[日本人称“百济”(Kudara)]、韩语读作Koguryo的高句丽[日本人称“高丽”(Koma)]和韩语读作“任那”(Im-na)[日本人称“弥摩那”(Mimana)和“加耶”(Kaya)]。这些王国大致与公元前存在的各个部落相对应,但是只要乐浪郡治所继续存在,它们就只是松散的族群而不是拥有固定领地的政治实体。随着乐浪郡治所的影响力渐衰,它们逐渐被吞并,最终被高句丽取代,高句丽控制着朝鲜半岛北半部。高句丽的扩张从2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4世纪。4世纪,百济和新罗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它们起初只是弱小的政权,后来政权逐渐稳固,开始彼此争霸并和高句丽争夺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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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明显这些朝鲜王国的不同命运对日本很重要,而且我们也注意到自神功皇后即位以来,日本编年史详细记载了和这些王国的政治和军事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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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摒弃日本编年史中的年表,这里举证只不过是为了展现其编纂方式和动机。在鸭绿江上游水域早期高句丽的堡垒遗址附近发现的一座大型纪念碑,让我们有了关于4世纪朝鲜历史的一个无懈可击的基准点。碑文叙述了高句丽一位于391年即位的国王的英勇事迹,并叙说该年日本人渡海打败了百济、新罗和另一个王国,但无法从碑文中清晰地辨认出该王国的名称。从日本编年史中我们得知,应神天皇(Emperor Ōjin)—他是在神功皇后之后上位的统治者—在位期间,四位将领统兵前往百济,废黜了百济国王,并夺得了百济的一部分领土。毫无疑问,这两处记载指的是同一系列事件。这就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王国冲突的开始,它们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新罗在660~670年打败另外两个对手。在这场敌对斗争中,每一方都想联合第二方打败第三方,而日本努力从中谋利。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在朝鲜南部设有据点,但是最后被新罗的外交手段打败。我们无须关注这些斗争的细节,但是对日本文化发展的任何研究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和大陆的政治联系开始得非常早,而且持续了几个世纪,在这期间朝鲜和日本的统治家族时有联姻。闭关锁国是日本历史中出现得相对较晚的一个特征。任那这个小小的王国位于新罗和百济之间,自1世纪末起就一直受日本的影响。后来,它似乎作为日本袭击或出使朝鲜其他邻近王国的一个基地,到4世纪的时候日本国民和官员驻扎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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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着来看日本对外关系中一个意义非凡的事件。大和政权在试图将影响力扩张到朝鲜的时候选择与百济交好,无疑是为了削弱新罗。因此,在391年的征战之后,据说百济派使团来访,带来了礼物和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名叫阿知吉(Achiki)的使臣,他能够阅读中国典籍。有人问他能否给皇太子推荐一名学识渊博的人做老师。在他的建议下,天皇派官员带回一位名叫王仁(Wani)的抄书吏,据说没有书籍是他不精通的。这发生在公元405年。[6]当然,在这之前,日本就已经知晓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字。1世纪,想要向中国皇室或中国在朝鲜的治所传信的日本统治者一定使用了译者,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边境很多部落和王国雇用中国抄书吏和文书。但是王仁的到来以及被皇室雇佣,意味着对中国文字语言的正式使用及将其用于公务。这意味着记载、记录、法令和文字指示开始出现,进而推动了中央集权的发展。它适时创造了一个文化阶层与有声望的军事家族抗争。这让更快地吸收中国文化成为可能,而中国文化就是与文字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它为一个世纪以后新宗教、新哲学的传入铺平了道路,因为新宗教、新哲学很难靠口头语言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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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文明历史中,一个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借用文字有着如此的吸引力和重要性,值得最细致的研究;但是在描述它的影响之前,尝试对引入这种新的、潜在的元素之前的社会状态进行描绘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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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土体制和对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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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资料不足以描述大和中央集权形成之前那段时期的日本社会体制,但是在中国记载和考古遗址的辅助下,我们可以弥补本土编年史所提供的信息的不足,进而重新勾勒公元初几个世纪里日本的社会图景。本土记载中的年表是不准确的,因此难以确定6世纪之前任何一个给定时期内的指定体制的发展阶段。因此,下列叙述只是在不涉及具体日期的情况下对尚未出现在中国纪年中的日本社会的概述。这时的日本社会由族长制的、被称为氏(uji)的群体组成;氏是由多个同宗的或者说为了团结而宣称同宗的家庭组成的社群。每个家庭都由家长管理,每个社群则由一个被称为“氏上”(uji no kami)的人带领。为了方便,我们可以说氏是一个部落,而氏上则是部落的首领。部落的成员都崇拜一个被称为氏神(uji-gami)的守护神祇或者说部落神祇,这里不能把氏神与氏上或者部落首领混为一谈,因为先祖崇拜不是这个早期文化独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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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于部落的另一个群体被称作部(be)和伴(tomo),他们是由同宗且通常同行的家庭组成。部也可以理解为“行会”;伴可以理解为“集团”,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承担对社群有用的某种专门功能,比如编织,制造工具、炊具、武器,从军或举行宗教仪式。尽管这些群体的成员没有共同的祖先,但是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是世袭的,父亲可以传给儿子。而且,他们不能离开群体,而是一直受制于领导者,领导者的职位也是世袭的。通常一个行会或集团服从其所附属的部落,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融入该部落,认他们的姓氏和祖先。不过,有时候一个集团也会作为独立个体存在,所以集团的领导者也可能和部落首领一样有权势。部落和行会的下层是奴隶阶层,有男性也有女性。氏或者说部落,连同其附属的行会和奴隶,构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群体。大和民族定居的日本地区是由多个这样的部落控制的,其中最有权势的部落是王室(Imperial Clan)。王室包括天皇及王室成员,所辖之地包括在这里定居的人都在天皇的直接统治之下。但是,王室对其他部落所辖之地及其所辖之民无直接统治权。王室被视为至高的部落,而天皇则是至高的部落首领,但他只是间接统治,通过其他部落的首领来行使统治权。事实上,这个国家有多个部落—无疑源自那些最先征服该地的族群,他们同意接受居于支配地位的部落的至高无上权,但是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权并不是源于对王室的服从。王室的首领是由部落组成的群体的世袭统治者,各个部落的首领也是国家官职世袭者,职位高低取决于他所掌管的部落的影响力或血统。因此,我们有了以下职官:大臣(Ō-omi),与王室有密切联系的部落的首领;大连(Ō-muraji),高级行政官员,他们的祖先是神明而不是天皇的圣祖。臣和连地位较低。国造(kuni no miyatsuko)是地方首领。伴造/友造(tomo no miyatsuko)是某个集团的首领。简言之,大和政权的社会和政治体系是一体的,因为行政层级—至少在理想情况下—和豪族的等级是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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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部落/氏中有中臣(Nakatomi)[中津臣(Naka-tsu-omi[7]),意为“中间的臣子”]、忌部(Imibe)[斋戒者行会(guild of abstainers)]。中臣和忌部的祖先都是神祇,他们分别在天照大神的洞前念诵祝祷词、祭祀,因此中臣和忌部都是祭礼的司仪,而这个祭礼是大和民族宗教仪式的原型。当时宗教崇拜和宫廷祭祀融为一体,两大氏族的地位非常高。中臣的影响力极高,其势力从早期开始几乎与王室不相上下。忌部的职责与净化仪式相关,所以在朝廷拥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中臣的壮大而日渐式微。他们虽然失去了在朝廷中的影响力,但是在地方肯定还保留着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每个社群都需要“巫医”。所以,我们会发现各种设在郡县的“斋戒者行会”,比如阿波忌部(Imibe of Awa),其血统可追溯至天日鹫神(Ama-no-hi-washi);出云忌部(Imibe of Idzumo),其血统可追溯至栉明玉神(Kushi-akaru-tama);其他忌部。他们与天照大神一系都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接下来的两个比较重要的神职部落是御供/御伴(Otomo)、久米部(Kumebe)或武士集团,都是军事部落,都宣称其先祖是古代神祇,曾帮助第一位天皇平定疆土。另一个军事集团是物部(Mononobe),又称为武士集团。不难看出这些重要的氏部都是过去与王室一起靠征服日本其他族群获得霸权的部落首领的后代。至于这些被征服的部落的名字,我们无法确定。除了世居民族外,或许还有—或许曾经有—较为原始的部落,其中一些或许和征服者血统相同,他们是较早的定居者,但是不得不降伏于一个更强大的或者武器更先进的族群。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些定居者没有被消灭,而是获准保留了一些领地。编年史中半神话的部分经常提到与“天之常立神”相对的“国之常立神”,很明显这是指那些强大的部落首领。征服的部落认为安抚他们比攻击他们更好。他们继续做位高权重的领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位高权重,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官阶始终没有征服部落的成员高。这也是大和统治者竭力保护圣祖声望的政策的一部分,直到中古时期,畿内和畿外才有了明显的区分,畿外的贵族只被授予“外部”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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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民制的一部分,正如任何一个从结构来看本质上是贵族制的社会应有的那样,是称号或姓氏(Kabene)体系。起初只有族姓,比如中臣和御供/御伴以及诸如麻吕(Maro)的人名。但是在提起一个部落或集团更重要的成员时,逐渐开始使用他们世袭的官衔或朝廷授予的一些荣誉头衔。因此,有了连,字面意为“一个群体的首领”,可与“公爵”对应;有了县主(agata-nushi),即“私有土地的所有者”;有了后来才出现的“史人”(fubito),即抄书吏。随着各部落的不断壮大,不同的分支通过族姓和官衔的结合加以区别,官衔在官职变动或废除之后得以存留。所以,物部的大连(Mononobe no Omuraji)虽然字面可理解为物部的大公(Grand Duke of the Corporation of Arms),但其实是一个姓氏,因为有了这个姓氏,部落里世袭首领的家族才得以与他人区分开来。可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这些称号极受人尊崇,因为它们既代表了血统又代表了官阶。不久之后开始有人伪造血统,主要的伪造者是各郡的名人、地主或公职人员,他们不受朝廷的监督,所以可以更安全地声称拥有高贵的血统,以让自己的权力和土地扩张更加名正言顺。我们在编年史中发现了公元415年的一条王令,这条王令涉及的问题值得在此引述,因为它展示了在统治者眼中维持贵族的特权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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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早的时候,有力的统治在于让臣民知晓自己的位置,有真正的名氏。而现在,上层和下层彼此争斗,百家不得安宁。一些家族偶然丢失了他们真正的名氏,而另一些家族故意声称拥有高贵的血统……大臣、公职人员和各郡的首领都说自己是天皇的后代或者说自己的祖上出身不一般……部落(氏)由单一变得多重,形成了数以万计的真实性引人生疑的称号。因此,让各个部落和称谓的民众自我净化、自我斋戒,并且让他们在众神的见证下把自己的双手放入滚烫的沸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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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之后不久开始有了一个用到沸水的酷刑,那些没有伪造血统的人毫发无伤,而其他人要么经受住了酷刑,要么逃走了。前文提到的“百姓”(hyakushō,字面意义上的“百家姓”)值得注意,虽然后来它逐渐只指农民,但是在早期的日本,和在中国一样,指的是那些有姓氏的家族,也就是那些郡主(造)(miyatsuko)及豪绅。这些人都是自由人,统称为良民(ryōmin)或“良人”,与之相对的是没有家族姓氏的贱民(semmin)或“贱人”。“贱人”包括农业或工业行会/部的成员和奴隶(yakko)。行会的成员并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们靠为统治阶级服务维持生存。不过他们的地位比奴高一些,奴就是奴隶,没有其他。奴隶大多数情况下是战俘。他们数量并不多,因为虽然关于早期的细节记载比较少,但是7世纪的登记簿—该登记簿的编纂有一定的准确性—显示,在其中畿内一个有55户人家的地方,共有899位居住者,其中14人是奴隶。毫无疑问,行会和集团(部和伴)是人口最多的阶层。正如我们了解到的,忌部和久米部非常古老,因为他们作为神官和武士为早期社会提供非常重要的服务。随着社会需求的扩大,更多这样的团体形成,如从事农业劳动的田部(Tanabe)(耕地行会);从事渔业的海部(Amabe);从事纺织的织部(Oribe);绫部(Ayabe),也可以称为“图样行会”;从事陶制的长谷部(Hasebe);从事饲马的宇合部(Umakaibe);从事抄书的史部(Fumibitobe);从事汉文或朝鲜文翻译的筬部(Osabe);说故事的语部(Kataribe),负责在朝廷诵读传奇故事;从事占卜的占部(Urabe);其他有专门职能的部,甚至包括专为王室婴儿服务的各部,有乳母,有嚼饭的人,有浣洗女工。我们可以把这些行会看作与后来罗马帝国的法人团体(corporati)类似的机构,特别是部的成员代代受缚于同一职责。我们还听说,有些情况下,比如饲养马匹的人和饲养鸟的人会被文上印记以防他们逃跑;但是,一个行会及其成员的待遇及地位因其功能有别而各异。从事低贱工作的行会成员境遇比奴隶好不了多少,但是很明显,抄书吏、译者、诵读者和绘画的人都有一些酬劳。因为一些其他原因,别的行会也是很有势力的。比如,因为工作性质和机动性,水手和马车夫很强大,其领导者可以轻易地把他们当作军事力量使用。看山人(mountain wardens)也是如此。不过,从社群整体来看,对其最重要的显然是从事生产的部,其中首要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部。如果没有人力耕种,土地就无法产生财富,所以我们会发现经常有记录提到为耕种王室或豪族成员的地产而成立了部。这些部与武士或神官行会地位不同,因为它们是专用的,是地方的。为了给公主提供收入,通常会以她的名义建立一个“同名”行会。这意味着会给她分配土地,并找一群耕农负责耕种,土地和耕农是郡主自愿或被迫让出来的。各郡的统治者在允恭天皇(Emperor Inkyō)的命令下建立了藤原部,名义上是为了长久地纪念他的妃子、生活在藤原宫的衣通姬。后来没有子嗣的成务天皇在每个郡都建立了三个这样的部,“这样后代就能看到留下的痕迹”。编年史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这种扩展王室领地的方法在5世纪和6世纪很是受用。不过这种方法并不总是让王室受益,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王国的偏远地区,那些王室地产的监管者和耕种者将这些土地占为己用,并逐渐成为自治的首领,有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还声称自己有王室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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