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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民制的一部分，正如任何一个从结构来看本质上是贵族制的社会应有的那样，是称号或姓氏（Kabene）体系。起初只有族姓，比如中臣和御供/御伴以及诸如麻吕（Maro）的人名。但是在提起一个部落或集团更重要的成员时，逐渐开始使用他们世袭的官衔或朝廷授予的一些荣誉头衔。因此，有了连，字面意为“一个群体的首领”，可与“公爵”对应；有了县主（agata-nushi），即“私有土地的所有者”；有了后来才出现的“史人”（fubito），即抄书吏。随着各部落的不断壮大，不同的分支通过族姓和官衔的结合加以区别，官衔在官职变动或废除之后得以存留。所以，物部的大连（Mononobe no Omuraji）虽然字面可理解为物部的大公（Grand Duke of the Corporation of Arms），但其实是一个姓氏，因为有了这个姓氏，部落里世袭首领的家族才得以与他人区分开来。可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这些称号极受人尊崇，因为它们既代表了血统又代表了官阶。不久之后开始有人伪造血统，主要的伪造者是各郡的名人、地主或公职人员，他们不受朝廷的监督，所以可以更安全地声称拥有高贵的血统，以让自己的权力和土地扩张更加名正言顺。我们在编年史中发现了公元415年的一条王令，这条王令涉及的问题值得在此引述，因为它展示了在统治者眼中维持贵族的特权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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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早的时候，有力的统治在于让臣民知晓自己的位置，有真正的名氏。而现在，上层和下层彼此争斗，百家不得安宁。一些家族偶然丢失了他们真正的名氏，而另一些家族故意声称拥有高贵的血统……大臣、公职人员和各郡的首领都说自己是天皇的后代或者说自己的祖上出身不一般……部落（氏）由单一变得多重，形成了数以万计的真实性引人生疑的称号。因此，让各个部落和称谓的民众自我净化、自我斋戒，并且让他们在众神的见证下把自己的双手放入滚烫的沸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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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之后不久开始有了一个用到沸水的酷刑，那些没有伪造血统的人毫发无伤，而其他人要么经受住了酷刑，要么逃走了。前文提到的“百姓”（hyakushō，字面意义上的“百家姓”）值得注意，虽然后来它逐渐只指农民，但是在早期的日本，和在中国一样，指的是那些有姓氏的家族，也就是那些郡主（造）（miyatsuko）及豪绅。这些人都是自由人，统称为良民（ryōmin）或“良人”，与之相对的是没有家族姓氏的贱民（semmin）或“贱人”。“贱人”包括农业或工业行会/部的成员和奴隶（yakko）。行会的成员并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们靠为统治阶级服务维持生存。不过他们的地位比奴高一些，奴就是奴隶，没有其他。奴隶大多数情况下是战俘。他们数量并不多，因为虽然关于早期的细节记载比较少，但是7世纪的登记簿—该登记簿的编纂有一定的准确性—显示，在其中畿内一个有55户人家的地方，共有899位居住者，其中14人是奴隶。毫无疑问，行会和集团（部和伴）是人口最多的阶层。正如我们了解到的，忌部和久米部非常古老，因为他们作为神官和武士为早期社会提供非常重要的服务。随着社会需求的扩大，更多这样的团体形成，如从事农业劳动的田部（Tanabe）（耕地行会）；从事渔业的海部（Amabe）；从事纺织的织部（Oribe）；绫部（Ayabe），也可以称为“图样行会”；从事陶制的长谷部（Hasebe）；从事饲马的宇合部（Umakaibe）；从事抄书的史部（Fumibitobe）；从事汉文或朝鲜文翻译的筬部（Osabe）；说故事的语部（Kataribe），负责在朝廷诵读传奇故事；从事占卜的占部（Urabe）；其他有专门职能的部，甚至包括专为王室婴儿服务的各部，有乳母，有嚼饭的人，有浣洗女工。我们可以把这些行会看作与后来罗马帝国的法人团体（corporati）类似的机构，特别是部的成员代代受缚于同一职责。我们还听说，有些情况下，比如饲养马匹的人和饲养鸟的人会被文上印记以防他们逃跑；但是，一个行会及其成员的待遇及地位因其功能有别而各异。从事低贱工作的行会成员境遇比奴隶好不了多少，但是很明显，抄书吏、译者、诵读者和绘画的人都有一些酬劳。因为一些其他原因，别的行会也是很有势力的。比如，因为工作性质和机动性，水手和马车夫很强大，其领导者可以轻易地把他们当作军事力量使用。看山人（mountain wardens）也是如此。不过，从社群整体来看，对其最重要的显然是从事生产的部，其中首要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部。如果没有人力耕种，土地就无法产生财富，所以我们会发现经常有记录提到为耕种王室或豪族成员的地产而成立了部。这些部与武士或神官行会地位不同，因为它们是专用的，是地方的。为了给公主提供收入，通常会以她的名义建立一个“同名”行会。这意味着会给她分配土地，并找一群耕农负责耕种，土地和耕农是郡主自愿或被迫让出来的。各郡的统治者在允恭天皇（Emperor Inkyō）的命令下建立了藤原部，名义上是为了长久地纪念他的妃子、生活在藤原宫的衣通姬。后来没有子嗣的成务天皇在每个郡都建立了三个这样的部，“这样后代就能看到留下的痕迹”。编年史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这种扩展王室领地的方法在5世纪和6世纪很是受用。不过这种方法并不总是让王室受益，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王国的偏远地区，那些王室地产的监管者和耕种者将这些土地占为己用，并逐渐成为自治的首领，有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还声称自己有王室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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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的联系在很久之前就已开始，不晚于—或许早于—公元前1世纪。因此，大和人中有非常明显的外来群体一点都不奇怪。等到公元1世纪日本西部的部落征服中部并在中部定居的时候，这个国家住满了多个民族的人—这无疑是在不同程度融合的基础上。但是我们可以推断这个时候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统一的混合型社会，尤其是那些拥有氏名的家族—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家族及自由人（free man）。“底层百姓”（base people）—行会的劳动者以及奴隶—的血统大抵是多样的，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让他们无法与处于支配地位的人联结起来，所以会形成界限分明的底层，只有在等级制度瓦解之后，底层才会消失。同样的，阿伊努人和熊袭人这两个东北和西北尚未被征服的部落因为与中央政权相距遥远，所以得以保留他们的族群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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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这个由不同部族组成的人口中融入了一些外来群体，这些外来群体的人数与他们的文化重要性不成比例。差不多可以确定最迟从公元1世纪初开始，不断有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外来移民，来自中国的移民通常是本国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战争难民，他们起初是从中国逃到朝鲜。4世纪初期，朝鲜人开始以村为单位被带到日本，5世纪和6世纪，许多“秦人和汉人”跨海到达日本。他们中的大多数看起来是技艺娴熟的工匠、织工、陶匠、画匠、抄书匠，以及熟悉桑蚕养殖和其他日本较为落后的农务的农民。至于这些人是不是都是中国人，目前还不确定。他们也可能是祖籍为中国、祖先是中国望族的朝鲜人。我们从编年史中得知公元540年生活在日本的秦人有7000余户，如果我们按每户平均15人来算，总人口有10万余人。从7世纪的征税登记来看，这个平均数并未高估。除此之外，还有“汉人”，差不多可以确定他们来自汉朝的属地乐浪郡和带方郡（Taipang），而这两个郡这个时候是朝鲜半岛高句丽王、百济王和“边境各国的人”的猎物，这里“边境各国的人”可能指的是来自中国东北、山东或朝鲜半岛北部的中国人。很难说总人口中外来移民到底占多大比重。他们的领导者都是有声望的人，很多工匠因其技能和知识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并获得了非常好的待遇。他们多半被并入部，依旧处在原有领导者的领导下，而这些领导者也获得了很高的地位。绫部（锦缎制造者行会）是由“汉人”组成的，我们得知行会领导者被授予贵族头衔。当然这些移民中的贵族是抄书匠和会计，这些人在5世纪初日本开始正式采用中国文字时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大和政权中不识字的贵族的尊敬。的确，据当时的一份贵族名册《姓氏录》（Shōjiroku）记载，7世纪末超过1/3的日本贵族称自己是中国人或朝鲜人的后代。在较低的阶层中，外来移民的比例明显没有那么高，但是也确实有外来移民。在尝试探寻日本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应忽略中国和朝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通过这些被同化的外来群体施加的。为了方便而推断在5世纪文字传入之前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不大是错误的。自1世纪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是持续且不断扩大的；并且，如果我们接受日本族群中有明显的中国成分这一假设，那么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来得更早。对中国文字的采用确实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影响了后来日本几乎每项制度的发展，但是早在古坟时代中国文化就已经对日本产生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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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说西伯利亚萨满教的仪式包括剥马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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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29页及以后，关于早期中国文献中对日本的记录的可信度，可参见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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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处原文是发出A的声音，A有两种发音—/ə；或/，所以可以译作“呃”或“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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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面的日期是日本编年史给出的日期；括号中的日期是久米教授根据中国和朝鲜历史事件的相似性推测出的日期。当然这些日期只是推测的日期，最新的研究倾向于把所有日期往后推移10年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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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中国历史记载，266年之后“日本女王”停止朝贡，而朝鲜半岛南部辰韩（Chin-han）和弁韩（Pyon-han）两个王国也分别于286年和290年停止向中国朝贡。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证据，可以证明大和、百济和新罗政权成长、壮大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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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是迄今为止普遍接受的日期，但是一些学者[比如魏德迈（Wedemayer）]认为这个时间是公元378年或公元379年。需要注意的是，没有证据表明公元400年前日本大和政权和中国的各个政权有着直接的官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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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臣最初只是“体格高大的人”，与之最接近的词是“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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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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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三章 本土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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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土的编年史和所引用的中国记载来判断，公元前日本本土的物质文化层次还不是很高。为数不多的日本人成群分布在海岸或河岸边的小块聚居区；流传到我们这一代的关于宫殿的描述表明统治者生活在木制的茅草为顶的房子里，房子的桩、梁和桁条都是用藤条拧成的绳子固定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普通百姓的房舍一定很原始。日本人种植水稻，并从很早的时候开始酿制米酒（sake），3世纪中国的旅行者提到日本本土居民很喜欢喝烈酒。虽然捕鱼和狩猎是非常重要的获取食物的方式，但是日本人在早期就形成了稳定的农业社区，从对须佐之男所犯的罪过的叙述中，我们首先会发现关于他摧毁稻田田埂、使稻田供水线路绕道、种植杂草以及其他恶行的叙述，而这些正是农业社会最憎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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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相信中国编年史编者的话，那我们可以知道日本人到3世纪中期才知道纺和织，才知道种植桑树是为了养蚕。虽然丝绸可能在相对晚的时候才第一次由中国传入日本，但是日本人却从很早就开始穿着由麻织成的衣服，使用桑皮纸。当时的服饰似乎也是精心制作并且有明确区分的，日本人多佩戴珠宝首饰，主要有项链、手镯、束衣扣及其他由玛瑙和水晶等不怎么贵重的宝石制成的其他首饰。当然，新石器时代也已经有了陶器。武器和铁制工具也相当常见，坟墓中也有很多青铜器物，不过日本对青铜的认识源自中国，是在铁器由通古斯人带入日本之后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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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神话时代的物质文化非常匮乏，在日本与中国建立联系之后很快就被中国文化覆盖，但是他们的社会和宗教体系在某些方面均得到高度发展，而这是很多编纂者未予以承认的。本土编年史描绘了一个宗教仪式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尽管最早的宗教可以说是自发的泛神崇拜，但是它绝对有可贵的元素。最早的宗教建立在一个模糊的、没有得到系统阐释的理念的基础上，在这个理念中，宇宙是由无数有意识的部分构成。自然崇拜的主要动机是感谢而不是恐惧，所以不应把它当作基础的、迷信的物神崇拜并予以摒弃。日本人的祖先不但认为神祇是强大的、令人敬畏的和有用的，比如太阳、月亮、暴风雨、烹饪用的锅，他们还认为神祇是亲切友好、和蔼可亲的，比如岩石、河流、树木、花草，而今天日本人生活中表现出的很多和善与豁达都可以追溯到其祖先的那种认知。对诸如此类的物的崇拜都可以从他们对自然中的美的事物的微妙感知中找到对应，而对自然中美的事物的微妙感知正是现代日本人最惹人喜爱的特征之一。毫无疑问，这一特征深植于过去。日本人的神话有很多是粗略的、原始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经常被地震撕裂、被暴风雨和洪水席卷的国家，常见的神话中没有一个神话是讲可恶的地震之神的，就是关于暴风雨之神的神话也主要说的是他和善的方面。这可能是因为对于疲惫不堪的来自朝鲜和中国北部荒芜之地或者荒凉的西伯利亚平原的部落来说，日本宜人的气候、遍地的树木和花丛、肥沃的土壤、丰沛的流水令人欣喜，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而形成了一种种族感知，即普遍的感激。正如阿斯顿（Aston）所说的那样，日本人的宗教是讲爱和感恩而不是讲恐惧的，他们宗教仪式的目的是称颂、感谢，也是安抚、抚慰众位神祇。日本人的神话赋予国土和神祇的名字展示了他们强烈的美感和富饶的环境，比如他们赋予国土的名字有丰苇原中国（Land of Luxuriant Reed Plains）、丰苇原千五百秋瑞穗国（Land of Fresh Rice Ears of a Thousand Autumns），赋予神祇的名字有木花开耶姬（Princess Blossoming-like-the-Flowers-of-the-Trees）和万幡丰秋津师比卖命（Her Augustness Myriad-Looms-Luxuriant-Dragonfly-Island）。甚至到近代，旅行者在人迹罕至的路旁也能看到上面饰有神圣符号的树或岩石，因为其形状异乎寻常，所以被粗略地认为是某种神圣的存在的居所。早期宗教亲切友好的特征大抵如此。早期宗教表达了对生命的多种形态的认识。同时，这种认识又是如此简单，它没有体现思想的深度，也没有体现能够将各个非常易感知到的认知融合或联系起来的能力。早期日本宗教没有对灵魂的确切的界定，更不要说不朽的灵魂，也没有对生和死、肉体和灵魂的清楚区分。尽管人们对众神祇人格化的构想无疑在早期就已形成，但这种构想一定是非常粗略且宽泛的。指代神的词“kami”证明了这一点，因为“kami”的意思是“更高一等的人/物”，并且在早期的神话故事中常用来无差别地指代那些被认为具有出众品质的有生命甚至无生命的物体。所以，天平一端的天照大神是“神”，而在天平另一端的泥、沙甚至害虫也是“神”。日本人的这些神学构想的精神内核十分模糊；并且，尽管学者在探讨古代宗教信仰时应当谨慎，但是我们可以说早期日本宗教缺乏思考性的、哲学的元素。因此，几乎可以确定日本后来的宗教形式之所以能够为人所辨识，是因为中国的思想或者说佛教的思想的影响。阿斯顿说日本神话透露出时人丰富的想象力，但是这种想象力不够强大。所以我们会发现，虽然日本人创造了众多神祇，但是他们的性格特征模糊不清，他们的能力没有明确的界定，他们的居所要么无人知晓，要么和普通人的居所一样极不显眼。事实上，早期日本社会并不存在能够代表各位神祇的神像或图像，后来稍微有了一些，这个事实表明了众神的模糊特质。的确，与其说古代日本的众神是神，倒不如说是日本人祖先的、体现在其崇拜之中的、持久不变的信仰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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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一个如此关心自然力量的宗教的大多数仪式都和生长与衰败有关。生长是好的，衰败是不好的；生命是令人向往的，死亡是令人厌恶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日本有祈祷收获、感恩丰收的仪式，也有用于抵挡或驱除疾病和死亡侵扰的严格的仪式。传统上，大和宗教是一种太阳崇拜，确实如此，因为每个神话的叙述中都有太阳神话的痕迹。不过，尽管太阳崇拜是大和宗教的核心，但是大和人天然地倾向于日渐疏远耀眼且强大的天照大神，倾向于在大众崇拜中以熟悉且易亲近的众位神祇取代天照大神。天照大神是皇族的祖先，“hiko”（日子）和“hime”（日女）分别指代王子和公主，两个字的字面意思都是“太阳的孩子”，古代用来指代皇室血统的术语是“天つ日嗣”（ama-tsu-hi-tsugi），意为“天上的太阳的后代”，而作为皇权标志的镜、玉和剑据说分别代表的是太阳、月亮和闪电。[1]但是天照大神与太阳相关的特征是模糊的，她成为一个具有人格特征的至高神祇，以至于后来人们赋予太阳其他名字并单独崇拜。而天照大神则被视为高天原的统治者，高天原有宫殿，天照大神和众神祇组成的理事会共同掌管高天原。我们在其他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到相似的发展。日本人对名为“大国魂”（Ō-kuni-dama）的土地神的崇拜源于对土地、土壤的崇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直接的崇拜被对人格化的构想的崇拜取代，作为神祇的土地则被供奉在出云大社里的大国主神（Master of the Earth）取代，出云大社的重要性仅次于位于伊势的那些神社。人们可能认为这些早期的精神探索对后来日本人的发展影响不大，但是事实上这些古老的构想或深或浅地潜藏在不同层次的文化中，直到现在都存在并起着作用。甚至现在一些大城市的人们还会在即将动工盖楼的土地上举行“地镇祭”；在新井开凿时，人们会给井户神（spirit of hidden water）供奉酒水和祭品并诵祝祷词。早期的宗教信仰中有很多山神，到现在几乎每个山峰都有一个小的神社。早期的宗教信仰中也有很多河神、雨神、井神、风神，人们崇拜这些神祇的痕迹一直留存到现在。伊势供奉食物神即保食神（Ukemochi-no-kami）的神社距离供奉天照大神的神社不远，保食神源自人们起初对食物的崇拜，因为现在还可以找到食物被神化的痕迹。米神即稻荷神（Inari），它大概和保食神一样，是众神祇中最无处不在的一位，几乎每个町、每个村以及很多私宅和花园中都有供奉稻荷神的神社或神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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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对日本民族宗教神秘背景的简短介绍。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日本民族宗教的体系和仪式。早期各部落彼此独立的时候，祭拜“血统之源”即族神似乎是部落首领的职责。那个时期最高神官和统治者并无区别，中国关于卑弥呼的记载表明了她既是女王又是巫女。不过，宗教职能适当地实现了专门化。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出云国大国主神的神话中讲到大国主神不再处理世俗事务，只处理神务，这是对世俗事务与神务分离的呼应。随着行政事务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统治者逐渐将司祭职能转交给特定的人或家族。8世纪末桓武天皇（Emperor Kwammu）的一道敕令阐明了这一点，这道敕令规定出云的地方贵族国造（kuni no miyatsuko）不能再担任行政职务，因为经验表明他们经常忙于宗教事务而忽视自己的行政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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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文献中找到对日本本土宗教的最早的文字记述，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引用了中国文献对“斋戒者”（又称“运气守护者”）的记述。这些人显然是世袭的斋戒者行会即忌部的前身，他们的职责是确保与宗教仪式相关的所有人和物的洁净。与忌部同样古老的是中臣，中臣是世袭的神官，他们代统治者与神祇沟通并向他传达众神的神谕。占部又称“占卜者”，是第三个世袭的宗教集团。占部的职责是用当时流行的占卜方式处理统治者交给他们的事务，比如当统治者需要解释或者避免某些灾难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找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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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很早就有这些集团，而且每个集团都有专门的、被授予的职责，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他们是和神祇沟通的唯一渠道，也不能认为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只能由他们来完成。神官阶层人数不多，而且几乎每个行政官员都不得不履行一些宗教职责，这是他的职责的一部分，除了需要通过净身、禁食及其他类似的活动实现适度的宗教圣洁外，履行这些宗教职责不需要资历。神官都是（并且依旧是）兼有普通副业和神职的人，但一些极为重要的神社的神官除外。有趣的是，早期日本语中称“政”为“祭り事”（matsurigoto），“祭り事”指的是宗教仪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词的使用主体不是掌权者而是他的臣子，即“政”指的是臣子的行为，这表明参与国家的宗教崇拜活动是他们首要的职能，或许也表明他们的行政管理也是一种崇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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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习早期日本史的学生来说，最难的是区分日本宗教中的哪些元素是最早的时候就有的，哪些是在政治理念的促进甚至催生下新增的，而正是这些政治理念启发编纂者编纂了我们获取信息所依赖的编年史。我们要体谅学生在阅读与受中国思想影响以前的日本神道仪式有关的记述时遇到的这种困难。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即便日本最早期的本土宗教也不是全国统一的，而是包含多种不同的地方信仰，随着部落的合并，这些地方信仰也逐渐融合。大和与出云神祇体系的合并无疑是这种融合的一个重要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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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仪式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注重仪式圣洁。早期日本人把冒犯神灵的行为称为“罪”（tsumi），现在词典对这个词的定义是“罪过”或“罪孽”。他们用“忌”（imi）来形容对这些行为的回避，“忌”是禁忌的意思。我们已经了解到，忌部是专职的“斋戒者”阶层，他们的职责是保持圣洁，以便在不犯罪的情况下亲近神灵。所有罪行中最不能犯的就是不洁之罪，不洁的促因有多个方面，但未必包括其他宗教中的道德过失。他们小心地避免了因泥土而致的人身不洁，为宗教仪式所做的必要的预备是洁净身体、穿上新衣。性交、行经、分娩都会造成仪式不洁，所以必须通过斋戒、洁净和祈祷仪式除去不洁。早期神话中曾提到“分娩棚”，孕妇要离开住宅并住到“分娩棚”里，这样才不会让住宅因分娩而被玷污，我们还听说有“婚礼棚”，出于类似的原因，新人得在“婚礼棚”圆房。疾病、伤口和死亡也是不洁的促因。正如我们了解到的，早期日本人厌恶死亡，更准确地说是厌恶死亡带来的不洁。来自中国汉朝的旅者留意到早期日本人哀悼的时间很短，一个人逝世后他的朋友会来唱歌、跳舞，而他的全部家人则会在葬礼结束后去水中净身。一个人去世后，他死去的房子会变得不洁。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8世纪初之前的日本，在君主死后人们会将都城或者至少将宫殿迁往一个新的地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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