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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净仪用的木杖、纸条和麻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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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还不清楚这种驱邪仪式是何时形成的，但是5世纪早期的记载表明祓是一种公认的对世俗罪行和宗教过犯的惩罚。因此，405年，当马车夫集团的首领将隶属于神社的几位农民为己所用时，这位首领被迫接受净化仪式，尽管他的行为既是世俗罪行又是宗教罪行。469年，一位年轻的贵族诱使一位宫女做了不道德的事，被迫拿出八匹马和八把剑来洗净自己的罪。顽固不化的他扬言即便失去八匹马，这场冒险也是值得的，于是天皇没收了他的所有财产。我们会看到，随着行政体系的不断成熟，世俗罪行和宗教罪行之间有了清晰的区分，祓和与之相关的罚金也仅适用于某些打破寺院法规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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禊是一种净化仪式，是为了驱除与不洁的东西，如土、死亡、疾病接触而致的偶然的污秽。净化仪式可以通过洗礼或者洒水、撒盐达到效果。现今常见的一些仪式有的是这种古老风俗的残留，有的甚至是它的延续。现在每座寺庙或神社的院中都有一个手水舍，参拜者在参拜之前可以在这里洗手、漱口。即便在极为简陋的房屋中，厕所外也会有一个用于洗手的水池和勺子，这里的洗手非常随意，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日本人喜爱热水浴，虽然这是一种出于愉悦和健康保留下来的习惯，但是这种习惯无疑得益于日本人旧时对洁净的信仰。为了洁净，人们会在房屋入口处、水井边或角斗场四至放一小堆盐，葬礼结束后人们也会在地上撒盐。神社的供品中也总是有几小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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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或许也是最有趣的一种洁净仪式是忌或者斋戒。驱邪和净化通过去除不洁获得洁净，而斋戒则是通过避开污染源获得绝对的洁净，因此进行必要的苦行是神官而不是普通百姓的职责，其中首要的就是遵守某些禁律。他们必须远离疾病、死亡和哀悼；他们只能食用某些食物，并且这些食物的准备只能使用“纯净的”火；他们只能穿经过特别净化的衣服；他们必须待在室内，远离喧嚣、歌舞。此外，还必须格外注意保持圣殿、供品和神具的洁净。似乎从很早开始，参拜者必须把个人奉纳投入拜殿前的赛钱箱中，同时行参拜礼，如鞠躬、拍掌、双手合十。奇怪的是，在日本，跪坐和拜俯是常见的社交礼仪，但是人们不常在拜殿前中跪坐，也不会俯身参拜。参拜者似乎很少有个人的、独特的祷词，他们的祷词大多是某些简单的祷文。编纂于10世纪初的一部汇编（a book of Institutes）中列举、记录了很多正式的祷文。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祷文高度准确地保存了古代向神祇祈祷的形式和内容，但很有可能的是，这些祷文的出现最早也不会早于7世纪；而且，当人们开始用文字记录这些祷文的时候，急于赋予这些祷文以文采的抄书匠一定进行了相当多的改动。在笔者看来，这些祷文有太多苦心构思的痕迹，不可能是从一个文字书写尚没有在日本普及的时期经过口传保留下来的原祷文。不过，这些祷文可能含有某些古老的元素，因此值得摘录几段以体现这些祷文的风格和主旨。以下是笔者摘录的由阿斯顿翻译的净化仪式上念诵的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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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从尊贵的神子的宫廷到其疆域最遥远的地方再无未被荡涤的罪孽，愿所有的罪行都被彻底洁净，像风神吐气吹散天上的层云；像早晚的微风吹散清早和夜晚的水汽；像停泊在港湾的巨船抛开船尾的锚驶向辽阔的海洋；像火铸的锋锐的镰刀砍倒、清除远处茂密的枯枝。愿居于从高山一路奔流到低山的湍急水流中的濑织津姬（Seori-tsu-hime）洁净污秽、荡涤罪孽，将这些污秽和罪孽带至广袤的海蚀平原；愿居于各路海潮涨落之河口、海口的速秋津日子神（Haya-akitsu-hime）吞下这些罪孽和污秽；愿居于气吹户的气吹户主神（Ibukido Nushi，即气吹户主）将这些罪孽和污秽吹到底之国；愿居于底之国的速佐须良比卖神（Hayasasura Hime）清除这些罪孽和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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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顿的语言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译文有删节和修饰，这让表达不甚明确的原文更好懂。冗述是祷文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像“汹涌的海潮有众多涨落路径，有众多涨落路径的海潮又有众多入海口”。从日语祷文的一些字词的读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韵律，如Aro-shio no shio no yaoji no yashioji no shio no yao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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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仪式的文学价值不大，但其中也有生动、有趣的片段，比如下面这段祈祷丰收的祷文中向天照大神禀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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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谦卑地禀告居于伊势的天照大御神，因为大御神将高天原之下、苇原中国之内的地方，将她目光所及的地方，将蓝色云朵消散、白色云朵停歇的地方赐给了他[5]；在蔚蓝大海上，船首要极尽可能地航行，它的桅杆和桨都不能变干；在陆地上，驮着用绳子捆紧的行李的马匹要极尽可能地远行，行走在由长路的尽头延伸而去的岩石堆和树丛中，不断扩宽狭窄的区域，不停地踏平陡峭的地方，用一条条绳子组成网络加以覆盖，将遥远的地区联系起来[6]。这样一来，天照大御神的所居之所才会堆满像山一样的初果，剩余的供人安静地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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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这段摘自皇宫的祝词，是统治者在接到上天授权的时候要念诵的，而这段祝词是要在祷文之后念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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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继承天照大御神之权、统治苇原中国的神孙，我已经用忌部的圣斧砍下了长在隐蔽的大峡谷和小山谷中的树木，并用这些树的树冠和树根祭奠了山神，树干被拿来用神圣的鹤嘴锄打造成了圣柱，建造了一座美丽的宫殿，以供神孙居于其中，遮挡蓝天与白日。因此，我向您念诵这些美好的、奇妙的、吉祥的、平静的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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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权的标志有一段不寻常的历史。无论后来人们赋予镜、剑和玉什么样的象征特征，这三件器物的重要性都明显可以追溯到日本受亚洲大陆金属文化影响的一个时期，当时日本部落首领佩戴青铜武器和贵重的饰品以显示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他们的墓葬中无一例外都有铜剑、铜镜和玉（勾玉），因为它们是一个人一生所能拥有的最贵重的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器物逐渐变成象征王权的三件圣物，并被供奉在日本最神圣之地。日本的政治学者提出了一些国家理论，认为这些器物代表日本体制神秘或者至少无人理解的特质。甚至有一位学者声称它们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体现，在他的推断中，剑化解了镜和玉之间的矛盾，不过他并没有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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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到1928年还在进行的传统的登基大典中仍有很多旧礼。天皇步入一个设有王座的礼厅，与众神一起享用精心准备的圣洁的晚餐，然后他会在当晚到另一个邻近的、布置相同的礼厅，重复圣餐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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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须补充说明，读者应该知道早期日本社会认定的罪行不止前文提到的那些，而且早期日本社会也很看重除仪式圣洁之外的其他美德。汉代历史学家很欣赏地提到日本女性的贞洁和温顺，还提到日本社会没有偷盗，有严苛的法律和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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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先祖崇拜。一些学者反驳我的说法，认为先祖崇拜不是从中国传入的一种信仰。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撑，但是或许值得注意的是，《万叶集》中很少提到先祖崇拜，而从我们对早期葬礼习俗的了解可知日本人厌恶死亡和污秽，这似乎与崇拜已逝之人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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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里“他”可以理解为是她的子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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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里译文要表达的意思是水手不停地航行，旅者不停地行走，即百姓只有勤奋努力，天照大御神才会赐下丰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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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四章 中国文化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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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文字的传入影响了日本的发展，但是其影响经过很长的潜伏期之后才得以清晰显现。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正式使用中国文字两个世纪之后日本才出现了第一本有记录的日语书。[1]日本于公元五六世纪开始使用文字，主要是为了记账和登记，该文字偶尔会用于写给外国朝廷的信件中。日本在这些文字使用中保留了来自中国或朝鲜的抄书吏的特殊职能。据本土编年史记载，这些抄书吏于405年“第一次”被派驻到各郡，但是这个时间不是很可信。尽管我们听闻在公元纪年初日本统治者派送信件给中国朝廷，但是留存至今的最早期的信件是大和政权于478年给中国朝廷的一封表文。到682年日本开始编纂《古事记》的时候，使用的还是吟诵者，所以那个时候日本不可能存在相当规模的文字记录机构。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在6世纪以前文字使用是日本一小批政府抄书吏的特权，不过我们应当对书写和阅读加以区分。鉴于一些此处无法给予更详细解释的原因，学会读懂一篇汉语文章要比学会写一篇汉语文章更容易。因此，极有可能的是，有一批日本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可以阅读汉语书籍的篇章，却不能自己写文章，甚至不能用毛笔描摹多个中国文字。在外国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对被带入日本的中国经典著作的内容逐渐有了一些了解，被引入的经典著作首先是《论语》，其次是《诗经》《尚书》《礼仪》《周易》《春秋》。阻碍文字在日本迅速普及的主要障碍纯粹是人们难以用单音节的汉字字符来指代像日语这样多音节的、黏着的语言单词，而汉语和日语发音的不同则放大了这种技术性困难。在历经几个世纪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之前，日本人要想充分利用中国文字就必须学习汉语—在词汇、句法和语法上与日语大相径庭。需要注意的是，6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与中国是没有直接往来的，所以只能依赖朝鲜的传授。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全部精力都在朝鲜，而这无疑也影响了文字的普及。日本的政权专注于征服计划，文学带来的物质所得远不及战争，贵族或许认为既然能够雇用专人为其服务，那他们就没必要费时费力地去学习汉字读写。只要人们把文字书写看作同编织或绘画差不多的技艺，看作一种机械的技能，文字书写就只是抄书吏的任务。直到统治阶级把文字书写当作新宗教或新政治哲学的一种媒介，它才变得至关重要。在日本，人们寻找儒家教义来源的愿望是一个重要的动机，但是促使人们学习的最强烈、最普遍的动机或许是佛教的情感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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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了解日本是如何、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了中国文明，我们未必需要对5世纪和6世纪日本和朝鲜的往来进行细致的研究，但是需要了解其主要特征。我们已经了解到，5世纪初日本对百济是友好的，但与新罗可以说是敌对的。当时日本在政策上通过支持朝鲜半岛上三个敌对王国中的一个，利用它对抗其他两国进而扩大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整个5世纪，日本持续不断地进攻新罗，有时候还会投入大量武力。日本天皇在478年送给中国北魏皇帝的表文中，称自己是日本、百济、新罗及其他朝鲜半岛王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Supreme Director of Military Affairs），所以即使考虑到表文用语有吹嘘的成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日本人凭借其军事技能对朝鲜有着重要的影响。6世纪初，境况发生了变化。百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相比于新罗更富有，并且不那么活跃，或者至少可以说它更倾向于安宁。新罗人和日本人一样好战，他们和日本人在种族上近似，但没有像百济人那样屈服于日本人，定期向日本纳贡以换得军事援助。516年，朝鲜人将日本一支强大的舰队驱离朝鲜南部海岸。527年，日本人面临失去位于朝鲜的据点的风险，该据点位于新罗和百济之间的飞地。日本人匆忙组建了一支远征军，但是被西日本一个可能被新罗贿赂的强大的郡首拦截，多年之后他们才再次开始远征。同时，随着北方高句丽和西南方新罗实力的增强，百济的处境越来越糟糕，更加依赖日本的帮助。百济国王年复一年地恳请大和政权派遣军队，每次恳请的时候都会附送珍贵的礼物。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因为尽管日本援军不顾一切地抵抗，新罗和高句丽还是联合打败了百济。562年，新罗侵夺了日本的属地任那。日本时不时地尝试夺回属地，但是到7世纪初新罗已经成为朝鲜半岛最强大的力量，日本无可奈何，不过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总会时不时地尝试重建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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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于404年和405年先后将阿知吉和王仁派去日本，552年[2]又送了一幅佛像和多卷佛经，554年送去了一批通晓中国经典、医药、占卜、历法和音乐的人，同时送去的还有一些佛教僧侣。需要说明的是，百济在374年就任命了中国教员并正式引用了中国文字，而佛教似乎是在十年后即384年才传入百济的。佛教无疑是在4世纪传入新罗的，但是发兴王金原宗（Pep-Heung）在位时期（514～539）才正式从高句丽引入佛教。因此，我们可以想到日本最初只从朝鲜获得了少量的佛教知识。而中国的境况也不利于宗教稳定输出，因为从汉朝衰落到隋朝兴起中国北方几乎一直处于混乱和分裂之中。在这段较长的时间内，佛教的时运时好时坏，不过6世纪前半期梁武帝（502～537年在位[3]）和北魏孝明帝（516～528年在位）的母后都是佛教的拥护者。随着朝代更迭的结束，中国王朝和朝鲜半岛各王国之间的往来更加稳定，佛教普及的前景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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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史中多处提及佛教在日本的发展。百济国王在给日本天皇的一封信中推荐引入这种新宗教，他说虽然佛教教义难懂且难释，但是它是最好的，能够满足人的所有欲望，他还随信附上了佛祖的图像。日本天皇无法就这种新宗教的优劣做出决定，于是把这个难题交给了他的大臣，接着宫内强大的派别之间产生了分歧。其中一派是世代为神官的中臣氏和身为首要军事氏族、负责保卫皇宫的物部氏。司祭职能和军事职能合在一起让这两大氏族形成了强大的联盟，而他们的联合也证明了作为他们共同对手的苏我氏的强大。虽然苏我氏自称是古老豪族的后代，但是他们直到这个时期才成名，其时运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的职责，即管理皇家资产。536年，苏我稻目（Soga Iname）被任命为大臣（Ō-omi），大臣是各氏族首领之首，其权力与大英帝国的首相大致相当。苏我稻目将女儿嫁入皇室，尽可能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阻碍其氏族发展的最大障碍显然是其他庞大的氏族，这些庞大氏族的权力大多源自他们与日本国教的联结。因此，在苏我稻目被问到这个难题的时候，他选择支持佛教，而中臣氏和物部氏则反对引入佛教，他们认为崇拜外藩神祇会招来自日本建国以来人们崇拜的本国神祇的怒火。因此，天皇把佛像给了苏我稻目，而苏我稻目将佛像安置在自己的家中。新宗教的命运一时间悬而未决，因为中臣氏和物部氏认为随后发生的短暂的瘟疫正是本国神祇的怒火所致。天皇觉得他们的看法可能是对的，随后佛像被扔到难波的运河中。572年即位的敏达（Bidatsu）天皇不信佛教，但是热衷于中国经典，侍于君侧的苏我稻目和物部氏之间依旧是敌对关系，所以新宗教的前景仍不乐观。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去推测除政治动机外苏我稻目会有什么推动佛教的动机。所以，我们发现苏我稻目在佛像被扔之后不久建议百济的使臣，要想使国家昌盛就崇拜“创世者”即大国主神，出云神话的创世之神（该神祇或许有朝鲜血统）。敏达天皇在位期间的大臣是苏我稻目的儿子苏我马子（Soga no Umako），他追随父亲，也是佛教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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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最初的发展有一个令人称奇的故事。旁人看到苏我马子条理分明的举措或许会以为他在一开始就下定决心把佛教当作一个已经引入文学和风水等先进文明的新国家应有的特征。为了真正地引入佛教，他需要佛教讲经者和修行者、佛像、舍利子与容纳这些人和物的佛寺。然后，他开始设法获取这些人和物。他得到了佛像和圣物，接着派人四处寻找佛教修行者，后来只找到了一位已经还俗的定居在日本的朝鲜僧人。苏我马子下令让他恢复僧侣身份并允许他接纳三位出家的幼女，其中一位幼女11岁，他教这三位僧尼如何禁食和祭拜。苏我马子在其居所旁边建造佛寺、供奉佛像；他还建了一座宝塔盛放舍利子，他本人连同其他少数几个人一起信奉佛教。《日本书纪》称“佛教由此发端”。当然佛教的发端不可能这样清楚明确，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得到了一个有权势的政客的支持，佛教从这个时候即575年开始有了一个稳定的立足之地。不过一些大陆来的难民和移民肯定在此之前就将一些佛教知识带到了日本。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马子之外，日本最早一批记录在案的佛教徒几乎都有外来血统。那三位僧尼都有朝鲜或中国血统，其中一位是司马达等（Shiba Tattō）的女儿，也是苏我马子在宗教事务上的主要辅助者。“Shiba”是中国有名的姓氏“Su-ma”（司马）的日化。577年，从百济来的多位僧侣及苦行者、佛寺建造者和佛像制作者来到日本，带来了佛教典籍；579年，新罗也送来一尊佛像。所以，这些迹象都表明佛教的地位在日本得以稳固确立。但是它还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因为在上述事件发生后不久一场瘟疫暴发，反对苏我氏的豪族利用这场灾难劝说天皇禁止这种新的宗教。天皇同意了，然后物部氏和中臣氏兴冲冲地摧毁了苏我马子的佛寺，剥去了可怜的小僧尼的僧衣，在市集上当众鞭笞。不过苏我马子获得天皇准许，私下礼佛，他把小僧尼带回家中照看并修建了一座新佛寺供她们诵经。据编年史所述（简短且真实性有限），这就是佛教三宝—佛祖（Buddha）、达摩（Dharma）、僧伽（sangha）即佛祖、佛经、僧侣进入日本的过程。事实上，有些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种讲究慈悲行善的宗教被引入日本是因为一位处于困境之中恳求军队援助的君王的推荐，被接纳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宿敌的忌恨、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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