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15180 第六条反对阿谀奉承和谄诈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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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82 第七条反对为官者以提携换取支持，并且明示要任官以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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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84 第八条告诫为官者要勤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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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86 第九条告诫上下级之间要彼此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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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88 第十条反对发怒。如果我们与他人意见不一致，那么“我必非圣，彼必非愚”。（我们未必一定是睿智的，他人也未必就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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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90 第十一条告诫身居上位的为官者赏功罚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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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92 第十二条说：“国司，国造，勿敛百姓。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士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与公，赋敛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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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94 第十三条告诫为官者不要玩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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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96 第十四条告诫为官者不要嫉妒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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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198 第十五条重述了第一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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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00 第十六条教导上位者役使百姓时要避开农桑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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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02 第十七条告诫为官者有要事要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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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04 乍一看这些规范只是难以实现的不甚明确的训诫，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据我们所知）这些训诫是在一个没有成熟的治国理论、没有指令为官者的机构、除本国宗教仪式性的禁忌和某些固定的行为规范外没有其他道德规范的体制内出现的。因此，这一套道德规范的形成是变革性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宗教和中国哲学传入之后日本理论领域的初果，因为“十七条法令”是由佛教教义和儒家文化结合而成。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针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训诫实质上是一种新的国家观，因为这些训诫要求下位者顺从上位者，同样也规定了上位者的职责；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训诫清楚地阐释了中央集权国家的概念，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中统治者拥有至高的权力并通过为官者来行使这种权力。“率士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这句话耐人寻味，只有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状况才能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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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06 圣德太子颁布“十七条法令”的时候，日本还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皇族居首的松散的氏族集团。氏族根据血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皇族，皇族成员自称是天照大神的后代；第二类是圣族，他们的祖先有的是随神武天皇来到地上的高天原神祇，有的是苇原中国的神祇，我们可以将后者理解为神武天皇降世前大和就有的地方统治者；第三类是外来氏族，他们是不同时期从朝鲜和中国来的移民。皇族由多个氏族组成，既包括处于统治地位的皇室又包括豪族，豪族的首领是臣，地位最高的臣是大臣，大臣是众臣的首领和代表。地位仅次于臣的是各氏族的首领即连，众连也有一个类似于大臣的首领—大连。各氏族承认皇室的至高无上，但是至高无上的君主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每个氏族有不同的分支，每个分支都有一个管理者掌管该分支的百姓和财产，能够支配该管理者的只有氏族首领、大臣或大连，具体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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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08 因此，日本国由处于不稳定平衡中的各氏族组成。维持这种平衡靠的是威望而不是皇室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氏族自然会为获得权力而牺牲另一个氏族。自有确切记载的时代以来，在长达几个世纪里，日本的政治史都是由一系列豪族争夺支配权的事件构成的，这些豪族要么控制皇室，要么推翻皇室。在这种支配权的争夺中皇室有一些优势。第一个优势是作为天照大神的后裔和继承者，天皇作为高阶神官崇拜天照大神时，既代表前文所述的强大的皇族又代表其他氏族，因为对所有人来说天照大神是最高神。目前还很难说清楚皇室在多大程度上有意推动了将天照大神当作最高神的宗教信仰（即神道教）。有人认为丰受大神作为古老的全民之神更应该被视为最高神，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理由；尽管如此，从早期开始天照大神的崇拜地就从宫中转移到了位于伊势的由皇女侍奉的神宫，天照大神也由皇室的氏神变成了全民之神。6世纪，神道教被正式确立为国教，在这之后神道教的发展既是宗教性的又是政治性的。第二个优势是天皇代表众氏族与外国尤其是朝鲜半岛的敌对王国发生联系，因为这些联系牵涉战争，所以对那些派到海外的战斗力量，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各氏族拥有绝对的自治权，因此只有以军事远征为目的，皇室才能够向各氏族征收赋税。第三个优势是天皇是不同氏族之间、同一氏族不同成员之间的仲裁人，在诸如继承权的事宜上做出裁决。我们会看到这些优势所凭借的不是出众的实力而是威望和习惯。就当时的状况而言，统治是建立在氏族认可基础之上的，如果强大的氏族感觉自己的利益面临威胁或者自己的首领有足够的野心挑战皇室的权威，那么该氏族就会收回其认可。历史上有多个记录在册的大臣夺位事例，之所以一般由大臣发起，是因为他们是皇室的近亲，因此就有了《日本书纪》所载的498年“大臣平群真鸟（Heguri no Matori no Omi）篡夺政权，试图统治日本国”，在敌对豪族大连大伴金村（Muraji Ōtomo no Kanamura）的军事援助下，圣德太子击败了平群真鸟。这个典型的事例表明，不管天皇在理论上是多么至高无上、不可侵犯，实际上他都要依靠一个豪族或其他豪族的支持。推翻甚至杀害天皇及天皇继承人在现在看来是很普通的事情，可以说皇室的存续凭借的不是自己的实力而是一个事实，即一个豪族夺权之后，其所有敌对豪族不会有所损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一个豪族获得了实质上的最高权力的时候，他们的权宜之计也是控制而不是推翻皇室，他们会将女儿送嫁于亲王以巩固自己的影响力。这确实是近代之前日本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实质上的统治权旁落之后，只剩下外在形式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依旧可以存续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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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10 第一个确立这种统治的是苏我氏，不过在苏我氏之前也有一些氏族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这种形式的统治，比如前文提到的大伴氏。然而，矛盾的是，苏我氏的崛起反而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稳定的、影响广泛的中央政权的发展，取代了一直存留到7世纪的实际上由自治的各氏族组成的松散集团。像苏我氏这样的实际统治者不满足于通过一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行使没有实际意义的权力，他们想要王权所能带来的切实好处，想要财富以及让所有人顺从他们意志的权力。苏我氏的首领要想实现这些就必须通过剥夺其他氏族的自治权、对氏族土地产出的享用权和对氏族成员的支配权，因为氏族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除了一些豪族首领的属地外，日本有人定居的地区都由或大或小的地主把持着。一些地主的姓氏流传下来。这些人统称“国造”，即地方统治者，分为大国造、县主、稻置（Inagi）以及其他几类[7]，他们共同组成一个小的地方性的上层社会。他们之下有奴隶，之上有连、臣和豪族成员。他们当中有些人充其量只是小农，有些人则是拥有相当多土地和人口的地方乡绅，还有一些人是豪族的分支或者与豪族有附属关系，豪族可以支配这些人，但前提是他们之间不要距离太远。我们从前文中提到的国造磐井（Iwai）的事例中可以得知这些地方统治者的实力。527年，磐井占据着九州岛的大片土地，并且挡住了远征朝鲜的一支6万人的皇室军队的去路。一年多以后中央政权克服极大的困难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制服了他。当然，磐井的事例只是个案，但是当时日本全国的状况大抵如此。中央政权不断地尝试推动这样一个理念，即地方权贵作为皇室的代理者甚至皇室的官员来执掌并统治地方。我们了解到早在534年就有大臣在讲话时引述中国的一则信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尽管这则讲话可能是杜撰的，这则信条也肯定不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日本的，但是这一理念不断成熟，皇室也会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时机践行这一理念。中国文化的传播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这一理念的成熟，或许这是文字传入的影响第一次有如此重要、具体的体现。文字不仅让记账和登记成为可能，而且让思想有了确定的形态。日语辞典中没有词语可以形容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的机构和行为，事实证明，尽管大臣和大连是氏族的首领，但是随着行政体系逐渐成形，他们也变成了执掌国家最重要机构的人，继续被称作大臣和大连。虽然等级变成了官职，但是官职名和表示等级的姓（即大臣和大连）之间并无区分。其他高阶官员统称大夫（taifu），“大夫”是一个中国术语，仅有“伟大的男人”这一个意思。《后汉书》提到一位公元57年从日本南部来到中国朝廷的使臣，他自称大夫（daibu）。鉴于那个时期的日语使用方式，即便这则记载的年代有误，也可以确定从早期开始日本官僚等级的命名法和理念都得益于中国的影响，而文字更是加速了官僚等级制度和命名法的发展。人们可能低估了语言作为影响政治理念发展的要素的重要性。在一个高度完善的政府体制中，语言的局限性会阻碍问题的妥善处理，因为人们在单纯地试图描述事态的时候会歪曲事实；不过，因为日本在早期就建立了行政组织，所以一份书面文件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能够成功地以官僚制度替代部落制度，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中国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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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12 人们不必认为是“十七条法令”的颁布带来了政府体制实质的显著变化，因为这些法令只是阐述了他想要在苏我氏的帮助下实施的规范。在他颁布法令的时候，日本的实际情况几乎和他所描述的理想情况截然不同。当时日本的所有臣民没有表示完全服从天皇，一众官员也不是按照才能选拔的，统治阶层也没有以身作则遵守儒家的行为规范，贵族和乡绅自然也不认为他们所辖之地的税收和劳动力是属于皇室的。当时全国的百姓也并不看重佛教三宝。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大人物坚持崇拜祖神，而小人物则崇拜家喻户晓的神祇。值得注意的是，圣德太子虽然没有批评本土的信仰，但是也没有在法令中提及它们。本土的信仰无需他的支持，而他即便想也不敢去批评本土的信仰。事实上，60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人们要持续不断地崇拜天上和地上的众神祇，该法令中提到自然界的神祇时很是恭敬，圣德太子本人也一定知晓这一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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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14 不过，多种因素同时发力为变革打好了基础。这些因素包含：单纯的时间的流逝，因为氏族体制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对团结的渴求，因为想要在朝鲜夺得领土和珠宝；文化的逐渐普及；新理念的酝酿，这些理念体现在儒家文化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中，体现在佛教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尽管佛教和儒家文化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对不拘一格的人来说，它们又是可以共存的。因此，圣德太子的训诫面对的不是一群完全不愿意接受的受众，鉴于他的训诫并没有明示，只是含蓄地预示着变革，所以也没有招致公开的反对，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继续渐进地实施他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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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16 为了巩固天皇的权力，第一要紧的是增加皇室的财富，增加物力、人力和土地。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欲望都是在不触及他人对财富的渴求的前提下获得财富。当时皇室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朝贡。“朝贡”一词经常用来形容朝鲜半岛各王国提供的各种物品，带点儿民族自豪的意味，但是朝鲜半岛各王国带来这些物品是为了换取日本提供的物品和服务，也许这就是对外贸易的开端，皇室通过这种贸易获利，不过为首的各氏族也获得了重要的份额。另一个财富来源是与大陆的往来，日本皇室经常雇用一些集团和由学者、匠人、手工艺人甚至奴隶组成的其他移民群体，因此对他们的产出或他们的劳动拥有所有权。他们创造的这种财物的积累过程因其价值稀缺而变得尤为重要，因为这种积累让皇室控制了诸如书籍、绘画、建筑、细纹丝帛、珍贵的金属和装饰品等物品的供应，而这些物品是一个发展中的文化最需要的。为了增加他们的地产，皇室采取了各种可能的策略，尽管他们遇到了来自其他渴望占有土地的氏族的激烈竞争，但是他们在某些方面依然处于优势地位。其一，皇室在各豪族中居首位，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他们有权解决氏族之间或氏族分支之间的争端，这意味着他们有时会贬低甚至镇压一个没有抵抗能力或者没能得到庇护、无法抗拒皇室命令的氏族或氏族分支。这种情况下，天皇会没收获罪氏族或氏族分支的部分或全部资产，归自己或皇室所有，这些资产包括土地和奴隶；如果该氏族或氏族分支的全部成员没被处死，就会被贬为奴隶。其二，一个氏族如有继承纠纷，尤其是无人继承的时候，天皇会指任一个氏族首领，这个被指任的人极有可能是皇室的后裔。其三，创造新的氏族或集团、给他们分配地产和劳动力或许是增加皇室领地的最有效的手段。这是依靠古代日本最奇特、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机构—御名代部（minashiro）或御子代部（mikoshiro）来实现的，名代部或子代部虽然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但是值得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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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18 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的地产概念也发展得非常缓慢。在一个几乎只有农业社群的地方，没有劳动力耕耘的土地算不上财富，因此我们发现土地的获得几乎总是和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群体的形成紧紧联系在一起。反过来，对一个主要从事工业如做珠宝、做镜子、铸剑的集团（部或伴）来说，为了给专门的工匠提供食物，土地也是其形成所不可或缺的。事实上这样的集团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是人为创建的，却是在世袭的基础上延续的。因此，我们需要理解诸如陶部（Hashibe[8]）或舍人部（Toneribe）之类的集团名表示的并不是所有部民的职业，而是这个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为氏族或它所属的其他机构提供服务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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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20 自然名代部或子代部的形成仅仅是增加皇室收入的一个便宜手段，没有相应的开支。因此，当清宁天皇［其御名为白发（Shiraga）］“苦于无子”的时候，他在地方建立了由弓箭手、膳夫和侍者组成的部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称为“白发部”，白发部为皇室所用，不仅为皇室提供服务，而且提供必要的劳动力维持皇室的运转。此外，还有“子代部”。雄略（Yūryaku）天皇为纪念安康天皇（其本命为“穴穂”）建立穴穂部（Anaho-be）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通过建立一个“名代部”征收地方税为皇室筹集资金。以家族传统的名义征税耐人寻味地说明了家族观念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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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22 [1] 日本早期的文字。第63页中给出的《古事记》的编纂时间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准确的，因为天武天皇是在682年下令编纂《日本书纪》的，这无疑为《古事记》奠定了基础。或许我夸大了公元700年文字记载的稀缺性和文化发展的缓慢程度。毫无疑问，佛教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7世纪文字的使用，当时人们满怀热情地抄写佛经；或者日本的历史记载比我们以为的要多，但是除了我们知道的公元403年真实性存疑的地方记载之外，公元700年前出现的重要著作非常少，这其中有圣德太子的“十七条法令”（604年）、约于同一时期出现的一些佛经注解以及于666年颁布的《近江令》。这些连同一些简短的公文以及刻在石头和青铜器上的碑文是目前已知的7世纪的所有文字记录。除了这些，早期日本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公元700年后出现的，比如《古事记》（712年）、《日本书纪》（720年）、地名索引《风土记》（Fudoki）、《风土记》中（大概是）最早的《播磨国风土记》（？708年）、《天武令》（Semmyo）［收录在《续日本纪》（Shoku Nihongi，794年）中，不过《续日本纪》第一卷大概是在公元700年编纂］、名为《祝词》（Norito）的神道祷告文［该《祝词》第一次收录在《延喜式》（Engi-kyaku-shiki）中，其收录形式最早勉强可追溯到公元700年］。通过对编年史中提到的教育的研究，我们可以对文化发展中令人不解的延迟现象有所了解。在大化改新（Taika Reform）前，日本有供年轻贵族学习的私学，但是在大学建立之前没有大范围讲授，大学是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建立的政府机构体系的一部分。647年，天皇任命一位朝鲜僧侣为大学校长，随后几十年虽然有几十位学生在读，但是大学显然没有发展起来，因为我们从关于藤原氏的年代史中得知天武天皇在位的时候（672年）日本内部冲突不断，“百族”忙于政事，不喜学习，讲习室空空如也。直到大宝（Taiho）时期即公元700年以后，大学才得到适度发展，老师和学生的待遇逐渐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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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24 [2] 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时间应当是5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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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26 [3] 原文此处有误，梁武帝在位时间应为502～549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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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5228 [4] “厩户”（Umayado）意为“马厩”，据传厩户亲王诞生在马厩中。尽管编纂者钟爱记载诸如此类的事件，但是编年史中并没有可以佐证这一点的内容。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这个传说是厩户亲王死后基督耶稣降生的故事传到日本的时候人们杜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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